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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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可以有姿態地說』

周海濱(微信：zhouhaibinweishuo）

「大亞洲主義」也是時鮮貨。當時，同類的超民族主義論風行於世界各地，如「大日耳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英美主義」（Anglo-Americanism）、「大土耳其王義」（Pan-Turanism）。但梁啟超很快就從超民族主義的誘惑中覺醒，看透日本提倡大亞洲主義乃其大陸政策的煙幕。他於1902年說自己曾經是保國、保種、保教「三色旗幟」下的一名小卒，但「竊以為我輩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唯保國而已……彼所云保種者，保黃種乎？保華種乎？其界限頗不分明。若雲保黃種也，彼日本亦黃種，今且勃然興矣，豈其待我保之」！此時梁口中之「國」，已經不是保國會時期的country，而是地地道道的nation，即民族國家。

梁啟超思想進入民族國家階段，也與當時西方流行的國民心理學有關。對此學派另有專著，此不贅述。在這裡只需指出：國民心理學比人種說更能解釋民族國家的性質。英與德都是條頓民族，英與美同為英語國家，中與日誇稱同文同種，但卻各自建立不同的國家。因此，人種本身並不足以界定民族國家。國民心理學的看法是：民族國家必具由共同歷史背景形成的集體心理，它是勒邦（Gustav Le Bon）所謂的具共同感情之「心理的品種」而不是生物的品種。當時的民族國家話語尤其藉助「天然民族」與「歷史民族」的二分法。維爾康特（Alfred Vierkandt）於 1896年發表的 Naturvolker und Kulturvolker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在日本，加藤弘之在1893年已經指出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天然民族」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1902年春，康有為用天然民族來替滿漢同種論辯護，章太炎於翌年藉助「歷史民族」提出駁斥：「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為界，不以天然民族為界限。」假設純種是不存在的，滿族既已進入中國，理應為中國「歷史民族」的大熔爐所化，但章的說法是滿族非但拒絕同化，甚至歧視漢人，「如奧之撫匈牙利、上之御東羅馬」。章既掌握最新的社會科學概念，其排滿論就比鄒容的《革命軍》（1903年）來得有說服力。鄒容試圖根據生理學的人種分類，把日本人算在「中國人種」內，反把滿族排斥到「西伯利亞人種」裡頭。該書的立論前提，仍然是「天演界中」「兩不相下」的「黃白二種」之抗衡說，但它把日本人算在自己人一方，卻把滿人排擠在外，已使此說走人理論的死巷。

後來較具說服力的排滿論都得從「歷史民族」觀點出發。汪精衛於1905年寫道：「社會學者嘗言：凡民族必嚴種界使常清而不雜者，其種將日弱而馴致於不足自存，廣進異種者，其社會將日即於盛強。」因此滿人的問題不出在異種，而是拒絕同化於「神明之胄」的漢族，身為「犬羊賤種」反冀圖吸收被征服的多數民族。至於康有為，他繼續用生理學意義的種族構思之結果，終無法過渡到民族國家思維，而是越走越遠，走人和民族建國離題萬丈的黃白混同、淘汰黑種的新大同主義空想中去。

在這方面，梁啟超不再追隨他的老帥。但新的國民心理學說卻令梁的思想陷入困境。光前，梁從人種論出發，在的方黃禍論者眼中發現「中國人種」的優點，又有同種的日本成功之先例，因此對中國人種性作出很樂觀的評價。但改從國民心理學出發，則達到中國人共同感情仍未形成、一盤散沙之結論。從1902年起，梁遂有針眨國民性的長篇著作《新民說》。這個悲觀論調和他政治上趨向保守、反對革命並行。另一方面，在梁提倡大亞洲主義、構想全體黃色人種「合種」的時代，可以輕描淡寫地把排滿問題化解掉：「黃種之人，支那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種必自支那始。」但如今從「歷史民族」觀點立論，就勢難避免復興漢族之結論。梁在政治上既已趨保守，該結論雖呼之欲出，卻又不敢苟同。

公羊學的宗旨是擯棄一切界限。康有為早期思想里已經有「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的構想。在百日維新期間，面臨列強瓜分的危機，維新派曾提出與建立民族國家背道而馳的「合邦」論，亦即「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的天真想法。在大亞洲主義支配的時代，梁啟超等人則主張「直當凡我黃種人之界而悉平之」，仍有公羊學合種、合邦思想的遺味，雖然其範圍已從「一統地球」狹窄化為平黃色種界，為最後的黃白決戰做準備。此時，國民心理學話語佔上風，疆界的劃分就進一步狹窄化為滿漢矛盾。

滿漢矛盾固然潛在，但上升為主要矛盾當在百日維新失敗之後。甚至連「滿族」、「漢族」這類名詞是很現代的。歷史上異族入主中國是亡天下而非亡國，種族矛盾縱使有，亦必透過其他符號表達。蒙古滅宋後製造的並非蒙漢對立，則是把中國人劃分為「北人」、「南人」，前者是遼、金等前的臣民，歷時已數百年，已成不同的國家。清滅明，工大之將「種類」提升為主要思考範疇，仍乏滿漢之分類。工不便直接指涉清朝，因此他用的儘是「夷類」、「非族」一類的暗號，但當時缺乏「漢族」概念上是事實，因此王仍用「華夏」、「中國」、「三、五、漢、唐之區宇」等名稱。至清末，滿人已經被同化，清代其實是歷代最崇儒的王朝，因此，清末滿漢「種族矛盾」之冒現乃是基於政治考慮的新生事物。

1904年，一位政治評論員把滿漢之分歸咎於光緒初年南北兩派廷臣的派系鬥爭：「而南北之分一變而為滿漢之分，再變而為帝後之分，於是推之外交，而有（親）俄（親）日之分，措之於政見，而有新（政）舊（政）之分。」可見在湖南時務學堂時代維新分子雖然已在搞「滿漢之分」，但當時必須把它置於眾多矛盾之中。待 1900年以後保皇與革命之爭起，滿漢矛盾乃上升為主要矛盾，但「漢族」這個概念卻仍有待重新發明。有鑒於今日西方「認同政治」之流行，其手段都憑製造人為界限來樹立己身之認同，對待他體的態度則是抵抗，可以想像當時欲發明「漢族」這個主體，也得靠重建中國歷史上一連串抵抗「異族」之敘事。

梁啟超為了建立取代王朝史學的國民史學，於1902年發表《新史學》。但他寫作的一系列文章里樹立的學習模範儘是一些外國人：哥倫布、克倫威爾、華盛頓、羅蘭夫人、納爾遜、修斯麥、葛蘇士、義大利建國三傑，以及日本明治勤王的志士。但 1904年，在梁結束動搖，肯定保皇立場以後，反而頗不可解地發表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於 1906年又在其編輯的《新民叢報》上發表蔣觀雲的《中國人崇拜岳飛的心理》，大樹特樹愛國主義的典範。在一份與種族革命論打對台的刊物上，出現歌頌抗清與抗女真英雄的文章，實在耐人尋味。

根據當時的國民心理學，國民共同感情的形成，必待透過模仿本民族傑出人物並與其認同。梁啟超樹立的一些外國模範，對鼓吹他早一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想或許有用，但對抵抗外敵與建國的借鑒則最多是側向的，至於把匈牙利抗奧地利志士葛蘇士說成是「黃種之光」例仍有大亞洲主義遺味。中國當時面臨列強交侵，亟需樹立抵抗異族的愛國英雄，梁對此並非無知覺，但既不便談明末抗清的歷史，遂只能涉及古代史中抗匈奴的典範，於1902年寫了張騫與班超合傳後，又於1903年發表《黃帝以後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梁後來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較晚近的歷史，乃為革命陣營之凌厲宣傳攻勢所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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