混混兒，雅皮士，反叛者——另類的學徒工運動

核心提示

德國70年代的青年，和老闆是這樣玩的……

編者按：

本文翻譯自德文，描述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一個德國工人故事，他是一名職校學生，在工廠里做學徒。他自認為是混混兒，雅皮士，但他也能認識自己的生存處境，和其他的學徒工和工人一樣，被老闆剝削，對一些社會問題不滿，因此，他不只是為自己而反叛，同樣為別人的事情打抱不平……

混混兒，雅皮士

這是一個小城市，被幾個小村莊環繞著，在這裡，我們一起消磨著時光。

我們都是學徒工，十多個人，分散在不同的學年，很多人在同一家工廠，還有一些人則是我們在工廠時認識的。

我們與工廠附近的高中生、其他工廠的反叛者保持著聯繫；我們在工廠里，或者晚上去鎮上碰頭；我們經常商量在廠里和學校里遇到的一些麻煩，以及怎麼應對。

搭公共車到工廠時，離上班一般還有半個小時，我們大多就在食堂碰頭，把收音機放在桌上，一起吸點大麻或者喝瓶啤酒。

那段日子裡，我們也會在常規休息時間之外，比如11點和14點這樣干，日復一日。

我們的行頭是非常重要的：長頭髮，不修邊幅，消極怠工。

這都是為了和讓我們干所有事、背黑鍋唱反調。

反叛的學徒工

我們反對工廠里的等級制度，違抗命令。比方說，我們知道學徒培訓計劃里我們必須要乾的事情，我們便拒絕干學徒工以外的活。

我們在食堂坐著不去幹活時，有人來問我們為什麼脫崗，我們就回答說，我們不幹學徒工以外的活。

有時候，脫崗的人很多，搞的相應科室都很反感我們。

我們最不想乾的是整理檔案，或者待在一個死氣沉沉的部門，比方說財務處，還好我們沒有干這些。老道的學徒工都會逃避在車間干銼工，拋光，以及其他輔助類的活。

而且，我們都想用工作時間來完成學校布置的家庭作業，但我們到底有沒有寫作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時候我們脫崗，師傅們反倒很高興。因為我們總是在很多事情上找麻煩，「為什麼我們必須干這個？」「憑什麼財務處就那麼重要？」

矛盾和鬥爭

我們沒有專門和廠里的老員工進行緊密的聯繫，雖然廠里各個年齡段的人對我們還算友善。許多年輕人和婦女在流水線上工作，平常跟他們的關係相處還不錯。

當時，女工的工資比男工要低，我們便要求改善女工低薪的狀況，為此，女工們那會還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罷工。

廠里的另一個矛盾點是電鍍，工人們反對損害健康的工作環境。即使患病率在不斷攀升，廠里也堅持讓工人繼續幹活。為此，我們團結一致，統一行動，聯合那些有矛盾的部門，拜訪同事，收集信息。

當然，我們也承受很大的壓力，警告，威脅什麼的，甚至直接告訴家長。

我那會15歲，才剛開始當學徒，學徒們大一點的也才19歲。那會21歲才算成年，我們都還要住在家裡。我跟父母特別能吵，甚至我跟我爸吵得誰也不理誰了。

我們這些學徒工，都有勇氣，敢於反抗，互相依靠，互相信任，我們在一起工作，一起玩耍。我們經常討論政治，在學校里分享信息、以及其他工廠發生的事。

我們感覺我們無所不能！

參與各種事件，不亦樂乎！

那時，學徒工的處境是一個公眾話題，我們經常能看到關於學徒工和住房問題的傳單。

這些傳單，有些是從柏林傳來的，有一段時間，我們便自稱是「流浪的反叛者-巴特薩爾茨代特富特分部」。

也有從各種地方轉到我們手裡的，有時候我們也能拿到《我想要一切》（Wir Wollen Alles）。我們跟漢諾威的學生也有聯繫，我們還去漢諾威參加過反對車票提價的示威。

這件事和「圖片報」有關，後來，我們覺著圖片報擅長挑唆和謊言，就決定要制裁他。有時候，我們早早的來到食堂，在圖片報開賣之前，把它們全部偷走。

那時，漢諾威的哈諾馬克機械廠經常發生罷工，我們就和廠子外面的人一起去那參加。

1969年，機械廠的工人針對車票提價進行了罷工，還走出廠門遊行示威。1971年，車票又要漲價，引來激烈的遊行示威，我們還和警察對峙。

1973年，我快要出師了，罷工仍舊很厲害。

多年以來，我們在討論中成長，巴黎五月風暴，美國的雅皮士運動等，對我們也是重要的經驗。

逐漸的，我們已經看不上漫無目的的抗爭活動了，在參與各種事件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沒有工人階級參與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學徒旅行

在我當學徒的第三年，為期一周的學徒旅行讓矛盾變得尖銳起來。

所謂的旅行，就是公司組織學徒們一起去其他地方，一邊旅行，一邊參加活動和工作坊（培訓學習）。但事實上，老闆搞這些不過是為了提高學徒的紀律。

學徒旅行有固定的項目，學生要接受檢查，22點熄燈睡覺等等，我們不但不接受這些，還想自己支配那一周。

我們當時在哈茲，那裡緊挨東德邊境線，是東德政治宣傳的前哨。我們圍著篝火坐在一起，彈著吉他，高唱抗議歌曲。我們不和誰爭吵，只是逃避學校規定的項目，去游泳，買啤酒，吸大麻，圍在一起彈吉他唱「壞」的歌，以及集體討論越南戰爭和智利問題。

終於，師傅們也不管我們了！

回來以後，我們印了我們的第一份傳單，傳單里講：學徒旅行紀律太死板，不對我們的胃口，人都被培養得膽小如鼠，我們要求自己來組織學徒旅行。

出版社的一個朋友幫了我們，他在工作時間給我們印傳單。我們就在上班的時候把傳單寫好，同時到各個部門分發。

廠里特別惱火，我們被警告了。

學徒節

不久之後，我們舉辦了一年一度的學徒節。我們打開大門，放著音樂，讓外面的人進來，一起娛樂。

工廠領導給我們買了酒，可我們不喝，我們在瓶子上寫上「我們不喝資本家的酒」，寄到了他家。

年齡大的同事卻對我們有些意見，因為他們凌晨一點下班回家，發現他們的女兒在和我們一起玩，熬夜喝酒……

這是最後的一屆學徒節，估計領導們不想讓以後的學徒們學習我們的榜樣。

如果是正常情況，我們畢業後，公司本應該和我們當中比較優勢的同學簽訂勞動合同的，但是，老闆沒有和我們中的任何一人簽合同。

尋找繼續走下去的路……

再這麼鬧下去，似乎也沒有多大的意思，一起反叛了這麼久，但對社會現實似乎並沒有太多的改變。慢慢的，我們對自己有些不滿了。

我們對自己開始反思，並約定一起讀《毛選》和列寧的《怎麼辦》。我們中有六七個人想干點負責任的政治性工作，有兩個人和《無產階級陣線》（PAE）建立了聯繫。

那時，工人組織「共產主義工人青年聯盟-希爾德斯海姆」在多家企業里興起，裡面的人我們之前就認識一些。

不過，幸好他們的原則性和組織紀律性並不那麼強。「混混兒」是被允許加入的，否則我們可就參加不了了。

廣而告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