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傳入中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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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ONHISTORY

文｜丁三

引種與命名

番薯的引入中國，源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這一年春天，在呂宋島，當一種叫「朱薯」的農作物進入陳振龍的視野時，他定然會回望四千里水路之外，家鄉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紅土地。

這一年，陳振龍50歲。他出生於福州府長樂縣的一個中產家庭，年輕時考取過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長的年月，一方面是科舉艱難、「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經商風潮瀰漫於東南諸省，「中產子弟，什五游食在外」。不知道什麼時候，陳振龍也開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來於閩省、呂宋之間」。

大批閩商前往呂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關。在此之前，呂宋僅有華僑「約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隊征服菲律賓群島後，大量採購生絲、棉布、陶瓷等中國商品。短短二十餘年之內，「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明史·呂宋列傳》）。

西班牙人帶來的，不僅有滾滾銀幣，還有原產美洲的一些農作物。史料記載，朱薯進入呂宋，約在1565年。征服諸島後，「紅夷常患糧米不足」，於是大規模推廣種植。

到1593年，這種開著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呂宋已「被山蔓野」。陳振龍看到，當地土著「隨地掘取」、「以佐穀食」（《金薯傳習錄》）。

朱薯價格極賤，並且極易引種，尺許薯藤便可「隨栽隨活」。然而，將薯藤帶出呂宋，頗費了陳振龍一番周折。《金薯傳習錄》記載：西班牙人「珍其種，不與中國人」，他們還在海關層層盤查。賄賂當地土著、「得其藤數尺」後，陳振龍將薯藤絞入汲水繩（另一說「編入藤籃」），混過關卡後，經七晝夜航行返回福州。

航船抵達福州的日子，是農曆五月二十一日。幾天後，陳振龍之子陳經綸草擬了一份稟貼，遊說福建巡撫金學曾「行知各屬」、「效法栽種」；與此同時，由於擔心「土性不合」，在紗帽池胡同住宅一帶，陳氏父子尋「舍傍隙地」，開始「依法栽植」。

先薯亭，為紀念明萬曆年間引種和推廣番薯的華僑陳振龍和巡撫金學曾而建。

四個月以後，朱薯引種成功。經「啟土開掘」，陳氏父子發現，朱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福建巡撫金學曾得知後振奮不已，在旌表陳氏父子此行「事屬義舉」之後，他認為朱薯的引種，「雖曰人事，實獲天恩」（《金薯傳習錄》）。

當年冬天，來自呂宋的朱薯，被命名為「番薯」。

紮根長江流域

對福建生民來說，番薯的成功引種，可謂恰在其時。

引種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記載：「野草無青，禾無收，餓民遍野」。金學曾當機立斷，曉諭閩南各縣廣為栽植。短短几個月之後，番薯大獲豐收，饑民「足果其腹、災不為荒」。

隨即，番薯的觸角又延伸進閩東、澎湖和台灣。當鄭成功船隊為颱風所困、下令在澎湖籌糧時，糧官楊英告訴他，當地「唯有番薯」（楊英，《先王實錄》）。

此後，康熙初年，浙江溫州、廣東潮汕種植番薯的記載，也開始漸漸出現。不過兩代人的時間，它已經成為東南紅土帶「民生賴以食」、「旱潦凶歉賴以生」的主要食物了。

在江南的推廣，卻一波三折。

在陳振龍呂宋引種前後，幾個浙江籍遠洋商人也從日本帶回了薯藤。然而，僅僅出於新鮮，普陀山的幾個和尚才在寺前廟後種植了幾株，它從未傳播開去。而康熙初年，當陳家的第四代人、陳經綸之孫陳以柱攜薯種前往鄞縣（今寧波），試圖讓番薯在浙江生根發芽時，他同樣鎩羽而歸。

陳以柱常年在鄞縣經商。剛剛抵達江南時，他擔心番薯「與土宜不協」；幾個月後，番薯「經秋成卵，大逾閩地」，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效。然而，喜出望外之餘，任憑陳以柱如何反覆宣示，「教其土人如法布種」，也沒有幾家農戶肯接受他的薯種。對魚米豐美、異常富庶的江南來說，這種非果非糧的食物，幾乎是多餘的。

或許，也正因此，它的又一輪傳播，只能跟隨幾百萬貧賤流民的蒼涼腳步。

也是康熙初年，清政府下達「遷海令」。船隻、房屋、稻禾一概焚毀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內地山區遷移，「違者立斬不赦」。

在持續二十餘年的遷海中，千萬難民走向深山，「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僥倖活下來的人兒，在貧瘠的坡地上開始了新的春播秋收，他們在窪地種下了稻穀、麥子，在丘陵種下了番薯以及另一種外來的農作物玉米……閩西、江西、廣西乃至安徽，從此處處可見淡紫色的番薯花。

康熙三十三年，清聖祖下《招民填川詔書》，啟動了「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在幾十萬湖廣貧民之外，江西、廣東、陝西……多達十餘個省份的僱農佃農、無業游民，也紛紛加入了西遷的行列。

這次遷徙，涉及幾百萬人，跨度近百年，而在浩蕩的人流中，包含了上百萬的客家人。正是他們將番薯帶進了遙遠的四川。

還不僅於此。大移民帶來的連鎖反應出現了，「湖廣填四川」之外，是江西填湖廣、客家填江西……幾尺薯藤，從此在長江流域處處紮根。它並沿著一個個集鎮，以扇面形狀不斷擴散開來。

乾隆年間，大移民風潮漸漸落幕了，然而，番薯的故事沒有結束，儘管它已遍布了長江以南的任何一個角落。它開始了向黃河流域的進發。

風行於長城內外

將薯種帶到黃河流域的，是陳振龍的又一個後裔，五世孫陳世元。

作為一個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史料只是勾勒了一個簡單的陳世元形象：和陳振龍一樣，他亦儒亦商，年輕時曾是監生；此時，他已步入中年，並生育了三個兒子。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他又一次以商人身份來到山東膠州（今青島）古鎮口時，他發現往昔富庶的膠州天災橫行、饑饉四野。他後來寫到：「時東省旱澇蝗蝻，三年為災。」

他的血液里，流淌著這個家族關於番薯的情結。而他頗有擔當、略具古風的性格，使他從一開始，就以浩大的手筆、長久的努力，以及周密的思慮，在黃河流域推廣著百餘年前他的先祖從呂宋帶來的薯種。

在古鎮口，他同樣進行試種。不過，風險和榮耀，此時超出了一家一姓的範圍，他邀約他的兩個朋友，余瑞元和劉曦加入這個事業。

次年，他們集資購買了農具、招募了幾名有豐富經驗的壯年農夫，墊付路費工錢前往膠州。一開始，古鎮口的試種失敗了，「（因）地早寒，人不知藏種至春萌生，（成活者）十僅二三」。

乾隆十六年，他們再次集資，「僱人回閩趕運補其缺乏」。這一年，試種大獲成功，「秋間挖掘，子母勾連，如拳如臂」。古鎮口居民先是「乃各駭異」，繼而「咸樂受種」。

古鎮口推廣成功後，他們又把目光投向了膠州、山東全省乃至整個黃河流域。這一期間，不僅陳世元的三個兒子，陳雲、陳燮和陳樹先後參與，並且，一本薄薄的《金薯種植法》也開始風行於黃河沿岸。番薯的傳播，得到了各省地方官員的大力扶持。

乾隆十八年，陳雲攜帶薯種前往膠州州治，知州周於智當即出示布告，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而當地舉人紀在譜也「各庄傳種、受法適收」。

次年，番薯傳入濰坊，舉人王某召集親鄰，「競來傳習，處處埋掘」。而不久後，山東布政使李渭更讓人以快板的方式，在全省範圍內推行番薯。

山東之後，是河南、直隸。乾隆二十二年，陳雲及其幼弟陳樹以朱仙鎮為中心，開始了河南全省的推行；與此同時，陳世元的兩個朋友，余瑞元和劉曦也結夥前往北京通州，不僅試種成功，並使番薯風行於長城內外。而此時，年邁體衰的陳世元，已經在自己福州的寓所里整理《金薯傳習錄》一書了。

《金薯傳習錄》扉頁（影印）

膠州、濰坊、朱仙鎮、通州……這些四通八達的地名，不久後讓番薯傳習北方各省，傳習四海。餓殍遍野的景象，似乎漸漸淡出生民的視野了。

而不知道什麼時候起，陳振龍漸漸成為福州民眾心中的城隍神，人們封他為「水部尚書」。直到今天，走進福州的許多街巷，依舊可以看到他的寺廟，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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