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強加了哪四個亡國罪狀給隋煬帝

文史 06-05

《論語·子張》中有這樣一句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意思是說，紂乾的壞事不像傳說的那樣厲害，由於他處在忙國之君的下流地位，人們就把他當作壞的偶像。

把天下所以的壞事都歸到他的頭上了，這說明歷來相傳的紂的罪惡都是陸續加上去的，《尚書》中只說，紂只是一個糊塗人，貪酒、不用貴戚舊臣、登用小人，聽信婦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而已。

並不像後世所說的那樣荒淫無道、殘暴不仁的暴君，只是後世因他處於亡國之君位，把一切的壞事推到他身上而已，而且經過歷史層層的累積，造成後世隋煬帝暴君的形象!故此，我們不得不深思，隋煬帝究竟是不是像我們想像那樣無道?

造成我們對隋煬帝否定評價的莫過於不恤民力修築大運河，不顧民苦數征高麗，奢華耗費三游江都，這些歷來都是人們揭隋煬帝短的焦點所在，的確，這都是勞民傷財的舉措，直接加速了隋朝滅亡，但並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們的歷史作用。

大運河，歷來人們對它都褒貶參雜，既否定它是不恤民力，勞民傷財的工程，也肯定它在溝通南北、加強對東南方統治的歷史作用，但試問一下，那一項龐大的工程，不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支持?

阿房宮不用，長城不用?後世的王朝不是不想構築宏偉的工程，而是鑒於秦、隋因耗民力而滅亡的教訓而已，但後世哪能再現長城的宏偉、隋大運河的偉績!在此，我們先考察一下隋煬帝建造大運河的目的所在，以探尋其功過。大運河由永濟渠、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四部分組成。

「(大業元年)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土澄往江南采木，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余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千河，北通涿郡。」

此兩段，是大運河的主體。後世因其所耗巨大，即使有其輝煌的歷史意義，亦不能抹其暴政之色彩。若僅此而論，的確如此，但是，倘若細究其建造之目的，則不然。

隋之崛起，是終其四百多年之分裂局面，南北聯繫失之久矣，若帝國行中央集權之政體，必要創南北之溝通，遂使大運河之創舉橫空而出，摒除南北分裂之局面，其意義不言而喻!

征高麗，往往作為隋滅的一個標誌性事件，蓋因為隋煬帝數征高麗，極嚴重動搖了帝國的財政和震撼了帝國的社會基礎，籍此造成隋帝國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一次士兵嘩變，遂使其壽終正寢!不難想像，屢征高麗，直接導致了帝國人民難以承受災難，無止境的征謫，繁重的徭役，迫使人民起義嬴糧而景從。

「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壝，行宜社禮。」「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九年)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十年)二月辛未，詔百僚議講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屢征遼東，前兩次均以失敗告終，大業十年遂使高麗遣使投降，夫使高麗屈於淫威下，亦使帝國內部千瘡百孔，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就此不論其影響，探釋其征遼的目的。在煬帝最後一次伐遼中，曾有這樣一段話「朕纂成寶業。

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姑不論此話真實性如何，但有一點可以看出，他遠征高麗，不單單是為了頌揚武功，而是為了並寰宇，一海內。試問一個盛世君主，要想有所作為，能籍以何種途徑?漢武帝時堪稱漢的全盛時期，在處理內部事務後專力外務，開疆拓土。

「(武帝)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越馳義侯遺應劭曰：『亦越人也。』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被稱為開創李唐盛世的唐太宗，在後期亦專事於高麗的征服。「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兼并鐵勒，席捲沙漠，以為州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

由此可見，每一個王朝處於鼎盛之時，君主要想有所作為，必定從事於國內的統一事業，開疆拓土，以此擴大帝國的面積，漢武帝因成拓張之大業，遂留名千古，唐太宗因前期的豐功偉績，後期的拓土之失敗，亦不失其明君之名，蓋煬帝因前期無非凡之政績，而後期征高麗之失敗，使天下之漫罵聲匯於此，促成煬帝暴君之名確立。

而經過唐代一世，統治者基於治亂興衰的需要，將煬帝比之於夏桀、商紂，盡為之粉飾，遂使後世成之以惡名。以下是李世民總結的至隋朝亡國的四大罪狀——「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隋煬帝志在無厭，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此數則，皆是太宗與魏徵的對話，而且相距煬帝時亦只有二十年，其真實性可作參詳。

其一則「煬帝性猜防，專信邪道」，此不足視為無道之表現，充其量說也只是煬帝的一種性格，猜忌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平時不外現，當有人威脅自己的地位時，亦即是有顯赫功勛的人展現在舞台時，才促成這種猜忌成為皇帝之大忌，猛德之猜忌不使其宏偉業績黯然，即乃明證。而「專信邪道」，恰其明示煬帝之旁專權小人之充斥，虞世基就是一個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