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新宇：兩個日本村莊的中國東北拓殖史

天下 06-04

文 | 劉新宇

昭和5年，公元1930年，雖然席捲全球的大蕭條已經影響到遠東的日本，但在東京，雕塑家倉澤興世和大內文子的婚禮仍舊辦得隆重熱鬧。

35歲的倉澤出身微寒，不過是長野縣一個山村農家子弟，但從6年前開始，入讀東京美術學院的他顯示出不俗的才華，作品幾乎年年都能入選競爭激烈的「帝國美術展覽會」。就在去年，剛剛碩士畢業的他，首次以新銳藝術家的身份入選「國際美術展」。誰都看得出來，這個其貌不揚的農家子弟正一步步實現其在日本美術界的攀升。因此，身為滿鐵顧問律師和大連市議員的大內成美才願意成人之美，把長女嫁給這位鳳凰男，並且置辦了不菲的隨嫁。

但很少有人知道，此時在倉澤的家鄉泰阜村，一位女子對他仍舊情難忘，她叫金田千鶴，是倉澤曾經的學生和戀人——每當想起他倆短暫的愛情，病中的千鶴就會看看置於案頭的自己的全身像，那是倉澤一刀一刀刻出來的，雕像中的她一副少女打扮，頭微側，右手拿著一副手帕，捂著嘴，彷彿在輕咳。

倉澤興世雕刻金田千鶴像

那時，千鶴剛剛結束了和一位僧人持續了2年的婚姻（在日本僧人可以娶妻），為了遠離這次失敗的感情，她跟哥哥提出要去東京上學——在那個時代，女子如果不是遠嫁，離開故土的方法中求學幾乎是唯一的選項。哥哥雖然只在郵局工作，但金田家富有，所以他這些年一直在資助倉澤，妹妹的心思他非常理解，想到可以拜託倉澤在東京照看，因此爽快的同意了。

多年前倉澤曾經是千鶴的啟蒙老師，15歲剛剛高小畢業的他，去飯田讀了一年教師進修就來到泰阜村小做代課教師。日本鄉村的小學老師都是「全科」——所有科目都由班主任獨力教授。因此整個小學期間，千鶴對於這個畫畫天分極高的年輕師長崇敬異常。這次，分別多年後，東京重逢，當年的崇敬很快轉化為彼此的愛慕，這恐怕也是千鶴的哥哥如此安排的用意。

在東京帝國女子專科學校求學的日子，除了倉澤外，還有一人對千鶴影響甚深，他是《阿羅羅木》雜誌的主編岡鹿，「阿羅羅木派」倡導的短歌風格深深吸引了文藝女青年千鶴，她大量閱讀，並且著手嘗試創作，其在詩歌上的才華也由此迸發。

愛情和詩的滋潤讓她很快擺脫了過去的烏雲，未來像岡鹿吟詠的櫻花短歌一樣，充滿張力和美好，但也如櫻花一般短暫。

1925年，東京還沒有從2年前的關東大地震中復興，到處都是震後的痕迹。本來從小就體弱的千鶴開始持續的咳嗽，到後來痰中開始帶血並且伴發持續低燒。經過診斷，她患上了結核病。雖然前一年日本科學家住吉彌太郎分離培養結核菌成功，但這距離鏈黴素的發現還有20年。因為結核病的傳染性，千鶴不能再留在東京求學，必須回鄉養病——誰也沒想到，從她和倉澤明確戀人關係到被迫分離只有2個月的時光。

當時的結核病是絕症，所謂養病不過是在痛苦中的煎熬。當然，這種煎熬對千鶴而言具有雙重意義。病榻上的千鶴知道她和倉澤之間恐怕只剩下那個木雕和回憶，但慶幸的是她還有短歌。於是千鶴如秋蟬般開始努力創作——「蛛網漸蒼凝白露，猶疑今晨綠草堤」——今天在泰阜小學的美術館內，我們看著千鶴的手稿，想像她在人生最後的8年里，如何努力記錄一切腦海中泛起的詩句，《夏蠶時》《霜》《知風草》這些短歌集和小說的不斷出版給病中的女子帶來些許安慰。1929年，她成為《阿羅羅木》雜誌的編輯，1934年去世前3天仍然在創作……

今天千鶴手稿

這一切，倉澤是否知曉，我們無從了解，能查到的，除了上面講到的盛大婚禮，就是他不斷參展和入選的記錄——很快，在千鶴去世後的第二年，倉澤入選信州美協常任委員，並立即升任審查員。

對於倉澤家來說，出了這麼一位名人很是光宗耀祖。實際上，倉澤的哥哥倉澤丈夫也是一位教師，兄弟倆曾一同在村小里共事多年，看著弟弟在美術上的成就，做哥哥的心情想來頗為複雜——在泰阜村小美術館內，我們看到了他當年頗有才氣的畫作。當弟弟在東京的美術界斬關奪隘之時，倉澤丈夫卻一直在鄉村默默無聞，直到1939年。

倉澤丈夫手繪圖

「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成立後，為了執行《田中奏摺》中「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戰略，鞏固滿蒙進軍基地。關東軍和拓務省開始構劃施行「滿洲開拓團之父」東宮鐵男的殖民設想。從1936年8月始，將殖民偽滿定為日本帝國「七大國策」，並計劃20年內殖民百萬戶，最終實現10%的滿洲總人口殖民佔比。

泰阜村所在的長野縣自然也成為殖民動員區，從1932年開始，長野縣由於建設鐵路和水庫的需要，外來人口大量湧入，一個小村，最高峰時達到近6000居民。因為經濟蕭條，絲綢價格下跌，原本賴以維繫的養蠶業日漸凋敝，山區種稻本就艱難，此時人口暴增，村裡更顯捉襟見肘。

因此，當號召殖民的消息傳來，特別是政府許諾到滿洲每戶可無償分到20公頃（相當於300畝）土地時，對於人多地少的泰阜村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1938年，泰阜村先期派遣少數農戶前去探路，到1939年，村裡決定正式開始規模「分村」殖民，也許看中了倉澤丈夫有文化，拓殖團團長的擔子落在了他的肩上。作為家中的長子，按照日本的傳統，倉澤丈夫將繼承父親勇一郎的家業，本沒有必要去情況未明的滿洲搞什麼「五族共和、王道樂土」，但在金田村長的反覆動員下，倉澤家族基因里闖世界的衝動被喚醒，1939年，他甚至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帶上妻兒，隻身率領村民坐上了前往滿洲的渡輪。

大八浪泰阜村拓殖團地圖位置

據統計，到1945年為止，單泰阜一村，就有277戶，計1174人參加拓殖團，前往滿洲。泰阜在滿洲的「分村」，位於現在黑龍江方正縣。按照關東軍的籌劃，拓殖團不僅僅是殖民，同時還肩負著警戒蘇軍的任務，一手拿鍬，一手拿槍，因此大部分的分村都建立在蘇聯邊境上。15歲以上45歲以下的男性不僅務農以解決戰爭期間糧食不足的問題，同時還要定期參加軍事訓練，作為關東軍預備力量。

為了接受我們的採訪，80多歲的村史專家遠山信義搬來了厚厚的材料，其中一本《長野縣滿洲開拓史》中，我們看到「大八浪泰阜村開拓團」在地圖上的具體位置，還有當年團部的平面圖。「我們和當地人相處的還不錯」遠山信義說到，我很難確定他所謂的「還不錯」的真實性和評判標準——根據NHK的採訪，中日雙方的親歷者都明確指出所謂「開拓」根本不是開荒，而是強行搶奪中國農民的熟地，甚至把中國人趕出家園，騰出來房屋給日本殖民居住。而失去家園的約500萬中國村民被趕到12000個所謂「集中部落」——其實是荒蕪的山溝，疫病和寒冷使得大量人員死去。而奪得土地的日本農民因為不熟悉東北的種植技術，更無力自耕這麼大量的土地，很多人把地重新租給原本土地的所有者——中國農民耕種，自己則從無地農民一躍而成地主。

村史專家遠山信義

教師出身的倉澤團長面對這一切內心如何做想已無從得知，但從泰阜村殖民的人數上，可以看出些端倪——從1939建立分村開始，人數逐年增加，到1941年達到高峰。

1941年12月，日軍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直接後果，就是使得日軍的整個戰場從中國擴展到東南亞和太平洋，為了擴軍和補給，需要大量的士兵和工人，男性上戰場，女性則代替男性進工廠。如此一來，很難再有富餘的勞動力繼續殖民滿洲。從後來的統計數據看，從1936年開始陡峭爬升的殖民曲線，到1940年達到當年5萬人的峰值，而到1941年則轉頭向下，陡降至35000人。

為了讓國策不致夭折，負責殖民的拓務省聯合農林省制定了分片包乾的政策，規定每個地區，從縣到村，都有明確的殖民硬指標。農林省利用自己原有的動員能力，讓官員下去召開村町長參加的現場會，會上明確每個村具體的殖民數量，並且宣稱，只要按期完成，中央政府作為獎勵，會給予相應的資金劃撥，此外，對於「模範村」，政府在修橋造路，完善水利等公共工程上將優先考慮——這種大棒加胡蘿蔔的政策，讓原本一些抵制該政策的村長轉變立場，這其中就包括緊鄰泰阜村的豐丘。

從滿蒙開拓計劃推行以來，豐丘的態度一直冷淡，原因在於豐丘的村長鬍桃澤盛，雖然年僅35歲，但他卻是一位很有主見的年輕人。從戰後發現的他的1萬多頁的日記中，能夠清晰得知他對拓殖團的看法。

「到一個剛剛佔領的敵國土地上生活，真的能夠跟當地人相處融洽？」「為政者不能被眼前的利害蒙蔽，否則就會讓整艘航船駛向暗礁」……

但是，在農林省官員召開的村長會後，他的態度發生了改變：「如果一味只求安逸，恐怕難以渡過危局，將一部分村民送到滿洲開拓新村，兩邊的村民不僅都可以多分得土地，而且國家的補助才能夠讓貧窮的村莊恢復元氣」。

於是，在比泰阜整整遲了5年後，豐丘村終於在胡桃澤盛的挨家挨戶勸說下，勉強湊了27戶95人在1943年前往滿洲，而包括胡桃澤盛、倉澤丈夫在內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們即將在兩年後面對什麼。

1945年8月9日凌晨，蘇聯155萬大軍攻入滿洲，此前，由於太平洋前線吃緊，關東軍早已陸續被調入南方戰場，偽滿洲國的防禦力量大大削弱。1944年，包括泰阜、豐丘等分村裡的15~45歲的男性全部被征，殖民據點裡只留下老幼婦孺。並且村民們不知道的是，為了防止蘇軍突破防線，早在1945年5月，關東軍就已經將主力從邊境線後撤到以長春、圖們、大連為三頂點的三角區域內，也就是說，當初安排在邊境一線的拓殖團已經全部被遺棄在防線之外，任其自生自滅。

「其實他們本來有機會逃脫的」，遠山信義說，接他們的車都到了村口，但由於當時消息沒有得到確證，所以倉澤團長讓其他人先走，自己和幾個人繼續留守在團部，這幾個人後來再也沒有消息，估計被蘇軍所殺。

而豐丘村這邊由於位置靠南，在吉林境內，在蘇軍攻打前，聞訊而來的中國鄉民就將他們包圍。「有很多人，圍在屋子外邊，大聲喊叫，有人朝天放了幾槍，然後破門而入，把所有日本人，包括婦女和小孩都趕了出去，除了身上這身衣服，什麼都不許帶」，死裡逃生的久保田諫回憶，他當時14歲，是豐丘村裡年紀最大的少年。

豐丘拓殖團唯一倖存者久保田諫

「大家躲進山裡，不知道怎麼辦……第二天天一亮，中國村民又來搜捕我們，抓住的人被打得死去活來……沒有人知道向哪裡逃，也不知道未來會遭遇什麼，黃昏時分，大家於是決定集體自殺。

「媽媽們對孩子說，看來日本是完全失敗了，我們不如一起去追隨爸爸吧。

「一個阿姨跟我喊，快過來幫忙，我跑過去，她讓我幫忙把孩子們掐死……我前後一共殺了20幾個孩子吧」回憶這段的時候，久保田諫獃獃的看著地面。

「後來，大人們輪到自己了，大家圍成圈，用炸彈在中間引爆」「不知為什麼，我沒有死，後來被好心的中國人搭救，我是95人中唯一活著回來的」。

而泰阜村那邊，逃走的村民聽說伊漢通碼頭有軍艦來接難民，所以都往那跑，但到地方一看，哪有什麼軍艦啊，都是各地的難民，有上萬人。後來由於疫病流行，加上天氣日漸寒冷，有5000多人死於方正縣。單一個小小的泰阜村，離開日本時是1174人，最終只有496人活著回國。

根據日方統計，全日本滿蒙殖民27萬餘人，但由於關東軍投降後，拓殖團處於潰散狀態，確切死亡人數無法統計，估計約11萬。而由於戰敗後原本負責這27萬殖民的關東軍被撤銷，拓務省被終止，也就是說再也沒有人來對這些人的安危負責了。

「有一對夫妻為了活下去，老婆嫁人，老公給這家人當傭人，最後老公回國了，老婆留在了當地」——像這樣的故事並不罕見，女人嫁給當地人，孩子送給當地人，那時就想著活下去，活下去才有機會回日本。

1947年，滯留的日本難民開始逐漸回國，然而在泰阜村，直到1988年仍有36人留在中國。有的是捨不得中國的家庭和親人，還有的是日本的家人已經不接納他們了。

「有些村子裡的人對他們很冷漠，因為原來規定，如果家人不同意他們回國，他們就無法獲得入境資格。後來村長決定，即使不是親人，只要有人願意擔保，就可以回來」，遠山信義回憶說，「媒體報道後，全國有很多人捐款幫助他們回國，最後還剩下了一些錢，村裡商量決定，這些錢給收留他們的中國家庭，或者請他們來日本住，每次半年，一共3次，來了就住在村子裡，跟我們一起生活。」

「但後來，來了一些冒充親兄弟的，為此還驗過血……還有一些二代，趁著在日本的時間去附近的溫泉打工，掙了錢帶回去了……

「大約五六年前，最後留在中國的一個人也回國了，是個醫生，和中國老公一起回來的。那些人回來也不好過，村子裡不給分地，只能靠生活補助，租廉租房，省吃儉用的過活。離開日本太久，有些人連語言都不大通了。

「NHK幾年前做過一個節目，訪問了很多當年的親歷者，我們這才知道，像靜岡、千葉和北海道那邊都有村長在最初的考察團回來後，抗命不讓村民去的。但我們長野都比較老實，27萬人里就佔了3萬，估計誰當年做村長，結果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