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污衊漢臣誤國背主，為何放縱幾個漢臣踐踏國法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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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王熙傳》中有一段文字，間接提及康熙帝給漢臣強加了「誤國」和「背主」的兩大罪名：

「平定三藩後，開方略館。一日，上諭閣臣：『當三桂反時，漢官有言不必發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時漢官多移妻子回家，顧學士韓菼曰：『汝為朕載之！』菼退而皇恐。熙乃昌言閣中曰：『「有苗格」乃會議時魏象樞語。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如其言，豈非誤國？移家偶然耳，日久何從分別，其移者豈非背主？漢官負此兩大罪，何顏立朝？』」

康熙帝為標榜平藩居功厥偉，特設史館撰《平定三逆方略》，詳細記述他費時八年，平定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藩之亂」，「逆寇蕩平，詔赦天下」。

史官諛頌「聖祖仁皇帝特簡八旗勁旅，迅掃欃槍。相度機宜，指授方略，剿撫並用，以次戡平」，讓世人「既欣睹聖祖仁皇帝實兼守成創業之隆，亦彌仰我皇上覲揚光烈之盛雲」（《四庫提要·平定三逆方略序》）。

韓菼是撰述者之一。他於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任侍講學士，一月後擢內閣學士，二十六年二月託病辭歸鄉里。聖祖污衊漢臣綏靖強敵、舉家逃跑，說於康熙二十四五年間。

聖祖說此話的誘因，為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師發生大地震，左都御史（後任刑部尚書）魏象樞密奏要殺罪犯。古人按「天人合一」的觀點，認為發生地震、大旱、暴雨等自然災害，都是上天意志的體現。天子管理眾生，如果失調出現人禍，上天就通過天災給予警告。《國語》記載，公元前780年，岐山地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一語成讖，九年後，西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殺而亡國。

地震引發朝廷劇震。釋大汕《離六堂集》記載，「萬七千人」喪失，北京城內死亡四百八十五人。清人董含《三崗識略·京師地震》說：「官民震傷不可勝計，至有全家覆沒者……內外官民，日則暴處，夜則露宿，不敢入室，晝夜不分，猶如混沌。朝士壓死者有學士王敷治、員外王開運、總河王光裕、通冀道郝炳等。積屍如山，莫可辨認……有李總兵者攜眷八十七口進都，宿館驛，俱陷沒，只存三口……三海關、三河地方平沉為河。環繞帝都連震一月，舉朝震驚。」

正為平藩大反攻運籌帷幄的康熙帝，趕忙下罪己詔，說：「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悚息靡寧，勤求致災之由。」（《清史稿·聖祖本紀一》）警告官員不得對百姓苛取以行媚君王，大臣不得結黨營私，領兵大將不得放縱焚掠，蠲租不得不落實政策，刑獄不得冤枉平頭百姓，王公大臣要約束屬下不得侵害百姓。

康熙帝警示天下官員「在大法而小廉，政平而訟理」，本是道統和治統的根本，不料卻成了非常時期的非常之法。待其打贏了平藩大戰，他卻反過來要對付、甚至栽贓曾幫助過他的魏象樞等人。

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聖祖給大學士們作出特別批示，說魏象樞曾在議政王大臣會議上反對對吳三桂用兵，「烏合之眾，何鬚髮兵」，「不煩用兵，撫之自定」（《清聖祖實錄》）。康熙帝決意發兵時，魏象樞還只是一個普通的高幹（戶部侍郎），沒有資格出席議政王大臣會議。

有資格出席的武英殿大學士王熙，說：「『有苗格』乃會議時魏象樞語。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魏象樞不是當場諫阻康熙，被告密者掐頭去尾改變了原意。

後來，韓菼寫《文靖王公熙行狀》再一次證實：「有苗格，乃會議時魏蔚州語，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碑傳集》卷十二）康熙帝命韓菼撰《平定三逆方略》時，寫進魏象樞反對對吳發兵，還說有漢官轉移妻兒老小回家。韓菼很惶恐，問王熙是否屬實，王熙力證康熙帝說了假話：「待縛我之東市，君乃載耳。」

康熙帝污衊魏象樞，要讓漢官背負「誤國」「背主」兩大罪名，無顏立於朝堂之上。王熙甚為憂慮，他找到了大學士明珠向康熙帝申辯。康熙帝承認他說魏象樞反對出兵，有漢官轉移家人，並無真憑實據，而是得自傳言。

康熙帝妄圖把他的狹隘民族論強加了漢人，不料遇到了不怕死的王熙，不好意思地說：「朕固知此兩事載不得也。」他言而無信，還是不斷地說，關於他的起居注和實錄，多次記錄在案！

一個皇帝，拿著虛假的風聞奏事，反覆污衊已死多年的重臣魏象樞，說他為泄私憤密奏請殺滿人大學士索額圖，牽扯到整個漢官集團，激化滿漢大臣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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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不露聲色地為滿清入主中原的正統論、合理性做準備。為了做成此事，他借了魏象樞一次密奏、死無對證來敲打舉朝漢臣。他在駕崩前，還給後世君王留下遺詔：「自古得天下之正莫若我朝！」

康熙為了給自己的出身貼金，特地將其本屬漢軍的生母佟氏抬旗入滿！他在朝堂上掛了一塊「正大光明」的大匾，標榜自己的公正，卻為了滿清統治的中華帝國正統論，陰險地以污衊大忠臣魏象樞去污損未同他爭權的漢官群體，又別有用心地、大規模地引進很有才情的漢官名士為他秉承聖意修史唱讚歌。

康熙帝大肆干預《明史》的編寫工作，花大氣力地弄《大清一統志》等官修史書。

為康熙帝的政治理想修史者，主要是兩批人，前有熊賜履、葉方藹、張玉書、孫在豐、王士禎、朱彝尊等，後有陳廷敬、徐乾學、高士奇、王鴻緒、張英、勵杜訥等。為了使這些人心甘情願地為他的政治需要信筆紀述，他不惜給高官厚祿，在他們垂垂老矣時解決宰相待遇，位極人臣，官至極品，題詞賦詩不無肉麻。

康熙三十一年，聖祖恢復被連降三級的張玉的禮部尚書職務，命其仍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先後充任纂修《國史》《一統志》《政治典訓》等總裁官。五年後，年逾花甲的張英，以年老上疏辭去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務。不久，康熙將張英提拔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英精力並不好，以衰病再次乞休致，被允准以原官致仕。陳廷敬、李光地被授予文淵閣大學士時，都是花甲老人了。

康熙帝正值壯年，為何對這些老人和文人特別感興趣呢？

一、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入值南書房出謀劃策，成為新的權力中心，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及外朝內閣的權力，強化皇權。

二、藉助漢人為自己重建儒家道統觀和治統觀，形成裁斷學術的最高權威，在話語權上鉗制天下人在思想意識上承認滿清統治得「天下之正」。

昭槤在《嘯亭雜錄》給出的答案冠冕堂皇：「仁皇天資純厚，遇事優容，每以寬大為政，不事溪刻。」他卻不敢提及康熙帝對魏象樞生前很優容尊崇，待其死後卻極盡惡毒地污衊，窮追猛打。

這只能說明一點，魏象樞耿直，不像同那些能「朝夕談論，無異友生」且唯命是從的儒臣，忠實地完成給他們布置特殊的政治任務。康熙帝不自信地修特殊的歷史，以滿足滿清政權正統論，讓主體民族漢族以為滿洲統治，為天命所歸，為德治天下，從而使人們和後世對清朝的政治統治，從民族征服和民族屠殺的血色戰爭中，淡化滿漢之間的族群對立。

康熙朝戰事頻仍、國力虛耗，產生了新的矛盾。他以修史玩障眼法，讓天下人在一個夸誕和矯飾的諛頌風氣中，看到貌似「萬民康樂安寧，天下興盛」的盛世。

為此，「枉法諸臣，苟可宥者必寬縱之」（《嘯亭雜錄》），不但能寬恕的被饒過，而且像徐乾學、高士奇、王鴻緒之類，不斷觸犯甚至踐踏國法，監察部門和地方官員多次舉報，稱他們「表裡為奸，恣肆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豺狼其性，蛇蠍其心，鬼蜮其形」（《清史列傳·高士奇傳》）。他們所犯的罪過足以殺幾次頭！

康熙帝心知肚明他們搞團團伙伙，卻只暫時性地罷免他們的實職，而不進行實質性的懲處，還容許他們隨意出入禁廷，甚至想方設法為他們的復出找理由。

康熙晚年畫像

康熙帝對這些不斷違法的漢臣採取放任的態度，近乎理解地為他們的招搖納賄找借口，說他們原是靠步行、穿粗布的秀才，一朝得道高升，住進錦繡華堂、坐上駟馬車子，不貪污受賄怎能實現這等奢華的享受？為此，他強調這是不能深究的！

康熙帝為證明大清國立國即正，不惜以修史遮掩民族征服和部落造反，以破壞國家吏治作為代價，毫無底線地豢養以修史為名、暗生禍胎的御用文人。他在給後繼之君留下繼續為正統論進行保衛戰的遺命時，也留下了一個吏治廢弛、官場渾濁而國力空虛、外強中乾的虛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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