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逝去年代裡的那些知識分子

來源=公眾號拍賣時光

這一百年間，誰最愛這個國家？誰最關心這個國家？誰最能替老百姓說話？誰比較最能不計自己一時的利害得失而為國家的命運著想？我想了想，還是知識分子。

2.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作家不是自由寫作的群體，而是權力控制下的宣傳力量。

3. 對於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對於新時代的政治要求，沒有表現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們後來悲劇命運的開始。

4.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政府應該聽聽不同的聲音。一個政府犯錯誤是難免的，而我們的歷史是，一個政府從來都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聖人之舉，這是很可怕的。

5. 現代政治是不記仇的，尤其不記異己的仇。政治是有成敗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敗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壞人，政治的成敗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對等的關係。

6. 新政權讓許多大學教授去參加了土地改革，這可以說是後來發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前奏。許多大學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後才與新政權妥協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時就開始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當時參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孫毓棠、李廣田、蕭乾、胡世華、、賀麟、鄭林庄、朱光潛、吳景超，都寫過文章來檢討自己的過去。

7. 思想改造運動是四九年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由於運動的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清理，為隨後到來的1952年的院系調整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從此以後，知識分子就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了。這次思想改造運動到1952年基本結束，它帶給知識分子心靈上的傷害是很重的。

8. 從個人命運來說，黃萬里的人生是個悲劇。因為對一個科學家來說，他一生最有價值的思考沒有得到國家的認可。不過對悲劇英雄來說，他們存在的意義是超越他們職業本身意義的，像吳祖光、馬寅初和梁思成他們一樣，他們的專業成就早晚會被超越，但他們的精神可以成為永恆的財富。

9. 1949年以後，中國的歷史卻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設中，歷史證明梁思成是對的，但老北京還是消失了。三門峽水庫，黃萬里是對的，但三門峽水庫還是建起來了。馬寅初提出要計劃生育，但中國的人口還是激增了。

10. 作為一個水利科學家，黃萬里專業聲望的最後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敗來證明，這是多麼大的悲劇！但這樣的悲劇在黃萬里一生中，還上演了不止一次。

11. 一九四九年的時代轉換，在中國歷史是空前的。因為以往的改朝換代，對整個社會的日常生活影響並不是突變的，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一般可以延續，而這一次的時代變革卻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全部改變了。馬寅初是新政權建立後的北大校長，而他的一個學術觀點卻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到了他這裡已經淹淹一息，獨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絕響。

12. 葉企孫和饒毓泰是中國早期物理學發展中的兩個奠基人。他們同是留美的博士，後來主要從事物理學的教學工作，中國多數物理學家均出自他們門下。1948年他們倆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組的院士，這是當時科學家的最高榮譽。到了「文革」，饒毓泰自殺，葉企孫重病纏身，凄然離世。葉企孫由於捲入一樁重大冤案中，很長時間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監獄。葉企孫晚年十分凄慘。「當時不少人在海淀中關村一帶見到了這種情景：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葉企孫、饒毓泰後來都獲平反，但他們的死留給人們的印象是強烈的，一個連物理學家都容不下的環境，到底在哪裡發生了問題？

13. 李宗恩先生是一個科學家，一九四七年他出任著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為這所一向由美國人主管的醫學院的首任中國院長，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適和傅斯年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學者去台灣，很多人拒絕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過花甲的老人竟被發配到了雲南昆明，沒過了幾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裡。想想這些知識分子的遭遇，真讓人有說不出的悲憤。像他們那樣的人才，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是積了多少年的精華才出現的，然而一個新時代就那樣輕易把他們葬送了。

14. 胡先驌是中國生物學的創始人，享有世界聲譽的植物學家。1949年以後，胡先驌沒有走，而是留下來繼續他的生物學研究，那年他五十五歲，還是一個科學家最好的年齡。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在自然科學家中，胡先驌是極少幾個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就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獨立的科學思想，在一個新時代里，他最終很難和他所處的時代達成平衡，他是中國生物學界少有的享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但在一個一切以政治為首要標準的時代里，科學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驌就因為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而最終沒有成為學部委員。胡先驌的落選，不是他個人的恥辱，而是這種體制的恥辱。胡先驌於1972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極大的折磨，他由原來所住的一所約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遷到了一所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圖書、資料和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盡。一代科學宗師，就在這樣的處境中離開了人世。

15. 安福是江西的一個偏僻小縣，但在本世紀初，不到幾年的時間裡，卻有三位少年，由這裡走進了千里之外的清華園，他們是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羅隆基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王造時是威斯康星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彭文應是威斯康星大學的政治學碩士。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達到了他們人生最輝煌的時期，無論是學問，還是社會聲望，他們沒有與舊政權共進退，都滿腔熱情地投入新的環境中。也許是命運的安排，也許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羅隆基、彭文應是全國五個未獲平反的右派中的兩位，三個人都在「文革」中凄慘離世，想來真是令人心酸。

16. 董時進是一個始終讓我不能忘懷的知識分子。歷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主任；國立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等教授。董時進對國民黨政府取締民盟很有看法，他認為這是一個政府的下策，是害多於利的。他說；「因為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為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認為，自己腐敗但還給人民一點自由的政府，比那種又腐敗還不給人民自由的政府總是要好一些。這個簡單的常識，中國多數知識分子要在經歷了半個世紀以後的悲慘命運中才想清楚。

17. 董時進有一件讓後人肅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書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他的根據是：舊中國農村土地是『自由買賣』的，租佃關係是一種『自由契約』，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質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應該進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經營不利」。「地主是勤勞的，而農民則是懶惰的」 「地主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後，在老一代知識分子當中，人們比較熟悉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是梁漱溟和馬寅初，但與他們比較起來，真正能在大問題上看出輕重的還是董時進。

18. 張東蓀曾做過私立光華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在專業領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對一般人來說，這個人就更陌生了，但張在1949年以前，卻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時代里，他已是被遺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許人也。張的被重新發現，首先是許多學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價值，還有就是他後半生的坎坷命運。1973年，張東蓀離開了這個世界。此前，由於受其連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物理學家張宗隧，三子社會學家張宗炎，已先後自殺。1949年後張沒有寫什麼東西，作為哲學家的張東蓀在1949年就死了，那時他也不過63歲。

19. 吳恩裕這一代自由知識分子是抗戰以後才學成歸來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為的時候，像他的同輩朋友儲安平、費孝通等人一樣，他們在40歲以後，已經沒有做學問的條件了，想來真是痛心。吳恩裕還做了紅學研究，更多的學者則是什麼都不能幹了。

20. 1949年，顧頡剛57歲。他沒有走，留在上海復旦大學做教授。作為學者，顧頡剛的學術道路與政治的關係並不大，但顧頡剛本人是受胡適、傅斯年、錢玄同等人的影響成長起來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獨行的原則。整個50年代，顧頡剛基本沒有什麼好心情。他在日記中說：「到京8年，歷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現在制度下又無法轉職，苦悶已極。」到了「文革」，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和他同時代的學者比較起來，顧頡剛的後半生基本還在做學術工作，終是幸事。

21. 我常常想，沈從文是屬於另一個時代的，作為小說家的沈從文其實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說。常風先生和我提到沈從文常是嘆息，對於他不寫小說，常先生口中總是一句話：太可惜，太可惜。現在想來，常先生的嘆息聲中，是對一個天才命運的無奈，更是對一個時代沒有讓一個天才作家繼續寫下去的感慨。

22. 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錢鍾書那一代人來說，確實是值得深入研究，他們當中有陳寅恪這樣的，以不合作為最高原則，有顧准這樣敢於反叛的，有儲安平這樣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錢鍾書這樣看透了而「閉門不管天下事」的，正是這些豐富的知識分子選擇，構成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織的全部人生。

23. 錢鍾書對政治的看法非常獨特，這種獨特是在迴避政治中得到體現的，在他看來，政治那東西，一旦沾上，就沒有一天安生。然而，儘管錢鍾書這種對政治的態度，使他在1957年沒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來，也使這位從不問政治的純粹學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種菜了。錢鍾書在當代為人廣泛尊敬，除了他在專業上的巨大成就外，錢鍾書是一個真正超然物外的學人，凡是了解歷史的人，都很難在任何一個歷史的波動中找出錢鍾書前後不一致的地方，這種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24. 作為一個有創造性的劇作家，曹禺在40歲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後，他的創造性就沒有能再發揮出來。就個性而言，曹禺是屬那種謹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藝術家，可他40歲以後趕上了一個不容藝術家氣質的環境。對於曹禺40歲以後的創作，他的朋友吳祖光有過尖銳的批評，意謂他是太聽話了。而黃永玉的批評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晚輩劇作家沙葉新也曾直言批評過曹禺的沒有主見。

25. 馮友蘭一生可說的事非常多，他的經歷在他那代知識分子中可以說是最豐富的。他一生的特點，有人評論說是太接近於權貴。成亦在此，敗亦在此，他過於在意自己在一個時代里的地位，他有時候是不看時代發生了什麼變化，而硬要讓自己處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覺退於邊緣的意識，他給人們的印象就不是現在這樣。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馮友蘭沒有樹立起自己的獨立性，他一生多變，這個變可以理解為他不斷追求新東西，但對任何成年人來說，多變一是出於自保，一是出於不甘退居邊緣。

26. 馮友蘭先生早年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終馮友蘭又獨立了，儘管這已到了他生命的終點，一個人到了這步天地才「海闊天空我自飛」，讓人覺得多麼沉重。馮先生「文革」中的失誤，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時代的關係。馮先生作為一個讀書人，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一些違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為之。馮先生死後，港台一些學者已放棄了對他「文革」中表現的苛評，傾向於認為馮先生的一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季羨林挽馮先生說是大節不虧，晚節善終，當是知人之論。

27. 金岳霖這一代知識分子，本來言論應該是最具獨立性的，但在歷史巨變中，我們沒有看見這種獨立性。金岳霖晚年，對自己的選擇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話說得很含蓄。1957年，金岳霖平安無事，不知這是否和他與毛主席吃過4次飯有關，但與金岳霖主動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而儘可能迎合時代有關。關於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們現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關於他個人生活的一些趣聞，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關係之類。我讀過一些國內出版的關於金岳霖的書，感到金岳霖這樣的知識分子是讀書人的楷模，身上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學問好，人又高雅，有中國人的機智（如他有作聯語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從他晚年的談話中，能感到他在做出違心之論時，是有過考慮的，不過他「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就個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屬於比較軟弱的人。

28. 在四十年代，晚胡適他們那一代的青年學人中，最為老輩學者陳寅恪、趙元任、傅斯年看好的兩個學者，一個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個就是出身清華的楊聯陞。楊聯陞、何柄棣、徐高阮他們，先後去了美國和台灣，大體上是過著學者的生活。楊聯陞是幸運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運最好，也不過就是後來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來了，但半個世紀過去了，想到當年同在哈佛讀書的周、楊二人不同的人生命運，我們該做何感想呢？

29. 周一良對自己中年的否定，不僅是對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對一個時代的評價，他晚年多次對陳寅恪的懷念，正寄託著他心中的理想，知識分子如果失去了獨立性，悲劇早晚會降臨，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周一良的經歷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來是學者卻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30. 50年代初，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說：「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從陳寅恪的語氣中，能感到他對周一良等自己學生的期望，遺憾的是他的學生在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沒有自己的老師執著。

31. 楊榮國這樣的學者，今日已成為學者的一個教訓。因為他以學術為政治服務來治學術，已完全背離了學術精神。但像他這樣的學者在新環境里，卻處處如魚得水，在楊樹達、陳寅恪、顧頡剛這些學者不適應的時候，楊榮國這樣的學者正是喜氣洋洋的時候。他當時是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

32. 馮友蘭、金岳霖、賀麟都是留美的博士，作為同時代3位著名的哲學家，在變動的時代里，他們的理想和選擇常出現後人難以理解的背反現象。這幾位哲學家的學問人們是公認的，但他們的經歷卻又是曲折的。我想從他們的經歷中感受一個時代是以怎樣的方式和力量，使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棄了自己早已形成的價值觀念，他們的轉變有多少是出自真誠，又有多少是出自無奈！在西南聯大校史上，這3位哲學教授不僅留了下來，而且很快和新時代同步，倒是當年幾位治歷史的教授如陳寅恪、錢穆、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選擇，哲學家和史學家對立的選擇，給我們留下許多啟示。

33. 陳寅恪、胡適和陳垣私誼很好。1949年，胡適和陳寅恪同機離開北平。由於二陳一胡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在南京政府搶運計劃的名單上。這3個史學大師，從這一年開始分手，各自走了3條不同的道路。胡適先飛美後赴台，陳寅恪客居廣州，辭不赴京。只有陳垣能順應潮流，繼續做輔仁大學的校長，一直做到院系調整以後的北師大。陳垣從此轉變了，以後他每做文章，幾乎都要否定自己的過去，1959年1月，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史學界對二陳的評價是：陳寅恪重志節而陳垣識時務，因此二人的命運也就截然不同。

34. 陳寅恪先生1949年後的辭不赴京及「著書唯剩頌紅妝」等行為，絕不是一時迂執，而是在固定價值觀念支配下的清醒選擇。

35. 錢鍾書先生很厭惡政治，但並不是不關心政治，是眼見的政治太讓他寒心了。他不是一個有意要做隱士的人，而是現實讓他太失望，到最後他連說一說的興趣都沒有了。沈從文先生在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麼要說，他的回答是：「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沈先生是一個弱者，但他臨終的這句話卻是強音。

36. 像錢鍾書先生一樣，王力先生後來也是一個不再多說話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沉默，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對一個可恥時代的控訴，但那樣的屈辱，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打擊是毀滅性的，長時期的這樣生活，有時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37. 在同時代的朋友中，費孝通是極少數倖存下來的人之一，作為一種象徵，他能讓今天年輕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和坎坷人生。費先生這一代知識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強的自由民主觀念。但歲月無情，歷史難測，1957年不僅埋葬了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肉體，而且將崇高的信念也埋藏進倖存者的內心世界了。費孝通先生晚年已不願多談這些，但從他的散文，或者專業論文中，我們又時時能感受這種信念的強烈。

38. 費孝通年輕時形成的對政治的熱情，一直持續到今日。對於費孝通來說，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轉折。在1949年以前，作為社會學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殺後，面對白色恐怖，他敢於在報上公開發表聲明，認為：「李公朴的血是標誌著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運動的轉折點。」「是最後勝利的前兆」。在1957年，費孝通敢於寫出像《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樣被稱為向党進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給人以不減當年勇的感覺，然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1980年復出之後，雖然我們仍能在他那些遠離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顆知識分子跳動的心靈，但我們卻很難再讀到他早年《觀察》文章和《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樣令人振奮的論文了。作為一個徘徊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晚年費孝通給我們的啟發是很深的，從理論上講，當他更有資格、更有機會放言國是的時候，作為知識分子，費孝通的影響卻不如他年輕的時候，他曾說過：「四十年代後期是寫作上第一個豐收期，對當時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定影響」。在中國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費孝通成為新時代學者從政的一個典型，我不知道這是他的幸運亦或不幸。

39. 賈植芳先生曾說過大約是這樣意思的一段話，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直到四九年以後，可以說從來都是窩裡斗，斗到最後就是五五年的胡風集團，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陳企霞和馮雪峰成為右派，就是文革時期周揚那樣的結局。新月社成員也不是沒有矛盾，他們也為一些問題爭吵過，但新月作家就沒有個人恩怨，他們一生都是朋友。

40. 對延安知識分子，要稍加定義：主要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是當年的左傾教授和左傾青年，在教授中以陳伯達、艾思奇、范文瀾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喬木、于光遠、胡繩為代表。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很多，但並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識分子就是「延安知識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能與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識分子，如果說延安確有新文化，那麼創造這些新文化並為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識分子，才可以視為是「延安知識分子」，有些沒有到過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延安知識分子，而像王實味、肖軍、高長虹雖然到了延安，但最終無法和延安文化達成平衡，所以也不應當看作是「延安知識分子」。

41. 在中國現當代文化史上，有幾個人的經歷和命運特別耐人尋味，他們是周揚、馮雪峰、胡風、丁玲。他們四人有過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終還是帶著恩怨離開了世界。他們的命運又和兩個偉人有關，一是政治領袖毛澤東，一是文化旗手魯迅。

42. 中國文學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壞來自於對作家自由寫作精神的壓制和打擊，這是一個壞時代，壞時代不說能說絕對產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蘇聯就有索爾仁尼琴那樣的作家，還有東歐也出現過許多類似的作家，但在這五十年中，中國沒有那樣的作家。中國作家在自由寫作精神的養成和自覺上，不如前蘇聯和東歐的作家，這不是作家的錯，而是制度的錯。就文學成就而言，在這五十年當中，人們沒有什麼特別留戀的文學作品，人們還是懷念過去，懷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這是陳寅恪一九三零年寫的一句詩，用它概括這五十年來作家的處境，我以為是最恰當的。

43. 我們的文學為什麼進步不了，因為作家們在他們寫作的時候，沒有自由的心靈，不是他們不知道該寫什麼，而是他們太知道他們該寫什麼了。

44. 對於傅斯年和史料學派的批判，使四九年以後成長的史學研究者當中很難出現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史學家，因為訓練不足或者說曾經誤入歧途，他們已經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壞比建設要容易得多，四九年以年，中國並不是沒有史學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為意識形態的制約，那些頗具文史才華的青年才俊，都在學術上走過彎路。像李澤厚、李希凡、藍翎、馮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余秋雨，他們本來是有可能成為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學者的。中國現代史學的道路是曲折的，繞了五十載，還得回到傅斯年，這是很讓人感慨的。

45. 胡適這個人的價值，我們今天已經看得比過去清楚了，進入下一個世紀，我們就更需要讀懂胡適了。為什麼呢？因為胡適是一個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趨勢，這是很不容易的。胡適是一個沒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麼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個看法，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而做人卻要在有疑處不疑，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個胸懷非常坦蕩的人，知人論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說話，多為持平之論。

46. 胡適是中國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簡潔明快，是用平常話講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開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學性。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種可以學，也能學的文章。過去語文教材里不選胡適的文章，最大的損失還不是在文章的做法和文風的變化上，而是我們失去了像胡適那樣想問題、看問題、做學問的方法。

47. 我們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個人的道德。就魯迅和胡適兩個人來說，我要先問一下，假如他們還是兩個生活在我們中間的人的話，我們更願意和哪一個人成為朋友？哪一個人更容易成為我們的朋友？你更願意和哪一個人共事？我想多數人是會選擇胡適的。我們可以說，道不同不相與謀。但就以在同道當中作一個測量的話，我們還是得承認，胡適的朋友要多過魯迅。這只是一個事實的評價，而不是一個價值的判斷，一個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並沒有直接關係，但一個人一生總和他的朋友發生衝突，我們也不能就因為一個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認同了他那樣的做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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