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清代大儒——陳澧

陳澧像

陳澧出生在北京南路西側木排頭，求學于越秀區西湖路，講學于越秀山腳下，逝世後葬於廣州大東門外大蟠龍岡。

行書「憶江南館」橫幅（阮元為陳澧題）

陳澧的一生幾乎都在廣州度過。他熟悉廣州風土人情，了解廣州歷史，對廣州方言和音韻也有研究。如他的《廣州音說》論述了廣州方言的特點及其源流。他與學生搜集廣東省資料和數據，繪製成《廣東圖》20卷及資料詳盡的《廣東圖說》90卷等。

陳澧一生著有《東塾讀書記》、《漢儒通義》、《聲律通考》等120餘種，涉及經學、史學、音韻、文字、地理、數學、書法和詩詞等領域。最著者為《東塾讀書記》，該書論述經學源流，涉及諸子百家，內容豐富，學術價值較高。

三角幾何書札兩片

碧月仍圓，蒼山不改，舊時煙翠。

——陳澧《水龍吟》

陳澧（1810－1882）清代著名學者。字蘭甫、蘭浦，號東塾，出生於廣州木排頭，世稱東塾先生，廣東番禺人 。清道光十二年(1832)舉人，六應會試不中。先後受聘為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於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文、填詞、書法，無不研習，著述達120餘種，著有《東塾讀書記》、《漢儒通義》、《聲律通考》等。

文理兼通 「四俊」之一

陳澧博學多才，對天文、地理、歷史、數學、詩文、樂律、文字學、書法均有造詣，與盧同柏、桂文耀、楊榮緒被譽為「四俊」。

陳澧先後向張維屏學詩、向侯康學史、向梁漢鵬學數學。25歲起他轉到以經史等為主的學術研究，迭出成果，聲名遂著。廣東巡撫郭嵩燾曾說：「到廣東只有會晤過陳澧的，便不枉此行了。」

陳澧以9年時間著述最具經學思想的《漢儒通義》。他集漢代義理之說，論證了漢學與宋學門戶之見毫無依據；提出不能以訓話(即漢學)和義理(即宋學)來衡量學術上的分野；主張打破門戶之見，互為補充，各取所長。他還考證出《後漢書》作者范曄謀反被處死是一起冤案，以豐富的史實寫了《申范》一書為其平反，在史學中獨樹一幟。他研究了《水經注》，著《水經注西南諸水考》，糾正其在溫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葉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狀況的說誤。他考證了我國最早的曆法漢代「三統曆」，著《三統術詳說》。

《漢儒通義》快成書時，陳澧投入了《學思錄》的著述。《學思錄》略仿顧炎武《日知錄》形式，但更擴展為對經、史、子、文字學等作全面和系統的考證和論述。該書每章都作史料搜集、前人議論和自己考訂、闡述、論辯，均能獨立成為評傳、史論或學術史是陳漁學術研究的嶄新開拓。

《漢儒通義》

藏書之家

陳澧對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文、詩詞、篆、隸、真、行書，無不研究。藏書甚富。他將藏書樓名為「傳鑒堂」，另有「東塾書樓」、「憶江南館」等。晚年，他致力刊行重要典籍，得鹽運使方浚頤之助，設書局主持其事，先後刊行《十三經註疏》、《四庫全書提要》、《通典》、《續通典》等。

去世後，藏書被賤賣，多為徐紹棨所得。1924年，廣州政變，陳氏故居被焚，所有《東塾叢書》、《東塾讀書記》、《東塾集》等藏板被毀。1984年，其孫陳公睦將剩餘之書700餘冊和陳澧書法作品等捐獻給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書印有「東塾書樓」、「蘭浦藏書」、「陳澧」等。

《東塾讀書記》

陳澧有一段話是談精讀書的總結：「自始自末讀之，思之，整理之，貫串之，發明之，不得已而辯難之，萬不得已而後排擊之，唯求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有功於古人，有裨於後人。」

著作等身

25歲時，開始著書。早年著作，以樂律、音韻為中心，撰《聲律通考》，詳考古今聲律的差異，以探求和保存古樂，又作《琴譜律》、《簫譜》；作《切韻考》，附《外篇》，專門研究古代切韻。地理學方面，以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最重要，指出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水道，則可考郡縣，又有《水經注西南諸水考》，糾正酈道元述西南諸水之誤。同治三年（1864），應廣東巡撫郭嵩燾之聘，負責總核《廣東輿地圖》。咸豐五年（1855）起，編纂《漢儒通義》，咸豐八年刊刻行世。該書集漢儒義理之說，論證漢宋各學派門戶之見無據，應求其通。同年，開始撰寫《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積稿數百冊，但未及完成。同治十年（1871），大病幾死，愈後感全書不易完成，遂擷取原稿部分內容，寫定為《東塾讀書記》，全書內容包含對經學源流得失的研討，兼及九流諸子、西漢以後的學術，其中主要部分是對經學的研究，而關於音韻學的論述，更為精粹。該書傳到日本，為日本高等學校治漢學專業的必讀書。史學著作最重要者為《申范》，為《後漢書》作者范曄辨誣。此外還主修同治《番禺縣誌》、《香山縣誌》，參加光緒《廣州府志》的纂修。數學著作有《弧三角平視法》、《三統術詳說》。據不完全統計，生平著述達120餘種。

《聲律通考》

從教數十載

陳澧從多年科舉仕途的激蕩生涯中深切體會到科舉制的弊害，因此，他不再徘徊於科場，決定選擇著書立說和培養人才的道路。

陳澧在青年的時候當過家庭教師，中年至晚年先後在廣州的學海堂和菊坡精舍講學，他從中年時起便擔任學海堂的學長。學海堂位於越秀山上，是1824年由兩廣總督阮元創辦的。陳澧青年時期曾在這裡讀書，參加過由阮元主持的考試，學業優秀，是學海堂的高才生。學海堂設學長多人，聘請德才兼備的學者或高才生擔任，負責教學和指導學生研究學問，並編選師生所作文章，刊印成《學海堂集》。陳澧在31歲的時候被聘為學長，直到1867年，長達27年之久。

學海堂舊址

同治六年（1867），廣東官運使方子箴與中丞蔣香泉，將粵秀山西偏之「長春仙館」改建為「菊坡精舍」（書院），聘請陳澧擔任該校山長，澧辭再三，乃敬從。他仿《學海堂集》例，選錄學生優秀文章刊印《菊坡精舍集》。身為精舍山長，他教人不自立法，以經、史及漢、魏、六朝、唐、宋詩文教士，與諸生講文藝，勉以篤行立品。

守護嶺南文化

陳澧的一生幾乎都在廣州度過，除了授任河源縣訓導兩月多之外，沒有外出任過官職。陳澧熟悉廣州的人情風俗，了解廣州的風雲變化。這樣，他的著作中對廣州的論述就更具體，更生動，更實際。他在《荔灣話別圖序》一文中，生動地描述了當年荔枝灣的湖光水色、亭台樓閣的優美風景：「晨出永清門，乘紫洞艇，抵荔枝灣，泊海山仙館，入門，步長廊，坐池上之堂。」

陳澧對廣州方言和音韻也有深入的研究，所著的《廣州音說》論述廣州方言的特點及其源流。他認為廣州方言的音調合於隋唐韻書切語，因為「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州，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他的早年著作《切韻考》，用雙聲、迭韻剖析了切韻法。把雙聲分為40類，其中清聲21類，濁聲19類；迭韻則以《廣韻》的4聲為準；還把全部漢語語音列表定位。梁啟超稱其為「絕作」。

陳澧在廣州執教數十年，所培養成材的學生很多，「士人出其門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眾。這些人才在社會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們留下的作品，對今天還有研究價值。其中《菊坡精舍全集》中的許多篇章都有關於廣州的方物、古迹、人情風俗等內容的記敘。

陳澧書法

靈秀書院編輯

陳澧，字蘭甫，一字蘭浦，自號江南倦客。因少時讀書於東廂書塾，晚年自題著作為《東塾讀書記》，故學者尊稱「東塾先生」。番禺（今廣州）人。

自幼學習舉業，十七歲考取了縣學生。之後幾年頗為得意，先是得到學政翁心存的賞識，以廩貢生薦入粵秀書院肄業；讀了三年便題了優貢，即是由學政與總督、巡撫聯名向朝廷保舉的本省優秀學生；次年（1832）又中了舉人。之後入京會試，省城輿論看好，以為他此行大有中一甲而點翰林的希望。誰知道他一出了省境便交了霉運，十三年間考了五次，皆名落孫山。不得已參加六年一輪的舉人「大挑」，以為可選得縣令，不料又考了個二等，只能做教官。陳澧自謂：「以為不能治民，猶可以教士，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土習而起者。」但是到了1849年實援廣東河源縣學訓導，到任便發覺「亂」的不是士而是民，「盜賊遍地」，僅兩個月便請假回家。幸虧跑得快，不然就像河源縣令一樣，「為賊捉去矣」。是年咸豐帝繼位，例開恩科，陳潭第六次應會試，仍舊落第。1856年陳澧獲補選知縣，但世道更亂了，太平軍正興，第二次鴉片戰爭即將開戰，他只好放棄追求了二十年的「百里侯」，申請改授京官虛銜，得授國子監學錄。自此以後，陳澧便不再挂念功名，而專心於學術，會通漢宋之學，著述甚豐，廣涉經學、史學、音韻學、文字學、聲律、音樂、地理學、數學、書法及詩詞學等眾多領域，成就卓越，成為晚清嶺南學術最具影響的傑出人物，亦可謂因禍得福也。

道光十四年（1834），陳澧便入讀學海堂，成為學海堂第一屆的專課肄業生。1840年補授為學海堂學長，其後一直任職。1867年，陳澧受聘擔任菊坡精舍的山長，所以菊坡精舍受學海堂的影響最多。據陳澧《菊坡精舍記》云：「始議為書院時，以書院多課時文，此當別為課。澧既應聘，請如學海堂法，課以經史文筆。學海堂一歲四課，精舍一歲三十課，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課期諸生來聽講，澧既命題而講之，遂講讀書之法，取顧亭林說，大書『行己有恥，博學於文』二語揭於前軒，吾不自立說也。」 可知菊坡精舍在辦學宗旨上是承傳了學海堂的實學宗旨。而陳澧受了二十年的科舉之害，最後轉為推崇顧炎武，以為在經史中可以尋求得到微言大義，通經方能致用。故在菊坡精舍大力推行實學，主張摒棄當時以科舉為主導的教學方式，認為精舍門人當以學問為重，不是為取超等；士人為學，須於經、史、子、集四科當中，揀選一科與其性情相近的專門來研究，這與學海堂專課肄業生專研一科的情況又相類似。所以無論是在教學宗旨還是教學內容上，菊坡精舍都是效法學海堂的。

與學海堂不同的是，陳澧在菊坡精舍不但出古文經史題進行考課，還升堂講學，每次聽講者達數十人，既有針對命題的內容，又連帶及讀書之法。因為菊坡精舍是院長制，不同於學海堂的學長制，這樣，菊坡精舍就成了陳潭一人的專門講學之所，陳澧便能夠通過講學，詳細而系統地將自己讀書方法、治學途徑、經驗教訓等傳授給學生，對學生的影響更深。所以陳澧與應課生徒的師生關係要比學海堂的更為明晰密切，這些學生有一樣的師承，學術既高，影響廣泛，相互之間的聯繫又密切，便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東塾學派」。這個學派的形成，表明廣東在學術上已經是自成系統，獨具特色，能與其他流派分庭抗禮，在全國學術界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

陳澧在菊坡精舍的十餘年間，全身心地投入了精舍的講學與考課的工作，並繼續鑽研學術，將集其大成之作《東塾讀書記》加以整理陸續出版，但在他生前只刻成了九卷，還有大量的手稿未能刊刻，後多藏於中山大學；而其關於精舍教學的文章，如《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等，則在他身後由其子孫門人收集在《東塾集》、《東塾續集》中。陳澧在晚年因操勞過度，已是體弱多病，但仍堅持講學，親自閱改課卷，1897年由廖延相編刻的《菊坡精舍集》二十卷，便都是陳澧親自選取的菊坡精舍的優秀課卷。全集共選文171篇，詩186首，作者有102人，均是菊坡精舍的優秀人才，菊坡精舍人材之眾，由此不難想見。陳澧對菊坡精舍的貢獻之巨，轉而亦是對廣東學術發展的貢獻。

1881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以陳澧青年碩德，奏請褒獎，上諭給五品卿銜。1882年，陳澧病逝，終年七十三歲，《清史稿》為其立傳，以宣其功。而其門人則報請官方，在菊坡精舍西偏辟祠以祭祀之，弟子梁鼎芬集資百萬文，購買祭田，讓後人永遠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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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蘭甫的學養與書法

黃國聲

原文刊於廣東省書法家協會《書藝.卷二》（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10）

清代學者陳澧(1810-1882)，字蘭甫，番禺人，學者稱東塾先生。道光十二年舉人。六應會試不中，乃專力著述。為學海堂學長數十年，晚年又受聘為菊坡精舍山長。蘭甫自言「少好為詩，及長棄去，泛濫群籍」，「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詞無不研究」。中年乃皆棄去，專治經學。畢生著述，所成甚多，其著者有《聲律通 考》、《切韻考》、《漢儒通義》、《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東塾讀書記》等。書法非其一生所措意，但成就甚高，原因是自幼打下良好的書法基礎，加上其學者的學養情操，筆下自有高情雅緻。

蘭甫性好古碑版書法，二十二歲初學篆書時，曾托張小篷 在杭州購買阮刻石鼓文以供臨摹。又認為琅邪台石刻秦篆為 天下石刻最古而無疑議者，曾得拓本而屢屢鉤摹。以後又臨過 《天發神讖碑》。故其篆書「法度謹嚴，晚年之作，尤為朴茂有 致」。他的行書則「植根於米芾而輔以李邕，用筆參以歐陽 父子之法。融匯各家，自成一體」。其經意之作如《壽樊昆 吾詩軸》渾樸古雅，書味盎然。而隨意書寫的如《東塾讀書 記》手稿等，用筆亦端謹不苟，時露逸氣。蘭甫的隸書極力擺 脫真書蹊徑，不附時趨，以鈍拙為宗旨，頗能矯然獨造。

蘭甫少年時雖好書法，多臨摹，中年即棄去而專心於學 術，故他不欲以書法名世。他曾表示過：「作詩寫字，但能不 俗可矣。若求工妙，讓專門者為之。專門者不可無其人，我輩 則未暇為此也」「有學問者不可工書畫，工書畫能掩其學 問。」書法雖是蘭甫的餘事，卻能獲得很高的成就，為時所 重，是因為他有充沛的學養，一旦流注筆下，不期然便有深厚 風雅的韻致，斷非庸手輩所能企求的。蘭甫治經主張立足於漢 唐註疏以求深意大義，他對當時貴近賤遠的學風不滿，謂「吾 安得貴遠賤近者而與之論學問哉！」所以他學篆書從石鼓文 和琅邪台刻石入手，也就不奇怪了。蘭甫性情溫厚，謙遜發自 內心，他說：「商訂古人之書，必當辭氣和平，不可囂爭，不 可詬厲。」不贊成毛奇齡那種輕易詆責古人的態度。持此以 觀蘭甫的書法，便可知他謹持前人法度，從中出以變化融匯的 表現，蓋與學養息息相關。

陳蘭甫的書法，是典型的學者之書。學者之書，其所以能 成就者，大抵始於學養而終於經歷，技法特其次耳。末了，引 錄幾則蘭甫的論書文字，以見他的見解。

「凡學書者，古帖為師，一點一畫，心摹手追。奈何為人， 而不師古?一言一動，偭規錯矩。嗟乎！書無古法，固書家之 所笑也。人無古法，尤君子之所誚也。故曰：學之為言，效 也。」（《東塾集》卷五《法帖櫝銘》）

「嘗見吳氏《筠清館帖》有唐人寫經，成親王跋尾云： 『今人見慣宋元明人諸家書，故不能出其範圍。試觀此唐人書， 欲求一字似宋元明人而不可得。何以故?心所本無故也。』此 論最精。文章之道亦然，絕不看近代之文，則作文自然高古。 世之學為文者，乃專以近人之文為極則，宜其囿於淺近也。」 （《東塾遺稿》第三十九冊《瑣記》）

「真書有篆隸筆氣則高古，篆隸有真書筆氣則庸近。猶時 文有古文氣則佳，古文有時文氣則不佳也。此隸書所以難寫 也。」「隸書所以難好者，以向來熟習真書，雖作隸書終不能脫 真書蹊徑也。篆書去真書雖遠，然猶未免沾染，況隸書乎?此 造微之論，今夜忽悟得之。癸酉重九夜四鼓書。」（同上）

「余謂觀篆隸書可使真行日進，觀法書可使畫日進。」「可 見學書須多讀書。」（同上）

「性好古碑版書法，而無暇學之。而時人每以紙、絹索書， 遂亦應酬揮灑。然無筆力，無功夫，安得謂之善書。每為人作 書，輒自煩惱，以為何苦為人役也。時欲焚筆硯矣。」（《東塾 遺稿》第四十七冊《默記》）

注釋：

《東塾遺稿》第三十九冊《瑣記》。

陳永正《嶺南書法史》。

《東塾集》卷四《與王峻之書》。

《東塾遺稿》第二十八冊《學思稿》。

《東塾遺稿》第七冊《本朝諸儒》。

《東塾集》卷三《樊昆吾先生論語注商序》。

名理深時通老易

新詩佳處似陰何

陳澧清道光十二年(1832)舉人，六應會試不中。先後受聘為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陳澧博學多才，對天文、地理、歷史、數學、詩文、樂律、文字學、書法均有造詣，與盧同柏、桂文耀、楊榮緒被譽為「四俊」。

陳澧篆書茂密雄強，隸書朴茂，行書宗歐陽詢參以蘇軾。他的隸書極力擺脫真書蹊徑，不附時趨，以鈍拙為宗旨，頗能矯然獨造。

陳澧的書法，是典型的學者之書。學者之書，其所以能成就者，大抵始於學養而終於經歷，技法特其次耳。

陳澧的書法作品。

陳澧的書法作品。

陳澧的書法作品。

陳澧的書法作品。

陳澧的書法作品。

陳澧的書法作品。

陳澧的書法作品。

清·陳澧《摹印述》

印人簡介：

陳澧(1810－1882)，字蘭甫、蘭浦，號東塾，出生於廣州木排頭。清道光十二年(1832)舉人，先後受聘為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著述達120餘種，著《東塾讀書記》、《弧三角平視法》等，修《番禺縣誌》和《香山縣誌》，是清代著名學者，人稱東塾先生。《清史稿》有傳。工詩詞，人評其詞「文而又儒，粹然大師」，其詩「能於紙上躍起」，嶺南詩若以學者論，自「白沙之後，當以東塾為最」。

顓民近欲學刻印，余謂此秦書八體之一，謂之摹印，古人小學之一端也。古摹印，既有師法，故文字精雅。為物雖小，而可與鼎彝碑版同珍，後人為之不能及也。不講小學，不能作篆書、隸書故也。因舉古今人論印之論，撮其大略，並溯源於篆書之法，以告顓民。丁未正月，蘭甫書。

篆書之體有三：一曰古文（倉頡始作之，周太史籀所作曰籀文，較古文筆畫稍繁，亦可謂之古文），《說文》重文所載，及世傳古鐘鼎彝器銘字是也；二曰篆文（秦丞相李斯作），亦謂之小篆（籀文謂之大篆，故秦篆謂之小篆），《說文》正體字是也；三曰繆篆，世所傳古銅字是也。漢《延光殘碑》、《張遷碑》、《韓仁碑》額，即繆篆體，漢、晉銅器及瓦當文、磚文，亦多作此體。

摹印以繆篆為字主，而繆篆仍當以小篆謂根本。小篆之有《說文》，猶楷書之有《康熙字典》。《說文》所無之字，作小篆不可用，猶字典所無之字，作楷書不可用也。《說文》雖無，而小篆碑版有之，則亦可用（如秦碑有「詔」字，漢《少室石闕》有「佐」字，漢碑額有「銘」字，皆《說文》所無），猶字典雖無，而楷書碑版有之，亦可用也。小篆碑版之字，不盡合《說文》，作篆者可仿之（如大徐本《說文》卷末所載，篆文筆跡相承，小異諸字是也），猶楷書碑版之字，不盡合字典，作楷者可仿之也。唯碑版字間有太怪、太謬者，不宜仿耳（怪者如《碧落碑》，謬者如李陽冰《城隍廟記》，以「目」字為「日」字之類）。

繆篆之體，方正縝密，其字較小篆有省、有變，而苦無專書，唯玉古印譜求之，然字不能備也。（世俗所行《六書通》，不可依據，《漢印分韻》較勝。）昔人言，當仿漢隸字體，而仍用篆書筆畫，此語蓋得之矣！凡作印，先檢《說文》，識其字從某，從某，然後酌其章法。如盡依《說文》，覺其窒礙，宜有省變，則仿漢隸之體為之可也。省變非但指全字而言，偏旁皆可仿之，故欲知漢隸省變，當先識《說文》正體。

隸書較之篆書有省變太甚者，如「水」旁作三點是也。繆篆偏旁亦可作三點，然必須字字相稱，否則仍當作水。舉此一字，餘可類推。

考漢隸當檢顧氏《隸辨》（宋人有《隸韻》、《漢隸字源》二書，《隸韻》刻本失真，《漢隸字源》之字，《隸辨》已盡收，而更收近代所出碑字，故最為全備）。《隸辨》每一字載數體，大約以第一體為最正，其注論篆隸之流變，亦可參究。

《說文》所無之字，作小篆，當假借。至繆篆，在不必盡拘《說文》，繆篆本非《說文》字體故也。如俗字，繆篆亦不可用，但欲知假借及字之雅俗，正不易耳。

作古文篆，當據《說文》所載，及《博古圖》等書，取其字易識者用之，難識者勿用。以上所論，乃字體也。既知字體，當講求作字家法，此非多見古碑版，不能知也。

篆書碑版，以《石鼓》為最古，相傳以為周鼓，蓋籀文也。其字大小不等，方圓斜整不拘，然有疑為宇文周時物者。唯秦碑實為小篆之祖，今傳於世者有《琅邪》、《泰山》二碑殘字。《嶧山碑》亦有宋人刻本。《嶧山》前段韻語字體皆方，後段詔書及《琅琊》、《泰山》殘字（二碑殘字亦皆詔書）皆稍圓。至漢碑篆書，則多方體，有頗近繆篆者。吳《天發神讖碑》更方，而有棱峻厲極矣。唐李陽冰書，則純用圓轉之筆，宋僧夢英、郭忠恕皆陽冰嫡派。

夢英與郭忠恕論篆書有雲「撓而無折」，又雲「方上圓下」，二語最得陽冰家法。「方上圓下」如「口」字是也，下圓是一筆撓轉，上兩角方，則兩筆所湊合也。凡陽冰書，方者是湊合處，非一筆所接折，故曰無折。

篆書筆畫兩頭肥瘦均勻，末不出鋒者，名曰「玉箸」，篆書正宗也。其垂筆末漸肥大，如漢《尹宙碑》額，或出鋒如《天發神讖》，皆非小篆正派。

篆書筆畫兩頭有圓者、有方者。其圓者，秦碑是也；方者，《天發神讖》是也。

篆書有不垂腳者，有垂腳甚長者，唯二李（李斯、李陽冰）最為適中。

楷書筆鋒全露，隸書稍藏，篆書更藏。然鋒雖藏，而意仍在也。其有起、有應，正與隸楷同。如「艸」字兩「屮」，形雖同而精神則左右相顧，即「屮」字兩旁亦然，並非兩邊如一，有似印版也，非深於此道者不能知也。

作篆以雅正為尚，李陽冰《謙卦》，奇形迭出，殊不足尚。至夢英十八體之惡劣，更不待言矣。作印固當學篆書，且當學隸書，古印往往似漢隸。

古人名印，其文曰「姓某」、曰「姓某印」、曰「姓某之印」、曰「姓某私印」、曰「姓某印信」。二名則曰「姓某某」、曰「姓某某印」，其印字在姓下，迴文讀之也。單名者不得迴文讀也。有稱臣者，曰「臣某」，二名則曰「臣某某」，不加姓，亦無「之印」、「私印」等字。今人作印，稱臣又加姓與印字，非古法。

古人字印曰「姓某某」，後人多不加姓，又加「氏」字者，曰「某氏某某」。近有以姓名字合為一印者，有雲「某某一字某某」者，皆非古法。

古多兩面印，一面姓名，一面曰「臣某」（凡稱臣者必兩面印），或一面姓名，一面姓字，亦有一面姓名，一面作吉語，如「大年」、「長幸」、「日利」、「常富」、「長樂」之類。

古無道號印，今人競尚道號。如作道號印，則作朱文為宜，然白文亦無不可。古姓名印，無加地名者，後人有之，如「趙郡蘇氏」、「楚國米芾」是也。今人多以官銜作私印，然須用古官名，或今官名為古所有者。此與成語作印無異，否則似官印也。或有不古不今，憑空杜撰，貽笑識者矣。

屋匾作印，以唐人「端居室」三字白文印為最古。吾子行云：不若用朱文。

昔人用收藏圖書印，文曰「某某圖書」，此印章所以訛俗稱「圖書」也。亦有曰「某某家藏」、「某某珍玩」之類。

古人封書印文曰「某某啟事」，且有作韻語者曰「姓某某印，宜身至前，迫事毋閑，願君自發，印信封完」。今人用「護封」等字，俚俗之甚。

詩句、文句作印，古人所無，近人多尚之，亦頗有致。至有刻成篇詩文者，殊可笑。

昔人有自撰二語作印者，姜白石之「鷹揚周郊，鳳儀虞廷」是也（隱寓「姜夔」二字）。有以俗語作印者，吾子行之「好嬉子」是也，然不必效之。既知作印之式，宜講章法、筆法。吾子行謂，印文當平方正直，縱有斜筆，當取巧避過是也。然此所論乃其常格，古印亦有用斜筆、圓筆者，總在章法相配得宜耳。

子行又謂，印字有自然空缺，懸之最佳是也。又當知有一空處，必更有一二空處配之。

子行又謂，印字筆畫多者，佔地多；少者，佔地少也。但如四字大印，則佔地宜略相等，不可多少懸殊。

古印字畫，疏密肥瘦均勻者為多，其不均勻者，其斟酌盡善處也，不均勻乃其所以為均勻也。

篆書重文皆作二小畫，此古法也。而俗工刻印遇兩字偏旁同者，亦作二小畫，謬甚。

昔人論印文，不可臃腫，不可鋸牙、燕尾。又謂古印字，轉折處及起處、住處，非方非圓，非不方不圓，可謂形容盡致矣。總之深於篆隸之學，多見古碑、古器、古印，則方圓皆得其妙。不須以臃腫、鋸牙、燕尾之類貌為古拙，即或有之，亦不足為病矣。

近人作篆，於「十」字相交處，描之使圓。梁撫部《退庵隨筆》言：有於黑漆方几，貼四圓紙，曰此篆書「田」字也。此雖謔語，深中其病。

白文不可太細，太細者，必當有古勁樸野之趣；朱文不可太粗。明人朱文印，有字極粗、邊極細者，俗格也。

古銅朱文印，其字方正，而多逼邊，邊與字畫粗細相等，或較字畫稍細。

古朱文小印，多闊邊細畫，其字往往破碎，詭異不可識，然甚奇妙。元明朱文印，字多與邊連，其邊之粗細，略與字等。

古印多有半白文、半朱文，或三白文，一朱文。其章法一片渾成，遽觀之，朱文亦似白文，其妙如此。

一印中兼有白文、朱文，或白文有邊，或中有界線，古人皆有法。若旁作龍虎，則雖古人所有，亦不必效，昔人嘗論之矣。蓋龍虎宜樸拙，工巧則俗矣。其無字之印，但作獸形及魚鷺之類者，亦然。

刻印有作篆極工，但依墨刻之，不差毫髮即佳者，有以刀法見長者。大約不露刀法者，多渾厚精緻；見刀法者，多疏朴峭野。孟蒲生孝廉云：「古人刻碑，亦有此二種。」蒲生深於篆隸、金石之學，其所論，往往造微。

古印筆畫斷爛，由於剝落之故，不必效顰，印邊斷缺亦然。

古銅印文（今人遇古銅印，輒曰漢印，其實不盡漢物也），古茂渾雅，章法則奇正相生，筆法則圓而厚、蒼而潤，有釵頭、屈玉、鼎石、垂金之妙，與古隸碑篆無異，令人玩味不盡。然好古印者少，好時樣者多，甚矣識古之難！

古銅印或鑄、或刻，刻者往往不如鑄者之精。鑄法有二：一為拔蠟，一為翻沙，蓋拔蠟尤精。

昔人謂唐時印皆九疊文，其實不盡然，厲樊榭嘗辨之矣。九疊文甚俗，然實出於繆篆屈曲填滿之法，但加甚耳。

趙松雪始以小篆作朱文印，文衡山父子效之，所謂圓朱文也，雖非古法，然自是雅制。作印能作圓朱文，可謂能手矣。古印似漢碑，圓朱文佳者，則似李陽冰篆碑。

印自文氏之後，遂為一家之派，汪尹子最佳。何雪漁、梁千秋之為白文，往往惡劣，浪得名耳。

程穆倩以古文作印，但取新奇，不必效也。或偶為之，亦當用玉箸篆法書之。蓋古文本當作尖筆，所謂科斗文也，以之作印，則不相宜。

浙派今時盛行，其方折峻削似《天發神讖》及魏碑、隸書。近人變本加厲，或近粗獷，或又纖仄，頗乖大雅。

前明及國初人以刻名者甚多，周櫟園有《印人傳》，觀之可知諸家流派。近時汪氏印譜，自漢以來至近代之印，搜羅最富。吾粵則以潘氏《看篆樓印譜》所收為最夥，皆古銅印也。程易疇撰序，考證甚精，見《通藝錄》。

古官印不過方寸，私印尤小，今人多用大印，然甚難工，字少則尤難也。宋、元人官印甚大，多有佳者可仿之。明人大印，亦間有佳者，大約大印作朱文較易耳。

今人印有小如豆者，亦古所無。

古印皆正方，少長方者，至兩小方相連，各刻一字者，後代乃有之。

圓印、橢圓印、葫蘆印，但宜作朱文。古銅印有橢圓「軍曲」二字白文，天然配合，不能有意為之也。且橢圓印即作朱文，亦難工。如連環樣，已纖俗，琴樣、鼎樣、楸葉樣之類，尤俗之甚，不可用。復有因石形為之者，亦不雅觀。

兩面印甚古，其後有四面印，且有六面印，五面刻字，一面作印，其鈕上平，亦刻字。

古有子母印，空其中而藏一小印也。古印皆用銅，王元章始用花乳石。今私印皆刻石，鑄銅者少矣。孟蒲生云：「今人鈐印用油朱，與銅性不相宜。」

晶、玉印難刻，若令工人鑿碾，多不如人意，不如用石，固不必貴玉而賤珉耳。古銅印之體皆扁（即兩面印亦扁），或獸鈕（獸頭或正，或左顧，無右顧者）、或龜鈕、或瓦鈕、鼻鈕、其貫鈕必橫。今人石印多高如石柱，雕刻人物山水，尤近俗矣。

石印刻款字於旁，亦有致。然其語與字皆宜雅，否則不如不刻。古人封書以泥，印以印之，其後用水和朱，又其後乃用油。今有仍謂油朱為印泥者，取其語近古耳。

古人書畫署名，不必皆鈐印，即鈐之，亦只一印。今人輒鈐兩印。至卷端及下角與接紙處皆可鈐印，蓋自宋、元以來已如此。昔嘗有譏人用引首印者，此泥古之論也。

楹聯：博學於文

行己有恥

門頭：敦崇實學

鐘山書院聯，陳澧題。

博學於文：廣泛地學習古代文化典籍。《論語·雍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行己有恥：自己的行為要符合羞恥之心。《論語·子路》「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鐘山書院：在金陵上元縣城（今南京市）。清雍正元年（1723年）兩江總督查弼納倡建，選通省士子肄業其中，延師教訓，門給廩璈。有大門、講堂、齋舍等主要建築百餘間，規模較大，世宗御賜「敦崇實學」額。是清代南京最重要的書院之一。清雍正十一年賜帑金千兩，定為省城書院，復加修葺。乾隆元年(1736)總督尹維善勒石《白鹿洞規條》和《分年讀書法》於講堂，院長楊繩武定規約10條，強調立志立品，勤學讀書，窮經通史，戒抄襲請代和矜誇異毀，為之辯論古文源流和詩賦派別，判明制義得失。四十六年(1781)，總督薩載定書院規條，院長錢大昕定條約，師長由督撫學政延聘，生徒系由道員稽查，州縣擇選，市政使等再加考驗，方准入學肄業。乾隆時院內生徒已達數百人，分內課、外課、附課三類，外籍者有本學學官印文可附試，並撥給駐防八旗子弟名額，附課無額，後無論本省、外省士子均可肄業，規模甚大。每月官師課各一次，逢科舉年，一月三次，官一師二，每試扃門，有午飯，肉一方，蔬一盂。課程初以科舉詩文為主，乾、嘉、道間主講者多欲改之。盧文弨兩主院事，歷時十年，《鐘山札記》即其在書院校勘所積，又曾精選少年新生四五人專習古文，不課時文，以圖其潛心於經學，未果。錢大昕掌教四年，教士以通經讀史為先，《廿二史考異》即在此寫成。姚鼐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起先後掌教主講二十年，嘉慶二十年(1815)老死於鐘山，以古文義法教生徒，門弟子知名者甚眾。其後朱珔每月立小課以經解詩賦試士，胡培翠倡導實學，唐鑒倡程朱之學，風格各異，然成就皆卓。道光九年(1829)布政使賀長齡籌款新建院中齋舍，為書院課藝集作序，勉勵諸生「毋以文視文，而反之於心，必求其有得」，出所編《皇朝經世文編》以教士。咸豐間曾國藩借地重開，「堂廡齋舍之制十不逮一」。光緒七年(1881)總督劉坤一「乃規舊址廓而新之」，清末改為江南高等學堂。同光間主講著聞者還有李聯琇、梁鼎芬、繆荃蓀等。鐘山書院藏書豐富，創辦之初就有藏書，當時督憲頒給《易經》、《春秋》、《冊府元龜》等書籍31種119套。後來乾隆皇帝游江南時，又賜鐘山書院武英殿刻印本《十三經》、《二十二史》各一部。除御賜外，公卿大夫、以方官吏也時有贈書。鐘山書院藏書的保管與流通有章法。據《鐘山書院志》記載：存書的杉木大書櫥「安頓內廳堂上，每乘書櫥大鎖一把，鑰匙交副掌教收執。如歲暮及新年時節，副掌教歸任，將鑰匙送江寧府謹收，不許疏失。平時院內師生要看，須另冊註明，以免遺散。」嚴格的管理，使藏書得以長期保存。鐘山書院歷任山長有楊繩武、夏之容、盧文弨、錢大昕、姚鼐、胡培翚、陶澍、唐鑒、李聯琇、梁鼎芬、繆荃孫等，他們大多為學者型藏書家，對書院藏書有獨到貢獻，書院藏書也成為他們著書立說的便利條件。如校勘學家、藏書家盧文弨，兩度任鐘山書院山長，他的《鐘山札記》就是在主講鐘山書院時校甚群經所成。後繼山長錢大昕是考據學家、藏書家，他的《廿二史考異》，也是利用鐘山書院藏書和私人藏書才得以完成。

陳澧（1810－1882）：清代著名學者。字蘭甫、蘭浦，號東塾，出生於廣州木排頭，世稱東塾先生，廣東番禺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舉人，六應會試不中。先後受聘為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於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文、填詞、書法，無不研習，著述達120餘種，著有《東塾讀書記》、《漢儒通義》、《聲律通考》等。陳澧對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文、詩詞、篆、隸、真、行書，無不研究。25歲時，開始著書。早年著作，以樂律、音韻為中心，撰《聲律通考》，詳考古今聲律的差異，以探求和保存古樂，又作《琴譜律》、《簫譜》；作《切韻考》，附《外篇》，專門研究古代切韻。地理學方面，以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最重要，指出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水道，則可考郡縣，又有《水經注西南諸水考》，糾正酈道元述西南諸水之誤。同治三年（1864），應廣東巡撫郭嵩燾之聘，負責總核《廣東輿地圖》。咸豐五年（1855）起，編纂《漢儒通義》，咸豐八年刊刻行世。該書集漢儒義理之說，論證漢宋各學派門戶之見無據，應求其通。同年，開始撰寫《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積稿數百冊，但未及完成。同治十年（1871），大病幾死，愈後感全書不易完成，遂擷取原稿部分內容，寫定為《東塾讀書記》，全書內容包含對經學源流得失的研討，兼及九流諸子、西漢以後的學術，其中主要部分是對經學的研究，而關於音韻學的論述，更為精粹。該書傳到日本，為日本高等學校治漢學專業的必讀書。史學著作最重要者為《申范》，為《後漢書》作者范曄辨誣。此外還主修同治《番禺縣誌》、《香山縣誌》，參加光緒《廣州府志》的纂修。數學著作有《弧三角平視法》、《三統術詳說》。據不完全統計，生平著述達120餘種。晚年，復致力刊行重要典籍，得鹽運使方浚頤之助，設書局主持其事，先後刊行《十三經註疏》、《四庫全書提要》、《通典》、《續通典》等。光緒七年（1881），朝旨賞給五品卿銜。翌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病逝於廣州。

敦崇實學：清世宗御賜鐘山書院「敦崇實學」額。語出《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五：「聖天子稽古右文，敦崇實學，昭昭乎有明驗矣。」《中國實學思想史》認為「中國所謂實學，實際上就是從北宋開始的『實體達用之學』，是一個內容極為豐富的多層次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學派和不同的學者那裡，其實學思想或偏重於『實體』，或偏重於『達用』，或二者兼而有之，或偏重於二者之中的某些內容，……」。「實體實學」，是指中國實學的哲學基礎。它主要包括以「氣」(或元氣)這一物質實體為本的本體論、以實踐(力行)為基礎的實知論、以「性氣相資」為基本內容的實性論、以「實修」為主要修養方法的道德論、以利慾為基礎的理欲統一說(包括義利統一說)等。從中國實學史看，講「形而上」可以是「虛學」，也可以是「實學」。從本質上，佛教、道家和理學末流講的「形而上」是屬於「虛學」，而中國實學家講的「形而上」則屬於「實學」。中國實學(特別是明清實學)是一個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概念。它既有氣(或元氣)實體哲學，道德實踐之學，又有經世實學(包括明經致用論與史學經世說)和科技實學，還有啟蒙實學和考據實學等。北宋以前，不管是孔子提出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提出的「成己成物」之說，還是《大學》提出的「三綱領」(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先秦至漢唐儒學「內聖外王之學」的不同表述方式。漢唐儒者在同佛、老的長期辯論中，深刻地認識到要想從哲學上駁倒佛、老，就必須吸取佛、老的本體論思想，以「體用不二」(或叫「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新的致思理路，將儒家傳統的「內聖外王之學」升華為「明體達用之學」，從而構成了中國宋學的基本理論模式。「明體達用」與「內聖外王」兩種理論模式的最大不同，就是「明體達用」在繼承「內聖外王」思想的基礎上，又容納了佛、老的本體論觀念。「明體達用」這一理論模式，不但從體用相結合的高度發展了儒家的思想，而且也提出了建構中國實學的基本框架。它所包含的「實體」與「達用」，實際上是中國實學的兩翼或兩足，密不可分，缺一不可。隨著歷史的演變，實學家或偏重於「實體」，或偏重於「達用」，或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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