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直到清朝，才算有了今天被看作多民族政治統一體的「中國」？

作者簡介：

岡田英弘， 1931 年生，現任東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東洋文庫研究員。1957年因研究《滿文老檔》獲日本學士院獎。

神田信夫， 1921 — 2003 ，曾任明治大學文學部教授，退休後任明治大學名譽教授、東方學會會長、東洋文庫研究員等職。 1957 年因研究《滿文老檔》獲日本學士院獎。

松村潤， 1924 年生，現任日本大學名譽教授、東洋文庫研究員。 1957 年因研究《滿文老檔》獲得日本學士院獎。

譯者簡介：

王帥，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明清史。

書籍摘錄：

第一章 中國與支那（節選）

從支那到中國

首先要說的是，本書所論述的明清歷史，可以概括為「從支那到中國」的歷史。

現在作為多民族政治統一體的中國概念，其原型早在明清之前的元朝時就已經形成了。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原本是一個游牧民族的國家，僅僅是由生產力低下的游牧區構成的帝國，其經濟基礎薄弱，也很難穩定地發展。直到第五代君主薛禪汗將蒙古游牧區與支那農耕區合并統治後，帝國才最終得以穩固。中國概念就是從這裡誕生的，而元朝也正是最早將多個地區合并統治的新中國之雛形。

但是元帝國在聯合各地區的問題上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各個地區自行其是，各自為政，一旦作為統治力量基礎的蒙古游牧軍隊由於一些原因被削弱，帝國就必將分崩離析，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支那地區建立了明朝。蒙古高原和準噶爾草原由北元統治。滿洲也由明朝統治，朝鮮半島上則建立起獨立的李氏朝鮮王朝。隨著元末察合台汗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東土耳其斯坦成為東察合台汗國的領土。

明朝實際上打算在其所繼承的元帝國的全部疆域內建立統治。不過，這種願望最終沒能實現。漢族由愛好和平的農民組成，其軍事力量存在極限，不可能期望其像元帝國那樣建立起強有力的統治。

所以，現代中國概念的真正成形，必須要等到清帝國建立之後。研究繼承元朝的明朝乃至之後清朝的歷史，就要從支那到中國的歷史開始敘述。本書正是基於這種視角對明清時期進行探究，進而得出相應的結論。

成吉思汗，來自：維基百科

南北支那的對立

那麼，鑒於中國廣大的地域範圍，各地區的由來自然有其各不相同的歷史原因。但是，在這裡我只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支那地區內部的南北關係問題。

總的來說，支那歷史的大趨勢通常是北方統治南方。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支那相對於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南支那來說，一直保有相當大的政治優勢。

但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支那。即便到了隋唐時期，諸王朝的國都也大都設置在北支那。為了南北支那的溝通和聯絡，隋朝開鑿了聞名於世的大運河。這個通道將南方的物資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北方，從而維持了支那地區的統一。

隨著時代的變遷，南支那的經濟重要性日益凸顯。到了宋代，諸如「江浙（江蘇省和浙江省）熟，天下足；江浙歉，天下飢」這樣的諺語廣泛流傳，也象徵著南支那控制了整個支那地區的經濟命脈。而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在世祖忽必烈時征服南宋並奪取了這個穀倉地帶，所以蒙古帝國向大元帝國的轉變也就成為必然趨勢。最終到元末時，支那地區北方統治南方的歷史原則被徹底推翻。於是在長江流域發展起來的朱元璋集團建立明政權，並推翻了北京的元政權。南方打敗了北方，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此外，明朝試圖全盤繼承元朝的版圖進而成為首屈一指的大帝國，但位於支那北方的元朝發源地——蒙古本部則阻止了明朝的行動。

大運河，來自：維基百科

支那與蒙古

蒙古與支那同樣是歷史上構成中國的各區域中最重要的地區之一。在這裡必須讓大家了解蒙古的概況。如果我們嘗試回顧支那地區超過 3000 年的國家發展史，常常要將其與蒙古的關係作為背景。

為什麼支那地區的古代都市大都位於蒙古高原、山西高原與北支那平原的交界處呢？解開這個謎團的鑰匙就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與北支那平原上的農耕民族之間的貿易關係。游牧民穿著用牲畜皮製作的衣服，飲用牛奶和酸奶，食用黃油和乳酪，住在用羊毛硬氈製成的帳篷中，這完全就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為了獲得人體必需的碳水化合物，游牧民就要向農民購買穀物。因此，從史前時代開始，高原上的游牧民就必須組織商隊到北支那平原與那裡的農民進行貿易。這樣的交易場所或定期集市理所當然被設置在農耕地區的邊緣，即北京、邯鄲、安陽、洛陽、西安、咸陽等地。大量為進行貿易而從農耕地區腹地趕來的人聚集在這些地方開展貿易活動，不久定期集市就變為常設市場，市場附近的村落也開始發達起來。這就是北支那古代城市的產生過程。支那地區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職業商人，大概也是出於上述原因。

游牧民帶到北支那邊境城市交易場的貨物中最多的是家畜，其次是高原鹽湖所產的湖鹽。家畜當中，牛主要是為滿足農民耕地拉犁的需求，而羊肉則作為蛋白質資源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伙食水平。

但是馬匹的輸入在政治上具有最重要的意義。馬使戰爭成為可能。古代支那與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一樣，用馬拖曳戰車作戰，直到戰國時期才開始將馬用於騎乘。總之，得到馬匹的邊境城市逐漸成長為城市國家，在這些城市國家中殷、周、秦又發展為王國，最終統治了其他城市及周邊的農耕地帶。這就是為什麼北支那統一國家的出現要比南支那更早的原因。

因為南支那不靠近邊境，城市發展陷於停滯，又不能獲得馬匹，所以沒有辦法與北支那的軍事力量進行對抗。

長城，來自：維基百科

萬里長城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壯麗長城，實際上是在明代修築的。而提到長城的歷史與其說是光榮的，倒不如說是痛苦的。

上文多次提到興起於南支那的明朝繼承了元朝的遺產並統一了整個支那。此外，明朝也試圖將元帝國的全部領土收入囊中，然而明軍雖然將蒙古人逐出農耕區並控制了支那，但越過長城向北方的游牧區進攻則是十分困難的。因此，明朝從南到北的擴張便達到了極限。

這是由農耕社會與游牧社會的本質區別決定的。農耕社會與土地緊密相連，必須定居耕作才能維持運轉。如果土地條件較好，又沒有自然災害的話，填飽肚子並不困難。因此在沒有外來侵略的情況下，農耕社會顯露出原本和平、非軍事的特徵，也不會考慮侵略別人。農耕社會之所以能發展壯大，是因為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們前往臨近地區尋求新的耕地，而這不過是一種開拓性的發展罷了。

但游牧社會，則可以被稱為以戰爭為目的的組織。正如上文所述，游牧民如果不從農民手中購買糧食就無法生存，因此雙方在邊境城市維持著和平的貿易往來。但是，邊境城市一旦發展為強大的王國，就可能不正當地提高農產品的價格，游牧民又沒有有效的對抗手段，必然遭受很大的損失，而這勢必導致游牧民以暴力的手段獲得糧食。所以，隨著北支那古代王國的發展，與游牧民的邊境衝突也越來越多，從殷周時期開始就已經有蒙古高原的游牧民侵犯、搶掠支那地區的記錄。因此，古代王國為了防禦游牧民的襲擾，大都在邊境修築長城並駐紮部隊。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戰國時秦、趙、燕都在邊境修築了長城，後來秦始皇統一了支那，立即將這些舊長城連接起來，進而建成了萬里長城。

蒙古包，來自：pixabay

因為支那方面加強了邊境防禦，蒙古地區的游牧民為了像以前一樣有效地進行掠奪戰爭，越來越有必要組建更大的組織。於是他們團結起來，選出一位有能力的戰爭領導者。游牧國家這種組織形式，最初就是以戰爭和掠奪為目的才建立起來的。

既然是為戰爭和掠奪而建立的組織，游牧國家必然與鄰近的勢力進行著無休止的征服戰爭。如果停止戰爭，就會失去國民收入，同時人民的生活也會遭受威脅。因此，游牧國家相互吞併，不久之後戰爭就從蒙古高原擴大到準噶爾草原，進而波及中亞的哈薩克，最終建立起一個覆蓋廣闊游牧地帶的大帝國。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在公元前 2 世紀初，也就是秦帝國統一支那後不久，匈奴便建立了歷史上最早的游牧大帝國。

一旦游牧國家成長為大帝國，蒙古的游牧民就能與支那的農耕帝國勢均力敵地進行交涉。只要雙方在軍力上保持平衡，邊境城市的貿易就可以在正式條約的保護下和平地進行。

來自：pixabay

商路

除此之外，游牧帝國完成對北亞和中亞的統一，就可以安全地使用連接支那、西亞、東歐的商業渠道——絲綢之路。因此，東西方之間的貿易便興盛起來，商隊往來也變得十分頻繁。作為保護游牧民通行安全之報償而徵收的商品稅，成為游牧國家巨大的收入來源。同時，游牧民自身也通過投資、組織商隊或委託居住在中亞綠洲城市中的職業商人來經營商業。

這時，在支那一側的終點大多數成為發達的邊境城市。也就是說，這些城市既是與游牧民交易的中心，同時也是絲綢之路的終點。

總之，北京既是邊境城市，同時也是西伯利亞路線的終點，而且還是通往滿洲、朝鮮交通線的起點。從北京向東北方出古北口進入熱河山地，經承德、朝陽渡遼河到達瀋陽，自瀋陽出發，南下遼陽渡鴨綠江可以進入朝鮮半島併到達日本，北上可以直抵松花江、阿穆爾河流域。經過山海關的海岸大道雖然開通較晚，但是這條路線從明代開始便成為主要的貿易交通線。而北京則成為經此從朝鮮、滿洲腹地進口珍貴毛皮、高麗人蔘的口岸。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內容，請務必將北京的這些特點記在心上。

高麗王朝後期至朝鮮王朝初期穿襦裙配褙子、披帛的貴婦（摹本），來自：維基百科

佔據優勢的游牧民

那麼，在游牧帝國與農耕帝國之間能夠維持友好關係的時期，貿易得以平穩地發展，但如果某些原因引起戰爭，游牧國家就赤裸裸地顯露出軍事性特徵，其結果就是對農耕國家連年的侵犯和掠奪。但是游牧帝國的終極目的還是希望恢復與農耕帝國的和平貿易，而不是將對手徹底消滅。但是如果農耕帝國自身存在某種結構上的弱點，也可能因游牧帝國無意識的過激行動而被消滅。成吉思汗滅亡金帝國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管理農耕地帶需要頗為煩瑣的手段，游牧民族的征服者從來沒有打算由自己直接進行統治，通常都是委託被征服地的土著豪族負責徵收地租。耶律楚材就因被成吉思汗任命為中書令而成為地租的徵收者和管理者。中書省被稱為元帝國的最高政府機關，但實際上不過是負責徵收支那農耕地帶地租的稅務所罷了，同時中書省也沒有對游牧地帶的管轄權。而且，中書省被設置在北京這個邊境城市，而北京雖然在元代被稱為大都，但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首都。雖然大都建有宮殿建築，但元朝的皇帝們絕對不在那裡常住，他們每年只在大都的宮殿中接見一次漢臣，而且，在此期間皇帝們也都住在大都郊外的帳篷里。總而言之，北京在元代不過是蒙古人藉以統治支那地區的一個窗口罷了。

在游牧帝國與農耕帝國的戰爭中，也曾出現過農耕帝國憑藉極為強大的經濟實力，暫時壓制游牧帝國的情況。但是，這終究只是暫時的，而且農耕帝國還必須做好付出極大的人力、物力資源的準備。而這歸根結底是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在戰術上的本質區別造成的結果。

游牧民族的軍隊特點就是極為低廉的維持費用。此外，大體上也沒有可稱為薪俸的東西，奪取的戰利品除去十分之一上交給指揮戰鬥的皇帝外，其餘都歸士兵個人所有。補給也較為方便，更沒有輜重部隊。在作戰時，士兵們各自將乳酪和干肉置於腰間的皮囊中，這可以使他們持續進行大約三個月的作戰行動。

來自：維基百科

與此相對，農耕民族的軍隊就極為耗費金錢。因為農民必須停止耕作應徵入伍，一次出兵立刻就會影響農業生產，所以政府要給予農民相應的補償，換句話說就是必須支付薪俸。而補給一直是最大的難題。農耕民族的軍隊在游牧地帶作戰時，在當地不可能獲得糧食，必須預先將從內地徵集來的糧食沿軍隊的行軍路線運到前線。然而，輜重部隊沿戰鬥部隊的路線前進，就沒有辦法避開敵人的襲擊，所以戰鬥部隊也必須自己攜帶一部分糧食。但這樣的話，就必須要有遠超戰鬥人員數量的牛車和駱駝伴隨作戰，行軍速度勢必會極為緩慢。而如果編成這樣的大部隊，補給必然會變得更加困難，行軍速度更是無從談起。

此外，農耕民族的軍隊以步兵為主，必須以密集隊形進行戰鬥，而游牧民族的軍隊全部是行動迅捷的騎兵，還可以輕鬆施展高速奇襲戰術。所以，農耕民族的軍隊難以與游牧民族的軍隊進行較量，只有在裝備比游牧民族軍隊更為先進的武器時才能獲得勝利。漢軍能打敗匈奴，是因為漢軍使用鐵制武器，而匈奴還在使用青銅武器。洪武、永樂時期的明軍能壓制北元，也是因為明軍裝備了火器，而北元軍的武器還以弓箭為主。但是即便有這樣的優勢，農耕民族的士兵大都沒有接受過在游牧地帶惡劣自然條件下的生存訓練，於行軍中接二連三地掉隊並最終死亡的例子屢見不鮮。因此，如果不付出巨大的犧牲，農耕民族就不能獲得勝利。雖然支那地區素稱富庶，漢族的人口數量又很多，但也不可能長期承受這種消耗。實際上到了漢武帝和明成祖執政的末期，消耗殆盡的國力已經再難維持任何遠征行動了。

游牧民族的騎兵部隊作戰半徑大，又快速機動，對農耕民族的軍隊來說，這意味著偵察敵人的行蹤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使是永樂帝的五次親征，也僅有一次因偶然的機會才遭遇了北元軍。而且北元軍看到形勢不利立即全速撤退，明軍未能給予其決定性的打擊。因此，農耕民族的軍隊進攻游牧地帶，就像在沙漠中追逐海市蜃樓一樣困難。這就是農耕民族總是被迫採取被動防禦的原因。

儘管如此，支那地區的農耕帝國與蒙古地區的游牧帝國之間的戰爭，大都是前者為應對游牧民族的侵犯和掠奪而進行的預防性戰爭。

萬里長城標示了明王朝統治的極限，也表現出其放棄長城以北的決心。永樂帝仿照大元帝國建立大明帝國的事業最終失敗，換言之，明朝未能由支那進而成為中國，這也是明朝作為漢族王朝的悲劇象徵。當然，萬里長城被稱為中國的金字塔、世界七大奇蹟之一，自然也是支那地區農耕經濟實力和漢族繁榮昌盛的象徵。但是以從「支那」到「中國」的歷史視角來看，萬里長城的意義仍是負面的。其證據就是當清朝完成向中國的轉變後，萬里長城就完全失去意義，變成了多餘的東西。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