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沒看過，別說你愛讀書

最新 07-11

這兩天保定40°的天氣感覺如何？

暴雨過後的艷陽曬到你無處可躲

有一種叫做心力交瘁的欲哭無淚

冷氣、ice cream 、書香、冰咖。。。

大概我們新鮮空氣能為大家做的只有這麼多了

O2醬這兩天看見太陽都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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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果果的求放過啊~

氮素！

你們以為我只顧著逃跑了嗎？！

我是利用生命中寶貴的時間多學習知識

提高自己

順便安利你們

那麼敲黑板

重點來了

你們知道哈佛嗎？

你們知道中國史嗎？

那你們知道《哈佛中國史》嗎？

這兩個詞怎麼就湊到一起變成一部書了呢？

那你是否又知道

這部書可謂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鎮社之寶

該系列叢書敘述了從秦朝建立到清朝滅亡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全書依秦漢、南北朝、唐、宋、元明和清6個時期分成6卷，以一種新鮮、緊湊、好讀的方式，講述了中國歷代王朝的興起、發展和衰亡。

面世以來，《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近百家媒體爭相報道，《文學評論》盛讚這套書：「為哈佛大學出版社帶來了至高的榮譽，它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中國。」

網友：璃人淚

六卷本的《哈佛中國史》是一套面向大中學生和普通讀者的普及讀物。由著名漢學家卜正民領銜並撰寫元明卷，另外三位海外漢學家陸威儀、迪特·庫恩、羅威廉分別撰寫其餘五卷。這與尋常所見的通史或教科書有所不同。後者要麼是由一個作者從頭至尾遵循自己的體例完整闡述，雖一脈相承，卻局限於一己視野；要麼集體討論或各書章節拼湊起來，集思廣益，可惜難免凌亂跳躍不成一體。

相比之下，《哈佛中國史》保持了相對的完整性和同一性：同一個朝代（或者說時期，秦與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元與明均作為一個宏觀的階段來考量）由同一個作者來撰寫，按照作者對該段歷史的整體把控，行文風格大不相同；但縱觀各卷目錄又不難發現，整套書的精神是一致的，即並不以時間為序羅列重大歷史事件、記錄耀眼的人物，並不以歷史的後見之明評價往昔的功過，而是從地理、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逐一代入當時當地，助讀者整體體會歷史的推演過程。一切在今天看來了不起的偉業、有失考慮的失誤、荒誕愚昧的現象，順著歷史長河回溯，原本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其中不可理解的東西，或許是我們了解的史料還不夠多。

帝國盛衰如潮湧

《哈佛中國史》最根本的立足點是「帝制」，整套書要探討的是作為帝國的中國史，因此，將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視為「早期中華帝國」的開端，而止於清朝被推翻。在《哈佛中國史》中，時間是一條流動的河，帝國的盛衰隨著這條河奔流不息千變萬化。這也代表著歷史的延續性，聽得到秦以前的涓流，看得到清以後的奔流，更多的是在各卷之間，不同朝代之間的過渡，以及不那麼涇渭分明的歷史。的確，我們可以明確以某場戰役或者某個新的紀年代表一個轉折點，但對於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個人來說，存在一個緩衝區，對於文化來說更是如此。

就帝國論，除第四卷《儒家統治的時代》書名未直接出現「帝國」二字，其餘幾卷緊緊圍繞帝國的性質、其中隱含某種類似生命的元素：雛形（早期）、分裂、走向世界（世界性）、掙扎、苟延殘喘（最後）。生命的元素在，帝國得以維繫；生命的元素滅，帝國不復存在。這也是為什麼朝代更迭江山易主、或是戰亂、叛變，中華帝國仍是中華帝國，如同青壯年的一場疾病，假以時日痊癒了，還能重拾活力繼續闖蕩，及至年老體弱病入膏肓，才是真的命數已盡。

葛兆光評論中國學者寫歷史是「一根主線，若干支流」。但在《哈佛中國史》的西方視野下，我們讀到的是這條河流流向的變化、水勢的變化、種種看似尋常卻決定它未來的蛛絲馬跡。儘管存在太多變數，歷史本身是個非線性不確定的過程，卻不至於令人倉皇無措，每個身處環境中敏感的參與者或多或少都在感知歷史、推波助瀾。

地緣政治的分與合

不獨中外有別，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天南地北都不可一概而論。在《哈佛中國史》中，帝國是不可割裂的整體，也需要有分有合的探討，各時各地都是帝國這條河流的重要一環。

叢書第一冊開篇，先講秦朝的地理，介紹地質地貌和水系分布。地理特徵決定了後續發展，秦地多山，多數土地不宜耕種，可耕種的土地又被山脈、高原阻隔，陸路運輸成本高，水路運輸又有局限。還有黃和地區多泥沙、土地疏鬆、水患連年，如果我們站在秦人的角度，會如何發展？

又譬如，北方游牧民族為何來犯？草原地理環境固然是決定他們生活形態的原因之一，陸威儀分析，中亞地區也曾將農業與畜牧相結合，在綠洲或河流附近種植莊稼作為畜牧的補充，卻因人口膨脹和氣候乾旱等原因徹底放棄農業。而隨畜牧和狩獵發展起來的弓馬技藝成就了游牧民族天然的軍隊，掠奪南方經濟產物似乎也是歷史必由。

地貌差異造成經濟差異、生活差異，又進一步反映到文化差異上。《分裂的帝國：南北朝》中詳細分析了晉南渡後的南北文化差異：南方世家大族在朝堂上為了聲望和官職展開鬥爭，北人被排斥，於是推崇清談、詩歌、音樂才華為貴族象徵，「將自己包裝成擁有哲學靜默、名義上的隱逸及文學成就的優雅之士」，其初衷又何嘗不透著些許無奈。到了明朝，雖有可實行所謂「公平」的人才舉薦制度——科舉考試為標準，仍難免受當權者的主觀偏好乾預。如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在電視劇《少年包青天》中亦有關於南北士子劍拔弩張日益激化的矛盾。

帝國本是一個整體，卻因其中過於複雜的差異必要分而治之，甚至對於當權者個人來說，處理這種好惡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在這點上，隋煬帝身上的矛盾尤為突出，陸威儀筆下分裂的隋煬帝是個政治悲劇，他無法處理好「對軍事征服東北的執著和對南方個人生活的痴迷」。秦的統一是在為一國的局限找出路，元的主宰時刻在尋求一種正名，清毀於內部分崩離析的先兆。帝國內部分與合的平衡，恰是決定時代走向的關鍵。

見微知著觀世相

《哈佛中國史》將中西方史料互作補充，其側重點也大有可觀。作者大抵都以自己對某段歷史的整體理解作底，再從各個角度引述史料佐證，有些乍看之下並不是最重要的點，或許在保守的教科書中不值一提的細節，卻能讓一段歷史豐滿。

以戰國為例，若要畫出一條歷史推演的曲線，早期中華帝國百廢待興，正在積累和完善體制、樹立新規範。此時，統治者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說服。陸威儀從不同角度烘託了這層用心：戰國新的建築元素強調高度和垂直度，因為統治者的權力需要強調，他們與上天、神祗相聯繫；實行人口登記、繪製地圖，「證明國家政權開始把自己的權力升華到法律檔案這種表現方式」；在文化上特別前衛的一點是有了「胎教」這件事，賈誼、董仲舒、劉向這些西漢最有名的學者都寫了有關「胎教」的文章，可見其已被普遍接受，亦可見後天努力改變命運的意識出現，證明當時環境下有這樣一條路可走，側面反映社會價值的導向。

整套書最出彩的一卷《掙扎的帝國：元與明》更是將天氣異象作為貫穿歷史的靈魂。龍見，以今天的科學來討論其真偽尚無定論，但它不是空穴來風，被當時大多數人認可、被載入史冊一定有緣由。其中緣由也不能簡單地歸於迷信，卜正民將之與朝代方方面面的改變相聯繫，通過天氣異象的頻率和程度來分析一個時代的歷史是相當大膽的嘗試，也讓人耳目一新。歷史可以在一處細節上找到規律，可以在並行的幾組規律中發現相互對應的關係。我們的祖先經歷過的嚴寒酷暑、極端異象，都是我們還原他們生活狀態的線索。

除了上述可追溯文獻尋找規律的細節，還有一些更瑣屑、更不足掛齒的點，比方百姓生活的柴米油鹽，或者市井巷議的潛規則，琢磨這其中的規律更需要洞察力，對海外學者實屬不易。

譬如卜正民提到，筷子原稱「箸」，因其與「阻」同音，蘇州商人諱言「翻」、「阻」，以「快」諧音名之，側面體現了宋代經濟與風俗：「將具有不確定性的經濟活動中的風險降到最低」。而羅威廉對上海的觀察連我這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都大吃一驚。上周無意間看到某回憶舊上海的紀錄片，聽母親提到過去外來移民也按地域劃分三六九等。我當小道聽過，羅威廉倒記得詳細，由「蘇北認同」引證族群的基礎和社會邊緣化，有理有據，且研究得相當透徹，真是細微之處皆有玄機。

社會的人與人的社會

在《世界性的帝國：唐朝》一卷中，陸威儀提到唐代劉知幾作《史通》，評價孔子的《春秋》只把魯國載入編年史，且「省略了對人物和事件的細緻描寫，是一個嚴重的史學錯誤」。但有趣的是，作者本人著史也絕少提到具體的人物傳略，尤其是在第一卷，出現的人名都屈指可數。其他幾位作者也並未詳述重要人物，反而是知名度稍遜但有特點的人著墨稍多，僅作為論述觀點的補充。在卜正民撰寫的《掙扎的帝國：元與明》中，具體引證的幾個實例主人公只是一段史料中的墨痕，好比偶然保存下來的古老照片無名卻鮮活的主角，是回溯歷史的入口，亦是當時的大多數；又似老勃魯蓋爾的名畫《有伊卡洛斯墜落的風景》，水陸兩邊忙碌的農夫和漁民倒比主人公更醒目。

不突出大人物的寫法並不是說只有被點到的才是重要的，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忽必烈。作為社會的參與者，人人都可能反過來影響社會，即便這一影響不那麼一目了然。《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寫到市場經濟的調控作用便是一例：米價貴，客商雲集，價格必減，客商往他所，自然流通。

人是非常複雜的個體，不僅有他的社會角色，也要謀求私利。位高權重如曹操，仍難免思慮自己的喜好，他要徹底清除漢朝死忠擁護者，於是有了九品中正制。古時也有權錢交易，朝堂上也有小團體，共有利益拉幫結派，於是有了黨爭。有時，私利與公利的界限如此含混，足以為當事人提供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羅威廉認為他們「必須在自己的脈絡下」分析，以簡單的是非尺度評價難免偏頗。比如張之洞，他「每次迅速變化政治立場時的真切愛國之心是不可否認的，但在各種狀況下，他對於清朝之最佳利益的看法是直接與他本身政治事業的推動一致的」。有時，群體受到的壓抑情緒會成為平地驚雷的導火索，如宋代士大夫的絕望，經過嚴苛選拔，最後不得不服從朝廷和皇帝利益，靠的只是傳統的信仰，這信仰一旦飄搖，必會醞釀變局。

讀歷史讀到的是人的社會的全貌，但需要著意的點偏偏是社會的人。他可能長久地處在矛盾之中，可能湮沒在人海始終沒有話語權，不過社會的人是需要表達的，個人表達在任何環境中都必會借一個出口，像一串密碼，期待著解語者。陸威儀認為，蔡邕是第一個以書法作為精英自我表達方式的人，書法是小道，於他而言，為國家服務才是其存在的價值。在唐代，文學獲得了新地位，韓愈將「文以載道」的內核不斷擴充，「個人秉性與文學天賦轉變為被社會稱頌的對象」。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迪特·庫恩對宋徽宗的看法。人們通常將他與南唐後主李煜並舉為錯生在帝王之家的藝術家，若由他們去鑽營藝術，由賢能者來治國，於當時朝代才算幸事。然而，庫恩對此有不同見解，在他眼裡，宋徽宗對藝術的執著跟他對國家的用心是統一的，他希冀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類似於文化治國），只是未能把他的意圖付諸實踐。這是建立在他對自己愛好深刻的理解上的，必然是懷著一種融會貫通的熱情。以今天的企業文化為例，有的領導倡導讀書新思，有的領導喜歡搞軍事化，出發點既離不開個人喜好，又受限於個人能力，結果可能偏頗，但本意未必不想領導好一個企業。如此來看宋徽宗，便不能說他對政治沒有上心：「他的目的可能是要把政治與文化的功能整合起來，從而把他和他的作為與百年前真宗皇帝在道教上的許多舉措聯繫起來」。

卜正民在《哈佛中國史》中文版總序中寄言中國讀者：「我希望你會同意，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你會錯過但值得留心的東西。我還希望我們發現的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能夠激勵中國讀者用自身的內部觀察視角來檢視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誠如斯言。我們有太多史料，也有太多可參考的歷史著作，然而要理解我們國家的歷史（更重要的或許是檢視當下，思考未來）並不容易。既要有慧眼識珠、棄絕糟粕的洞察力，又要善於整體把握、總結、致用。《哈佛中國史》並沒有將哪個時代剖析得面面俱到，但讀完腦中一定有個輪廓，知道要往其中填充的知識是什麼，知道哪些線索至關重要，知道盛與衰的判斷可以如何尋求詩意的表達又要如何面對赤裸的現實。這些遠比記住幾個時間點的數字來得重要。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哈佛中國史》中的有限細節將我們引入無垠世界的洋洋大觀里，且讓這種拓展充滿挑戰與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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