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午夜的葬禮 ——《蘇聯的最後一天》

所謂歷史時刻，是指那些對於歷史走向起到重要改變或推動作用的時刻。它有時震耳欲聾，伴隨戰火和鮮血，比如十月革命後，蘇聯的建立；也有時悄無聲息，倉促安靜的毫不符合它作為「歷史時刻」的誠意，比如1991年聖誕節，蘇聯的隕落。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萬曆十五年》就嘗試以「一年」為的主題、書寫歷史的新視角，而奧克萊利的《蘇聯的最後一天》更是用「特寫」的方式將「一天」放大。他作為駐莫斯科記者，目睹了蘇聯帝國的最後四年。通過對那段時期各種文字資料的研究，結合自己的採訪和觀察，用兩條交織出現的敘述線展現了歷史何以至此。

一條詳細記錄了在蘇聯結束的最後一天，克里姆林宮裡發生的種種；另一條線則負責追溯，以1985年為起點，追溯了從葉利欽被僱傭作為當時已停滯不前的蘇聯的「推土機」，到八月政變和別洛韋日森林的獨聯體協議，權力是如何在兩人間被轉移的。

兩條主線以章節為單位依次出現，最終交匯在聖誕夜鐘聲響起時，再一起推動故事發展至兩位政治漩渦的主角與世長辭。這種精密的敘事編排，也是這本書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地方。

自1917年二月革命導致羅曼諾夫王朝滅亡，俄羅斯帝國政權瓦解，到十月革命從臨時政府手中奪取政權，蘇聯在一系列驚天動地的政變和流血中誕生，並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和美國形成東西對峙的冷戰格局。

於是，它的消失顯得太過倉促——

1991年聖誕夜晚七點三十分，有兩個工人從屋頂活板門爬了出來，降下克里姆林宮綠色圓頂建築上那面紅色的鎚子鐮刀旗，然後像餐廳侍應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折起。

紅場上三三兩兩的人群，沒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沒有大批媒體記者帶著鏡頭和閃光燈涌到現場。那面胡亂被人收起來的旗幟已經在此飄揚了74年，而這個聖誕節，則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後一天。

一個能夠與1918奧匈帝國覆滅或1923年奧斯曼帝國垮台相提並論的歷史轉折點，除了並未掀起血腥的八月政變，並未有國外戰爭或流血革命作為催化劑，它在炮火和鮮血中建立，卻在文件中草草解體。

這一天從未被人紀念，就像普京所說，這是一場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而將這個曾經稱霸東方世界的巨大聯盟推至終結的兩個主要人物，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也從未被尊為民族英雄。

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接手蘇共時，囿於軍備競爭的蘇聯早已停滯不前。這位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曾經在高中歷史課本里被一句話匆匆帶過，留下一個愚蠢的、一手造成蘇聯解體的無知之徒的印象，然而在這本書里，即使我們應當對所有的文字都抱有懷疑之心，但大量的資料和記錄的確給出了理解他的另一個角度。

繼任的第二年，戈爾巴喬夫便開始了他改革計劃，那時的會議廳里，五千名代表對他抱有極高的期望。在之後的5年里，他試圖縮減特權階層的福利，開放新聞自由、簽署核裁軍條約，然而，突然開放的民主讓習慣了專制而非對話的政治局極為彆扭，表面的問題逐漸被層層剝開至體制的核心，局勢發展迅速超出這位野心勃勃的總書記的控制。強硬派突如其來的政變雖然失敗，卻直接說明他作為領導人，早已名不副實。

在那個各種物資極度匱乏、腐敗和特權卻廣泛存在的鬆散聯盟中，戈爾巴喬夫抱有一種改革的理想主義，不願雙手染血、想要以漸變的形式開啟文明社會，就只能成為輸家。他的朋友們在事後說道：「如果你要對舊體制那樣的龐然大物拔劍相向，你就要全力以赴」。

在離開休斯頓後，坐在一架由百萬富翁提供的飛機上，葉利欽的布爾什維克信仰終於崩潰了。在那幾分鐘里，他決定要退黨，開始爭奪俄羅斯的最高權力。

如果說戈爾巴喬夫隔靴搔癢的改革適得其反，並為蘇聯的解體製造了條件，那麼葉利欽則是給出了致命一擊。一邊是貧困和封閉的布爾什維克蘇聯，一邊是物質充裕的資本主義西方，葉利欽極大的心理落差代表了幾乎當時莫斯科的所有新生代青年們。

這個在戈爾巴喬夫心中毫無信譽可言的粗魯酗酒者是歷史發展的巧合，他所期待的邦聯並沒有出現，從烏克蘭開始，越來越多的國家宣布獨立，隨之而來的國籍問題、人口遷移讓他猝不及防，他和戈爾巴喬夫一樣，指望用自己的方式來改變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家，然而卻被自己釋放的力量吞噬。如同後者在辭職演講中所說的：「在一個如此遼闊的國家，考慮到其傳統的積重，根本改變的完成都是伴隨著艱難與痛苦的。」

而當歷史發展不由人時，這個崇尚自由經濟的反叛者，不得不一再違背曾經的自己——他曾經對波羅的海的流血事件表示憤怒，而在1994年時進行了第一次車臣戰爭。這個曾經促成蘇聯解體的歷史人物成為多方矛盾的集中代表，在逐漸滋生強國的愛國主義情緒中，他更是從未被當做是民族英雄。

反觀曾經無比支持葉利欽的俄羅斯人，除了在1991年末短暫的時間外，一種對蘇聯時代的懷舊情緒在大多數俄羅斯人心中蔓延，他們對蘇聯的解體抱有悔恨。

對於歷史唯物主義，這些年來我的懷疑情緒不斷加深，就像機緣巧合對於人生的影響一樣，一些所謂「偶然時事件」是否就是改變歷史發展方向的關鍵點？如果當年的八月政變得以成功（要知道它在邏輯上是完全有獲勝可能的），那麼這種平淡到幾乎乏味的落幕方式，可能真的就以另一種方式結局。

在1991年年初，這個曾經支配半個地球的強權看上去還能夠存活好些時候，它的突然消解及消解的方式，難道不是說明了，歷史的偶然性是確實存在？「偶然」促進了歷史一頭扎進了其可能存在的多種「必然性」中的一種？

一個新聯邦下的獨立自主是一回事。但是，即使是他也發現難以預料，幾個世紀以來與俄羅斯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五千兩百萬烏克蘭人，要與蘇聯徹底背離。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蘇聯的最後一天》是一本通訊文集錦。奧克萊利選擇這決定性的一天為敘事的主心骨，為了充分解釋這一天的來龍去脈，就必須補上大量的背景嗎，不管是來自眾所周知的事實結論，還是深挖故事中人物的私密往事，把「歷史」的宏觀融入「一天」的特寫中，方能以小見大又不失說服力。

蓶呺叄個A壹個H最後8和6，硬到她受不了。

雖然，對於很多反對英雄主義歷史觀的人來說，將歷史的棋局聚焦於個別棋子上，顯得有些巧合，但既然無數懂得分析世界格局或竊聽對手消息的西方專家們，並沒有提前預計到蘇聯隕落的具體時間和方式，這是不是恰恰說明了，即使有了確定的目標，實現的手段依舊有著數不勝數的可能性？

從1990年起開始躁動的解體趨勢，到真成事實之後人民的懷舊主義，很難說有哪一種歷史是絕對正確或必須發生的。

就像被休斯頓的富饒動搖了信仰的葉利欽，在面對極度匱乏的物質生活時，但凡有一種使得生活有著實際改善的新方式出現，人民也會以飲鴆止渴的方式願意一試，而只有極左和極右之後，才能逐漸丈量出兩者之間的平衡。

而無論如何，就像梁文道在序言中所寫：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王朝的覆滅，總是帶著這種悲劇似的美感。那種蒼涼和滄桑，足以叫人暫時抽離出那個王朝的一切過愆，是種非常單純的形象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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