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退群」後，全球氣候保護將走向何方？

美國氣候立場上的變化，並不會對全球氣候的基本治理機制產生太大影響，或者說，美國其實無法在根本上改變聯合國框架下的議事原則。在未來，聯合國作為氣候變化談判和應對的平台，仍將繼續存在和發揮重要作用。

當地時間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宣布將退出《巴黎協定》。這是繼退出跨太平洋貿易夥伴協定（TPP）後，特朗普宣布退出的第二個由奧巴馬簽署的國際協議。

特朗普在講話中稱，他深切關注環境議題，「但無法支持一項懲罰美國的協定」。他強調，退出協定是為了維護美國勞工的尊嚴。但他隨後表示，仍將通過談判協商重新加入《巴黎協定》的條件，必須有利於美國及其商業、勞工、納稅人等。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日通過發言人發表聲明說，美國宣布將退出《巴黎協定》「是一件令人極其失望的事」。

面對美國「退群」可能帶來的各種直接影響，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美國在氣候變化應對上的立場為何出現如此巨大的反覆？這樣的反覆將對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產生什麼影響？

美國為何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如此善變

自國際社會在上個世紀80年代認識到氣候變化環境問題開始，美國在氣候變化應對上的立場其實出現過幾次變化。美國曾經是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最初倡導者。正是在30多年前，由美加等國發起的氣候變化國際會議，第一次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到國際社會的視野中。其背景是，當時美加地區面臨嚴重的乾旱氣候威脅，氣候異變給美國等北美地區國家帶來風險，為此，美國積極推動氣候變化問題的科學研究和國際應對。會議後不久，聯合國旗下就成立了專門開展氣候變化科學研究的國際組織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組織），該組織隨後一直到2013年定期推出研究報告，指出全球正面臨著氣候變化的威脅，需要加以應對。

然而，當國際社會積極行動，並在1990年召開環境峰會專門討論氣候變化應對問題時，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卻開始產生分歧，這個分歧的最關鍵之處在於，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國際社會究竟應該如何分配應對的責任。其核心在於，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是否應該承擔起應對的主要責任。

分歧的結果則是，美國的氣候立場開始出現第一次反覆。在全球大多數國家經過數輪談判而同意簽署《京都議定書》之際，美國認為受到了不公平對待，決定不簽署該議定書。

隨後，國際社會便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繼續推進氣候變化應對，並在很多領域取得了成就，包括確立「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等，以及為繼續推進國際談判和達成《巴黎協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正是在這樣的努力和成果下，10年後的2008年，在奧巴馬政府時代，美國開始準備重新回歸氣候變化應對的國際「朋友圈」。也就是說，此時美國在政治和市場層面上逐步開始適應低碳發展的格局，就此，也就有了美國氣候立場的第二次轉變，那就是積极參与到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隊伍中。

從哥本哈根會議一直到巴黎會議，美國不僅回歸「朋友圈」，而且開始獲得氣候變化應對的主導權，通過中美、美歐等方面的合作，美國成為強有力的氣候變化應對推動者。可問題是，8年的低碳發展之後，美國回過頭來審視其成效，根據特朗普總統的觀點，是「美國社會經濟從中的收穫小於所付出的代價」。在特朗普看來，深度參與國際社會氣候變化應對將有損美國利益。美國利益這一基本的出發點一旦受到威脅，美國再次轉變其氣候立場其實也就已經沒有任何懸念了。

從上述美國氣候立場的數次轉變可以看出，無論是在1997年美國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還是本次決定退出《巴黎協定》，其背後的決策邏輯起點卻從沒有發生動搖，那就是所謂的美國利益。

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將產生什麼影響

美國對氣候立場的轉變採取了一定的策略，那就是不斷釋放相關的信號，對國際社會進行試探，一直到最後成為既定事實。因此，國際社會對於美國態度的轉變已經沒有多大意外，但是仍需要對其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

其一，對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機制影響不大。

自聯合國啟動氣候變化應對治理以來，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治理機制所遵循的，便是在聯合國議事框架下各國自願參與的原則。在此原則下，基於各國應對意願的自下而上的機製成為普遍共識。在這一原則和共識下，世界各國進行了充分的溝通與交流，然後形成相關的決議（具有國際法意義上的約束力）。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絕對地主導全球應對進程，也不存在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阻擾和干擾應對進程的可能。就此而言，美國氣候立場上的變化，並不會對這一基本的治理機制產生太大的影響，或者說，美國其實無法在根本上改變聯合國框架下的議事原則。在未來，聯合國作為氣候變化談判和應對的平台，仍將繼續存在和發揮重要作用。

其二，對氣候變化治理進程會有一定影響。

在不改變治理機制的前提下，美國的「退群」還是極有可能對應對進程產生不利影響的。最有可能的原因在於，美國的氣候立場本身便是《巴黎協定》的重要基石，目前還很難判斷，美國的立場會否產生某種外溢性，影響到其他國家，包括澳、日等國的氣候立場。如果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那麼，《巴黎協定》的前景將變得岌岌可危，其設定的氣候變化應對框架也將成為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素。

其三，可能產生的「漏出效應」。

如上所言，如果美國氣候變化立場干擾到了全球應對進程，那麼，當前國際社會的各種應對投入將產生「漏出效應」。一則，假如中歐等國家與地區繼續履行《巴黎協定》自主貢獻的各種承諾，那麼，這樣的承諾所產生的影響極有可能「漏出」到《巴黎協定》之外的國家和地區。也就是說，美國雖然退出了《巴黎協定》，但實則在氣候變化應對上可能會搭便車。二則，還有一種最壞的可能是，美國在能源利用和產業結構上「開倒車」，走回頭路，重新進入碳排放增加的軌道。當這樣的排放大幅增加時，極有可能讓其他國家的努力無功而返，即中歐等國的減排被美國的增排所代替，產生嚴重的「擠出效應」。當然，目前來看，這種可能性並不是非常大。

總之，在美國氣候立場發生再次轉變的時刻，國際社會需要做的是，如何將這一轉變造成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從而確保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既有成果。

（作者為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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