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把「不肯苟同於人」視為自身長處以及書法

晚年梁漱溟

梁漱溟把「不肯苟同於人」視為自身長處

梁漱溟先生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的觀點、作為、舉止，甚至照片，都能給人以「特立獨行」的印象。他在自我評價時，也把「不肯苟同於人」視為自己歷來的兩點長處之一。那麼，他在哪些方面與眾不同？他又為什麼與眾不同呢？

學術基礎

做學問和做其他許多事情一樣，不能上來就干，要有一些積累和準備，即所謂「學術基礎」，或者說「知識結構」。魯迅的學術基礎是國學、德國哲學和浪漫主義詩學等；周作人的知識結構相當駁雜，他把它們分成八類：詩經論語註疏、小學、文化史料、年譜日記遊記家訓尺牘、博物書、筆記、佛經、鄉賢著作。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學者，各有偏好，術業也各有專攻，但私塾似乎是他們接受教育的共同起點，差不多都是從四書五經中背出來的。梁漱溟則不一樣。他接受教育，儘管也是從這裡起步，但他生長在北京，其父為開明人士，因而能得風氣之先，成長經歷與同輩學者之間，有本質上的不同。

梁漱溟5歲開蒙，讀過《三字經》和《百家姓》後，就在接著要讀四書五經的當口，趕上了變法維新。父親梁巨川本來就不贊同兒童讀經，此時借「停科舉、廢八股」之機，便斷了兒子的讀經之路，讓他去看《地球韻言》。此書的內容，顧名思義，多是一些歐羅巴、亞細亞、太平洋、大西洋之類，說的是世界大勢。第二年，北京出現了第一個「洋學堂」——中西小學堂。梁漱溟便被父親送到這裡讀書。後雖因社會動蕩，他轉過幾次學，11歲時還曾回家請先生教讀一年，但仍不習四書五經，而是讀小學課本，他後來曾回憶說：「我對於四書五經至今沒有誦讀過，只看過而已。這在同我一般年紀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歲的梁漱溟考入順天中學堂，1911年畢業於順天高等學堂。這便是梁漱溟最後的學歷。

梁漱溟 1942年書作

梁漱溟曾說：「我的自學始於小學時代。」在同齡孩子死背四書五經的時候，他卻能津津有味地看著一種課外讀物——《啟蒙畫報》。《啟蒙畫報》的創辦者彭翼仲與梁家是親戚，他手創了三種報紙——《啟蒙畫報》、《京話日報》和《中華報》。《啟蒙畫報》作為中國人在北京創辦的第一家報紙，讀者寥寥，頭幾年一直負債經營，幾度瀕臨倒閉。這類不為當時社會主流觀念所接受的讀物，卻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學基礎。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後，仍能清晰和細緻地回憶出《啟蒙畫報》的大致內容。梁漱溟十來歲時，已經擁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和一整年的《新小說》（雜誌月刊）。

在中學時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書」而讀報，這在與梁漱溟同輩且齊名的學者中，似乎很難找到這樣類似的成長經歷。這應該歸因於父親對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憶文字中，也曾反覆申明過。他說：「由於先父對子女採取信任與放寬態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見為止，從不加干涉，同時又時刻關心國家前途，與我議論國家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我隱然萌露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而鄙視只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這種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學起即對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追求不已。」可見梁巨川不僅「放任」梁漱溟，更影響著梁漱溟。

正因如此，梁漱溟與那些「國學大師」們，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他們是先打基礎，然後專心問學，梁漱溟則說：「我本來無學問，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來，實來自我的問題，來自我的認真。因為我能認真，乃會有人生問題，乃會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學。」他顛覆了治學之路上的某些鐵的定律，這是尤其發人深思的。同時，父親對梁漱溟的影響，不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憂國而投湖，臨走前他還在和兒子討論國際形勢，他問梁漱溟：「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點頭說：「能好就好啊。」這是他留在世間的最後一句話。梁漱溟感慨說：「父子最末一次說話，還說的是社會問題。」

不是學者

梁漱溟是不是學者，這本來不成問題。1916年，他23歲時就在蔡元培校長的引薦下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門（系），次年開講，先講「印度哲學」，再講「儒家哲學」。講「儒家哲學」時，因聽者踴躍，除一般學生外，還有三四五十歲的前輩，還有一些當時及後來的風雲人物。四年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學先驅者的盛名。他是因學問而出名的，世人歷來也是以「知名學者」來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卻一向不自視為學者，也一向不為了學問而做學問。他生前曾在許多文字或演講中明確表態。1930年，他在題為《我是怎樣一個人》的文章中寫道：「大家誤解我什麼？這就是誤認為我是一個學者，甚或說是什麼『哲學家』、『佛學家』、『國學家』……這真是於兩面都不合適：一面固然糟蹋了學者以及國學家；一面亦埋沒了我簡單純粹的本來面目……談學問，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發生問題——尤其易從人事上感觸發生問題。有問題，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見；有主見，就從而有行動發出來。外人看我像是在談學問，其實我不過好用心思來解決我的問題而已，志不在學問也。我一向之談哲學，談心理學，始終是此態度；今日所談又涉及政治與經濟，仍不外此。」

此時，梁漱溟不足40歲，他的後半生，依然沒有變。在梁漱溟看來，儒學也好，佛學也好，都是人生實踐之學。他曾說：「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他認為如果在大學講堂里把孔子學說只當做哲學思想來講，則「其固有精神實質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強調，孔子的學問是專門致力於人的身心進於自覺、自主，使人的生命整體上有所變化和提高，將自己的智慧用於修養實踐上。把四書五經背得爛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將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類社會。這個觀點貫穿於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人有的是需要學習的東西，而中國古書汗牛充棟，除了少數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讀，但有一本書，即《論語》，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是不可不讀的。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曾與梁漱溟有過十餘次長談，他稱梁為「最後一個儒者」。1924年夏天，他在當講之年毅然辭去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北大教職，此後，再也沒有回到大學的講台上。當時也有幾所大學請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謝絕了這些邀請。多年後，他在寫給侄子的信中說：「我這裡沒有旁的念頭，只有一個念頭：責任。」又說：我「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所謂最大的問題即所謂中國問題」。在這樣的信念驅動下，梁漱溟南來而北往，數十年如一日，奔波於他的「人生實踐」之路。

請看梁漱溟的若干經歷：他在1924年（31歲）辭去北大教職後，先用七八年的時間，到山東、廣東、上海、山西、河南等地辦學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腳山東鄒平，開始了長達七年的鄉村建設活動。兩年後，他把妻子及兩個孩子從北平接到鄒平，全家的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等於從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他的長子梁培寬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鄒平縣城很小，一個百貨店都沒有……沒有水電，我們生活在那裡，吃的是井水，點的是油燈。當然也沒有什麼劇院影院之類的文化場所，除了縣城西關在逢五逢十兩天上午集市中有一番熙熙攘攘的熱鬧，平日縣城裡總是冷冷清清，基本上過的就是農村生活……父親平時在研究院與學生同吃同住，只是偶爾回趟家」。

在這樣的環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梁漱溟曾在若干場合對這七年有過簡略總結。例如半個世紀後，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說：「1931年與同仁赴山東鄒平創辦山東鄉村研究院……它以全體鄉民或村民為對象，培養農民的團體生活習慣與組織能力，普及文化，移風易俗，並借團體組織引進科學技術，以提高生產，發展農村經濟，從根本上建設國家。此項試驗在進行七年之後，終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戰的爆發，讓梁漱溟為之努力七年的鄉村建設活動戛然而止。但隨後他進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躍歲月。1938年1月，梁漱溟訪問延安，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廣泛接觸，和毛澤東談話達八次之多（其中兩次通宵達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晉冀豫皖蘇魯等地的敵後游擊區巡視，與國民黨將領蔣鼎文、閻錫山、衛立煌、程潛和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羅榮桓、陳光、彭雪楓等都進行了會晤，在槍林彈雨、風餐露宿甚至上頓不接下頓的嚴酷環境中度過了八個月。他後來在回顧這段經歷時，用了「歷經艱險」四個字。1940年底，梁漱溟與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共同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試圖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協調國共兩黨關係，促成兩黨的團結，以求抗戰的最後勝利。抗戰勝利後，梁漱溟於1946年4月接任民盟秘書長。直到晚年，他在一次帶有總結性的演講中依然這樣說：「我不是一個書生，不是一個單純的思想家、理論家，我是一個實行家、實幹家……我是一個要實踐的人，是一個要拚命乾的人。」

30歲到50歲，被視為生命的黃金時期。學者們的「代表作」，也大多出自這個年齡段。而梁漱溟從31歲退出北大後，二十餘年間奔走於社會，他參與的所有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無疑都屬於在儒家大義指導下的遠離書齋的人生實踐。自這個意義上看，梁漱溟雖享學者之名，實乃一個社會活動家。而他從事各種社會活動的出發點，也就是他一生不斷思考和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問題，二是人生問題。

梁漱溟 書法 扇面

脫離了俗念

1934年，梁漱溟寫過一篇題為《三種人生態度》的文章，當中的第一種，他稱之為「逐求」，並解釋說：「此意即謂人於現實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飲食、宴安、名譽、聲、色、貨、利等。」縱觀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東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視而不見。他在回答艾愷的問題時說：「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都不要喝茶；白開水好。我吃飲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並且我吃得還很少。」上世紀50年代初，梁漱溟在一個《自我檢討提綱》上，也寫過這樣的話：「志不在溫飽，」「惡莫大於俗，以俗為恥。」許多事例表明，梁漱溟達到了這個境界。

梁漱溟為黃艮庸來信所寫說明

梁培寬曾這樣評價父親：「一輩子的態度都是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則。」梁培寬拿自己為例回憶說，母親在世時，家事都由母親操辦，1935年母親去世後，父親就把他們兄弟兩人交給學校或親戚家照管生活。而父親對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採取放任的態度，「從小學到中學，父親從不過問我的考試成績，從沒有向我要過成績單。考大學這樣的大事他也不管不問。我上初一的時候，考試成績一般都是中等，父親也沒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學校突然通知我補考地理，那時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單寄來時，父親剛好在旁邊，我就給他看，他看了以後，一個字都沒有說就還給我了，沒有不滿的表示或任何批評。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麼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說，我也說不出來；不及格之後應該怎麼辦，你自己也應該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說。」在梁培寬的記憶中，這是父親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績。後來涉及到「子承父業」的問題時，梁漱溟明確表示，如你們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並無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將國家和社會需要作為考慮自己前途的出發點，干大事小事，幹這種事那種事，全由自己決定。像梁漱溟這樣以如此態度對待子女的成長，在今天，恐怕是沒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當時，在當時的名家當中，也沒幾個人能做到。不僅是子女的成長，世俗所看重的許多「模式」，在梁漱溟看來，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過年，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幾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輝縣辦村治學院時，他給親戚寫信說，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沒有心思回北京過年了。那時兵匪不分，這個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聲和槍聲中一個人度過的。1935年春節，他在上海訪問軍事家蔣百里。1936年春節是在梧州到南寧的途中過的。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歸途坐火車到開封時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個人住進河南旅館，就這樣把年過了。1939年春節，他正在前往敵後巡視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記記道：「舊曆除夕，車過三原，晤趙戴文於一花園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節，梁漱溟覺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便利用寒假帶兩個孩子去重慶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縉雲寺里過的。解放後，生活穩定，不再東奔西跑，過年時他也和平時一樣，一般都是在寫作，從沒把它當做什麼特別的日子。

梁漱溟批註徐名鴻來信

很多名人在本業之外，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愛好。上世紀30年代，留美女學者俞慶棠曾問梁漱溟有什麼愛好，梁答：我的愛好是思考問題。俞聽後說，這太可怕了！思考問題本是一種工作，怎麼能夠當做愛好呢？梁漱溟的一個學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婦同坐一趟火車，見梁夫婦間一路無話，就對梁漱溟說，旅途中應該聊聊天，怎麼你坐在那裡一言不發？梁漱溟說，你不要以為我是在閑著，你看我閑的時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時候。正是因為這個「愛好」，梁漱溟在北大教書時一度腦子總停不下來，以致嚴重失眠，身體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長提出過辭呈。他曾說，自己的頭腦「好像一條長的繩索，發揮放射出去，就收不回來」。他也曾在一個記事本上寫過這樣兩句話：「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負擔。」

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許多人視為佛學家。但他從不燒香拜佛，家裡也從不供奉佛，入廟也只是參觀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眾生從利害出發許願還願那一套是兩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後者滿足於偶像崇拜，心態上並沒有脫俗；前者則是從佛理中吸取有益的東西。梁漱溟正是出於對佛教教義、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進佛學的。但形式上的一些東西，他並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齋是不一樣的，類似牛奶、雞蛋這些能提供人體必須攝取的營養的食品，他並不一概拒絕。梁漱溟被稱為新儒學的奠基人，但他從不以這個稱號自居，就是對孔子的學說，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裡看，看到了一些，還不敢說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點罷了。他的這種學術境界，在當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難得的。

交遊之道

梁漱溟一生交遊甚廣，和包括國共兩黨領袖在內的無數人物打過交道。和梁漱溟來往的人，大致有兩類。一類是他的學生，他們出於對老師的崇敬而成為梁漱溟的追隨者，這類人不是很多，但彼此關係深，交往時間長；另一類則是在進行某項工作時必須與之打交道的人，即所謂「各界人物」。

梁漱溟在鄒平進行鄉村建設活動時，韓復榘是山東省主席，不能不借重他的權力，也就不能不與其來往。梁漱溟在北大教書時與毛澤東相識，算是有「舊」。1938年他到延安訪毛澤東，並多次長談，都是在討論問題，而非敘舊。梁漱溟在抗戰期間曾與許多「第三方面」人士頻繁接觸，也是著眼於大敵當前、緩解國共間的矛盾，不致讓抗戰力量削弱。他意識到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必須聯合更多的人，共同努力，從而形成力量。發起成立民盟前後，梁漱溟和一些人從不認識到認識，和另一些人的交往由少到多。例如黃炎培，與梁漱溟相識多年，但從前來往不多，組成民盟後，黃是第一任主席，雙方有了頻繁的交往。兩人在重慶同住青年會招待所，又因為同有素食的習慣，吃飯也往往在一起。黃炎培曾戲言：「我們是黃粱一夢啊！」和羅隆基、張君勱、章伯鈞等也是因為工作關係來往日多。

梁漱溟書作、題字

梁漱溟在工作中與人交往，始終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把合作共事看做大方向。他與共事者之間並非沒有分歧，他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不是沒有看法。例如羅隆基和章伯鈞，均屬於有才幹而活躍的人物，但也都有自己的短處，政治上不無野心，梁漱溟對此心裡有數，並不贊同，但為了大局，他還是願意並努力與他們合作，意圖很明確，就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也正是這種毫無雜念的行事原則，讓梁漱溟贏得了大家的尊重。當年他一度拒絕擔任民盟秘書長時，除羅隆基之外的所有民盟中常委都來找他談話，勸說他就任。大家相信他，知道他從事民盟活動沒有個人的貪圖。他認為，政治見解可以不一致，但不影響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

梁漱溟書作、題字

梁漱溟其實是一個容易接近的人。梁漱溟與人相處，如果發生無法合作的情況，問題往往不在他這邊。1923年，胡適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前後許多政論都不如這時批評梁漱溟、張君勱的文章有價值。」陳獨秀響應說：「梁漱溟、張君勱被適之教訓一頓，開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線曙光！」而梁漱溟則認為：「我不覺得我反對他們的運動！我不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是我的敵人」；「他們覺得我是敵人，我卻沒有這種意思。」他這樣申明自己的看法：「天下肯乾的人都是好朋友！」大家「各人抱各自那一點去發揮，其對於社會的儘力，在最後的成功上還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雖彼此有所不同，但「我們還是不相為礙的，而是朋友」。對待見解不同的人，他的態度一貫是寬容的，一貫是「和而不同」的；承認有「不同」，但強調的是「和」。

梁漱溟從不在背後議論人的長短，梁培寬回憶說，包括在家人面前，也不例外。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的一位中學教師專程來北京拜訪梁漱溟。談話間他問梁：「您對郭沫若怎麼看？」他當然希望聽到梁漱溟更多的評價，但梁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是個才子嘍。」對黃炎培「外圓內方」的自詡，梁漱溟並不以為然。民盟成立之初，是一個秘密組織，當時公推黃炎培為主席。一年多後，民盟為適應形勢的需要，將由秘密轉為公開，正式宣布自己的政治綱領時，黃卻迫於國民黨當局的壓力，堅持辭去主席一職，並要求為他領導的「職教社」參加民盟保密。後來提到這些事，梁漱溟也只是搖了搖頭，說了一句「外圓內也圓」。

梁漱溟書作、題字

不揭短，不背後議論人，並不意味著梁漱溟處世圓滑，無視原則。對老朋友，對曾經崇敬的前輩，在公開場合，他並不諱言自己的看法。梁漱溟一生寫過為數不多的幾篇懷人的文章，在《紀念梁啟超先生》一文中，我們能看到他對梁啟超諸多貢獻的肯定，也能看到這樣坦率而客觀的評價：「梁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章士釗也曾是青年梁漱溟所傾慕的人物，在見到章之前，梁漱溟就感到「彼此精神上，實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他坦言：「但一見之後，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為當國家多難之秋，民生憔悴之極，有心人必應刻苦自勵，而先生頗以多才而多欲，非能為大局而負責之人矣。其後細行不檢，嫖、賭、吸鴉片無所不為，尤覺可惜。」

在學術界，梁漱溟與熊十力的交往很深。但梁漱溟也批評熊在佛學上「此土凡夫」，對佛學不懂，批評佛法使之流蕩失守等等。隨後熊在寄給梁的明信片上說：你寫的《究元決疑論》，我讀到了，你罵我的那些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兩人自此「不打不成交」，歷四十餘年之久。熊十力晚年致力於建立自己的儒學思想體系，花了很大功夫。梁漱溟對此一直持不同意見。他認為儒學不光是著書立說，更要身體力行。他寫了很長的文章對熊進行嚴厲的批評。對馮友蘭也一樣，「批林批孔」時，馮發表文章後，有學生來信問梁漱溟的看法。他回信說，文章我有，不值一看。梁漱溟就是這樣，在原則問題上分得很清楚。即使是對老朋友，也絕不搞無原則的「和平共處」。

梁漱溟書作、題字

寫到這裡，不免想起一句話——「以天下為己任」。這是一句人人都聽說過的並不新鮮的格言，也是一句人人都明白它在更多時候不過是當做口號來喊喊的格言，但是，梁漱溟做到了。這句話可以用來概括梁漱溟的一生，也可以用來回答本文題目的設問。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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