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評價他的攝影：「在人的身上，看見了神性」

初見阿藍，他枯瘦顯骨的臉頰夾在左右兩撇柔順的長髮之間，發色初花。眼睛深嵌在眉弓下方，投下很濃的陰影，襯得雙眸格外明亮。眉頭兩根線提著，昭示心頭揮不去的嘆息哀愁，鼻樑在飽經風霜的臉上高高隆起，顯得堅毅。上嘴唇隱藏在鬍髭的影中，下嘴唇在說話時閃爍。有時候猛一眼撇去，有點像耶穌，傳說他為某教友施洗的時，被受洗者誤以為這是教會特別的安排。

這位被稱為攝影師的牧師，或者被稱為牧師的攝影師生活在台北。他每天睡覺的時間僅為三四個小時，像達芬奇這類工作狂一樣，視睡眠為浪費，似乎生命的每一秒鐘都珍貴到不捨得錯過。然而他並非拿這些時間作攝影，而是在教會服事、照顧教友和家人。他的太太之前有嚴重的抑鬱症，他照顧家庭，愛護妻子，包括洗菜刷碗拖地這些無盡的家務。買菜的時候，都會習慣性地比預算少花一些錢；他的一些衣服是從垃圾堆里撿來，拿回家稍作處理，穿在身上。在追求富足和安逸的社會裡，認識他時甚至價值觀都會被挑戰和提醒。

先知阿摩司

攝影對他來說，是一個意料之中的意外。他年少學過美術，做過設計，後來成為牧師，這一點，類似梵高的青年時期。剛開始做攝影時，他遭到過教會同事的激烈反對，一個「神聖」的身份，怎麼能做「俗世」的事情呢？為此，阿藍當時陷入左右兩難的境地，他在回憶中說，他就祈求上帝，希望在一個月內給他一些徵兆，使他可以清楚地選擇當走的路。結果接下來的一個月里，他的攝影又是獲獎又是參展甚至被法國人看中挑選去代表亞洲在巴黎展出，這一切，彷彿上帝塞給他的一張紙條，一顆定心丸。於是，攝影之於阿藍一發不可收拾，直到我們親眼目睹他的作品，七八年過去了。

立春

陳丹青先生在阮義忠攝影大賽中認識了阿藍，並評論說，「以神性的目光看待人，在人的身上，看見神性。」一語中的。在阿藍的目光中，人的尊嚴的最終基礎就是上帝把他創造得像上帝自己，除此以外，他無法為人找到尊嚴之所以如此強烈存在的基礎。神性就藏在萬物背後，阿藍不僅是看到了萬物本身，更是借著萬物，看到神性。

使徒約翰

這個對神性的感知就成了他一切目光的基礎。在攝影技術武裝到每一個身體的時代，阿藍的攝影是獨特的，並不是他的機器鏡頭獨特，而是他的目光背後生命和觀念的獨特。他擁有一種的當今社會不普遍的知識：人，按上帝的形象所造，在上帝面前活著。這也正是基督教人觀賦予個人以尊嚴的最終基礎，而非世俗社會認為的那樣，個人尊嚴建築於後天的成就上。

期待上帝

這種圖像所傳遞的氣質直接連接著卡拉瓦喬、倫勃朗等歐洲宗教改革思想下的繪畫大師。在思想語境里，連接他們的是基督教的人觀：被造、墮落、受限，又有恩典、慈愛和赦免。在視覺語言上，連接他們的正是左上方射來的光，被照亮即被恩寵。形體被光塑造後，許多邊緣線被藏在了幽暗之中，在造型上起作用線條成了明暗交界。這種從實體邊緣線到明暗交界線的造型語言轉變，也正是文藝復興風格向巴洛克變化的語言特徵，其造型語言的傳遞能力變得更加出人意料，戲劇感徒增，而這種效果帶來的浪漫感同時減損了畫面的穩定感，但是與倫勃朗同樣，阿藍在處理構圖的時候，選擇了更加端莊穩定的姿勢與圖式來彌補這種失衡。同時，和倫勃朗相似，阿藍攝影的基調是深邃的昏暗，讓形體和光在人的視網膜上產生富有美感的形狀，用光的強弱、深淺、虛實把畫面中的意義也按次序表明出來，並不晦澀。面龐，總是畫面的核心；面龐上表情，總是畫面的核心意味；表情背後的情感，總是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耐人尋味。

亞當-自然的園丁

此外，阿藍的肖像攝影還有一層「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使整體的氛圍增加了一個維度。據說他平時會收集一些老舊的物件，親手做了許多道具，尤其是植物，比如《沃土》中用蔬菜做的「伊麗莎白花領」；《夏娃的女兒》、《恩寵I》、《亞當與夏娃》中用葉子做成的衣服，如果放到今天的當代藝術概念里，這算得上的裝置了。更有意思的是，阿藍說，這些植物衣服得趕緊地做，快快地拍，不然葉子脫離樹枝樹根，就會縮水，使衣服變形。很難想像如果沒有這些樹枝、樹葉作為道具，人的動作可以精準完美地呈現。「連畫家都擺不出這麼迷人的造型，」陳丹青說道，「阿藍太會擺了。」在阿藍的人觀中，人之為人，不是孤立地懸浮，而是與萬物相關，管理操持，物襯著人，人持著物，使人免於孤島的困窘狀態，被置於與物關的系中，人被更複雜、更具體地表現出來。

沃土

阿藍的模特大多是他在台灣服務的教友，他選的模特大多本身就很美，其中有一些台灣的原住民，稜角端正分明，陳丹青在一次對話中戳出要害，說，「阿藍對模特是挑剔的，他的模特大多長得十分性感。」可能這也是阿藍的攝影吸引人的秘密之一吧。當然，阿藍沒有繼續挖掘這種性感的特徵，而是用他所熟悉的聖經故事、聖經人物所體現的精神，投射在他的模特上，使他的攝影作品更多了一個可以留人駐足的因素——日常與經典的照應。這也是宗教改革的結果：聖、俗不再兩立，透過日常看到信仰，透過世俗進入神聖的觀念吧。這種思想的典型在荷蘭黃金時期也充分地在繪畫中被表達過，倫勃朗、維米爾、克萊茲（pieter claesz）等等……萬物變得格外實在，而這種如實所是的、不理想化的實在感，是任何時代的繪畫都不具備的，不是因為他們畫畫的能力更強了，或者使用了暗箱透鏡這些法寶，而是他們對世界的認知新教化了，按此，任何殊相都有了終極的主宰者，萬物都不用急著去做他們自己的上帝，因此，畫家才有可能為個別事物找到確鑿的存在意義，產生荷蘭黃金時代的藝術。阿藍的在攝影上的觀念是與那個宗教改革時期共享的。

月夜-牧童大衛

阿藍用「微塵聖像」來給他的攝影取名，也藏著深意。所謂微塵，便是毫無意義，不值一提——人生是虛空的，如同捕風；所謂聖像，卻是尊貴尊榮，意義非凡——人生又是嚴重的，因為他承載了上帝的形象。這兩個對立的觀念共同塑造了阿藍攝影的魅力，人之為人，卑微與尊貴，受寵與被棄，苦難與歡愉等弔詭的兼容，也正是人的形象在藝術表達中最觸心動魄的主題。

預備著的童女

有一幅名為《懷孕的瑪麗亞》的攝影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一個看起來無助的，面容憔悴的女人坐在昏暗的左下角，右邊的桌子上的蠟燭亮起一點火焰，右上方的時鐘停留在八點五分。左上側有一道光橫進來。整張畫面在絕望與希望、暫時和永恆的張力之間鋪開調子。而這張作品的背後，暗藏著一個悲情的故事：畫面中的女人是一位歌手，她在懷孕時被檢查出罹患直腸癌，而在孩子與自己之間，醫生建議她先取出正在孕育之中的嬰兒，保全她自己的生命。而她在如此為難的情況下選擇了生出這個孩子，而不是殺害這個孩子。因此病痛中的她為了成全孩子而承受了癌症之痛而不用任何止痛藥，她承受一切的力量之源來自她對孩子和丈夫的愛和承諾，和她對假若死後能與上帝同在的確信。這樣，孩子剛剛生下，她就被推進手術室，大出血多次，做了直腸癌的手術。再後很短的時間，她幾乎走在死亡的邊緣，內臟被大量取走，甚至要在胸腔下部裝上網來防止心肺下垂。將近死期前的幾天，她請求阿藍為她留下影像，作為她給丈夫的留念。阿藍果斷答應了，她驅車數小時找到阿藍，在病痛無盡的折磨中配合阿藍拍攝這組照片，甚至阿藍在拍攝過程中看到垂危之人的無助而偷偷流淚，又看到在她死亡面前存心忍耐，保持甘心而倍感安慰。幾天後，她離開了人世，而她去世的時刻，正好就是影片中的那個八點五分。

陳丹青先生在他策劃，最近在中國油畫院美術館為阿藍舉辦的攝影展序言中說：君藍的影像對他自己也可能是一場意外。當我詢問他何以拍得這麼好，他誠惶誠恐。我只能轉而相信：一個攝影的新手，可能若有神助：當新的媒介（譬如，照相機）剛剛上手，這媒介可能會做成後來不再能做到的事。相較於後世無所不能的攝影大師，十九世紀中葉的納達、上世紀初端的桑德，也是攝影史新手，甚至業餘者。他們只是當年的照相館師傅，但他們看人的目光，無可企及……君藍有福了。他怎會愛上攝影呢？他不知道（最好不知道）自己體內住著一個天生的藝術家，這位藝術家，照他自己的說法，以不辭生死的信念，愛著耶穌，並發願如耶穌那樣，愛著眾人。

文|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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