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農村地區引發思考——早婚究竟為哪般？

原文《廣西農村地區早婚行為研究——基於隆林各族自治縣猴場村的調查》刊載於《現代商貿工業》雜誌。

作者簡介：王星（1992-），男，廣西百色人，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社會問題與社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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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係之一。婚姻通常是男女之間依照社會風俗或法律規定而結為夫妻關係的一種社會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於二十周歲，晚婚晚育應予鼓勵」。

在中國人的眼中，婚姻關係的建立是為了生養後代的需要，當孩子出生，一個家庭就得以確立。生育是婚姻的根本目的。

我國從70年代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強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作用下，我國進入了低生育率模式。早育、多生行為快速減少，隨之減少的還有早婚行為。但是，近年來我國早婚現象死灰復燃，尤其是農村地區，有愈演愈烈之勢。有數據表明早婚比例已達20%－50%，個別地區高達80%。

廣西西北部的隆林各族自治縣猴場村2015、2016兩年間共有17對新人結婚，其中早婚的就有7對，早婚問題不容樂觀。

國內學者關於早婚原因的研究

婚姻一直是學界研究的重點，回顧已有關於早婚原因的研究，導致早婚行為發生的原因有三個：一是歷史淵源。通過對中國古代婚姻制度的研究，發現中國歷史上都提倡早婚。通過對我國近代之前的初婚年齡考察發現，「民間社會裡，各地百姓遵循著具有較強地方特色的慣習婚齡」。

二是生育要求。早婚可以提前婦女的生育年齡，增加一生的生產周期，提升生育率；且中國傳統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需要通過早婚來補充勞動力。

三是社會因素。人口性別比失衡、法律和政策缺少懲治措施、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青少年性成熟提前等是我國早婚行為「復燃」的主要因素。有學者認為當前農村的早婚現象是代際關係變動的結果，「即養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務以便趁年輕力壯為自己積攢養老資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時也通過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家庭財富，代際之間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現」。

學者們從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等多個角度研究早婚原因，給本研究在方法上提供了啟示:應結合縱向的歷時性研究與橫向的共時性研究，探討猴場村早婚行為的變遷與不同階段的影響因素，以此發現導致村莊早婚行為的內在機制，從而提出合理的解決建議。

猴場村早婚行為的變遷與特點

猴場村位於廣西西北部，隸屬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縣克長鄉，全村人口超過2000人，村民主要收入來源靠外出打工。解放後至今，村子的早婚行為經歷了多次變遷。

（一）改革開放前——普遍早婚。一方面，改革開放前的法定婚齡是男20歲，女18歲，但當時當地的婚俗是男性成年就該娶老婆，成家立業。上戶口只需村委一張證明，無需領結婚證。另一方面是生育行為。那個年代每家每戶生五六個孩子很普遍，且由於新生兒死亡率高，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達到理想的生育數量。所以，更多的情況是最大的孩子已到結婚年齡，最小的孩子才出生。

（二）20世紀80、90年代——逐漸減少。經過1978年到1982年間四年時間，黨最終確立了計劃生育的法律地位。為了避免因超生而遭致罰款，需要推遲初次生育時間，減少生育數量，適當推遲結婚年齡成了村民的共識。

（三）二十一世紀——早婚「復燃」。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深化，農業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村剩餘人口增多，同時，城市建設和經濟建設需要大量勞動力，因此大批農民進城務工，被稱為「農民工」。由於過早進入社會性早熟提前與避孕知識的缺乏，「奉子成婚」成為早婚的主要原因。2016年，H村的7對早婚夫妻中，有4對因未婚先孕而成婚。

廣西猴場村早婚行為的原因分析

解放至今，猴場村的早婚行為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遷，早婚現象從普遍到逐漸減少又到如今的有所「復燃」。不同階段因當時社會結構的不同，早婚行為產生的機制也有所不同，但根本原因還是生育制度的影響，而具體到當下早婚行為，還有其他幾個重要因素。

（一）生育制度影響。總體上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可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從解放後到19世紀末的降低生育水平時期；二是穩定低生育水平時期，從2000年直到21世紀中葉。而在農村，計劃生育從70年代開始推行，80年代跟上國家步伐，90年代持續收緊，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國家政策的轉變而開始放鬆，但出生率並未出現大幅度反彈。猴場村早婚行為的變遷歷史與農村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遷幾乎一致，這說明了生育仍是婚姻的主要原因。

（二）經濟理性驅使。貝克爾( Gary Stanley Becker)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了婚姻，認為結婚的目的是為了從婚姻中取得最大化受益。猴場村早婚早育的夫婦大部分都會選擇把自己的孩子交給父母撫養。一般來說當父母正值中年時，他們能夠給孫子女細緻的照顧，當父母年老體弱時，撫養孫子女就會變得困難。此外，對於夫妻倆都在外一起打工的青少年來說，早婚即滿足了性的需要，也有利於家庭的和睦，對於夫妻倆都在家務農的家庭，早婚算是增加了一個免費勞動力。

（三）避孕知識缺乏。我國法定婚齡為男22歲，女20歲，但只要年滿16周歲的青少年就能參加工作，因此青少年只要結束九年義務教育就能合法外出打工。進城務工的村民們，尤其是青少年，既缺少自我保護意識，容易發生婚前性行為，也缺少避孕知識，導致未婚先孕。

（四）社會控制缺位。首先，現行《婚姻法》和《婚姻登記辦法》對於早婚行為的應對就是不承認婚姻的合法性，即不予領取結婚證，只有當發生未婚先育或早育行為時才進行處罰，收取社會撫養費。對於事實上的早婚行為的處理辦法還屬空白。其次，由於國家生育政策的放鬆，只要能夠繳納社會撫養費，就能給予新生兒合法的身份。因此對於早婚者而言，並不擔心早婚行為會帶來不良影響。

從發展的眼光來看，早婚行為會因生育率的長期處較低增長水平而逐步降低至個體行為而非群體行為。因此應對早婚行為從根本上是大力發展經濟，提高民眾文化水平，完善法制建設以及加強法制教育並必須堅持普遍性和經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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