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帝真是荒淫之君嗎？為何民間對此不以為然，認為他是堯舜之君

小說中的歷史03：民間對萬曆皇帝的高度讚揚

（明神宗像。）

一直以來，歷史學家似乎都有一個定論，那即是「明實亡於神宗」，神宗也即是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朱翊鈞。當時的首輔葉向高向萬曆帝上書，指出國家有五弊，已經是十分的危險，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黨爭，這點幾乎是無可救藥的。按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夏完淳之父）的說法,神宗怠於臨朝的原因,先是因為寵幸鄭貴妃,後是因為厭惡大臣之間的朋黨鬥爭。

及至現代，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講義》內稱神宗晚期為「醉夢之期」,並說此期神宗的特點是「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而在另一位著名史學家看來，明王朝的衰敗則早在萬曆十五年就開始了。

由此可以看出，「明亡於神宗」是相當一部分人史家的共識。然而，在民間卻完全不是這樣的情況，有許許多多人為萬曆帝歌功頌德，認為他是有道明君，這些觀點和史家的觀點大相徑庭，也算是一種奇趣了。

我們且來看看晚明著名小說家馮夢龍是怎樣「吹捧」萬曆帝的。

自永樂爺九傳至於萬曆爺，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這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處寇亂。那三處？日本關白平秀吉（即豐臣秀吉，也就是太閣立志傳里的羽柴秀吉，也就是那個木下藤吉郎啦！），西夏口孛承恩，播州楊應龍。平秀吉侵犯朝鮮，口孛承恩、楊應龍是土官謀叛，先後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箇是：一人有慶民安樂，四海無虞國太平。（《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馮夢龍最為重要的成就就是編纂、整理了「三言」，使之成為我們古典白話短篇小說的巔峰之作。成書於萬曆時期的這「三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喻世明言》），對晚明社會有著十分真實的描寫，儘管吏治和官場有不少黑暗的地方，但整體來說，思想活躍、經濟繁榮、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可以說是太平盛世。

如果這只是馮夢龍的一家之言也就算了，實際上並非如此。

（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像。）

明末清初的《樵史通俗演義》（陸應暘著）：「且說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四海賓服，五方熙皥，真箇是極樂世界，說什麼神農、堯、舜、稷、契、夔。傳至萬曆，不要說別的好處，只說柴米油鹽、雞鵝魚肉、諸般食用之類，那一件不賤。假如數口之家，每日大魚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這是極算豐富的了。還有那小戶人家，肩挑步擔的，每日賺二三十文，就可過得一日了；到晚還要吃些酒，醉熏熏說笑話，唱吳歌，聽說書，冬天烘火夏乘涼，百般頑耍。那時節大家小戶好不快活，南北兩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員都上本絮聒也不震怒，人都說神宗皇帝真是個堯、舜了。一時賢相如張居正，去位後有申時行、王錫爵一班兒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權柄又不弄權柄的，坐鎮太平。至今父老說到那時節。好不感嘆思慕。」

從這裡的描寫來看，在萬曆一朝物價低廉、百姓生活安樂、精神生活多姿多彩……有人說這是陸應暘的溢美之辭，這本書並不可靠，其實不然，這本書雖有瑕疵卻不失其價值，尤以史料價值為高。《明季北略》、《平寇志》、《小腆紀年》等，均從中採摘資料。清康熙年間的大戲曲家孔尚任作《桃花扇》傳奇所附徵引書目亦有本書。

廣東的陳舜在《亂離見聞錄》中回憶說：「予生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廿六日卯時，父母俱廿三歲。時丁昇平，四方樂利，又家海角，魚米之鄉。斗米錢未二十，斤魚錢一二，檳榔十顆錢二文，著十束錢一文，斤肉、只鴨錢六七文，斗鹽錢三文，百般平易。窮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賦役輕，石米歲輸千錢。每年兩熟，耕者鼓腹，士好詞章，工賈九流熙熙自適，何樂如之。」這裡指出了萬曆時期物價的低廉，貧富兩相安，百姓安居樂業、其樂融融。

明朝遺民李長祥在《天問閣集》的《劉宮人傳》中也對萬曆皇帝有過高度評價，甚至認為萬曆皇帝比起東漢光武帝、唐太宗來，品德更在其上。 「余常覽神宗遺事，有人訟一內官於中城御史，御史不知其為已入皇城之內官也。即為之出朱票。持朱票之役又素非煉事者。即以向午門索問。諸內官憤奪奏之御前，上諭云云如劉氏言。……，嗚呼聖人哉，聖人哉。東漢建武十九年，湖陽公主蒼頭殺人，……。蒼頭，公主人，與皇帝之人異，況在御前者乎？漢帝今猶稱之，神宗與之相較，豈不勝之絕遠？唐太宗謂：『上畏天、畏祖宗，下畏言官』。考當日所為，亦飾語耳，若神宗乃真有其實，雖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內家給人足，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者四十八年，有以哉！」

李長祥對萬曆帝的評價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認為萬曆帝真是一個堯舜之君！

這樣的例子不勝彌舉。不僅小說家是這樣寫的，許多詩人也都在為萬曆帝歌功頌德。

山東諸城人丁耀亢萬曆二十八年出生，死於康熙八年，明亡後寫過一些詩回憶萬曆時期的情形：「……憶昔村民千百家，門前榆柳蔭桑麻。鳴雞犬吠滿深巷，男舂婦汲聲歡嘩。神宗在位多豐歲，斗粟文錢物不貴。門少催科人晝眠，四十八載人如醉……」（《古井臼歌》）

「……憶昔神宗靜穆年，四十八載唯高眠……物力太厚天時豐，十錢斗粟羞為農。健牛肥馬村巷滿，鳴雞吠狗桑麻通。」（《長安秋月夜》）

另外《吳嘉紀詩箋校》一書中收錄的《一錢行，贈林茂之》一詩及其注釋，也能夠看出清初從文人到賣酒普通市民對萬曆皇帝的深厚感情，甚至看見萬曆時期的錢，而至於潸然淚下。這首詩末尾幾句是：「杯深顏熱城市遠，卻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見皆垂淚，乃是先朝萬曆錢」。

這樣的例子不勝彌舉！如果說唐代大詩人杜甫的《憶昔二首》是對「開元盛世」的一種頌揚，「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那麼以上筆者提到的這些人文人筆下的萬曆時期也足可以稱為盛世！這樣的盛世比起漢朝的文景、唐朝的開元，其繁華程度都是不逞多讓的！

為什麼史家和文學家筆下的萬曆帝是那樣的大相徑庭呢？一個認為明亡於神宗，一個認為神宗乃是堯舜之主？

這恐怕還是所立的角度不同，史家看問題比較的深刻、尖銳，自然是能看到一個王朝繁榮背後的種種弊端；而文學家看中的這個社會的表面，而且一般也不和高層接觸，他們看到的世界是一個繁榮昌盛、民生安生的世界，在此基礎上將神宗說成是一代明君、聖賢之主，又何錯之有呢？

（影視劇中的明神宗。）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