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起於圖書館，法西斯也起於圖書館

軍情 07-12

圖書館

看到馬克思日復一日地出入大英圖書館，李大釗本人就是圖書館主任，毛澤東也曾在圖書館工作，有人便說：革命起於圖書館。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現象：法西斯也起於圖書館。

說到日本的法西斯道路，必須注意日本的兩伙人。一夥是昭和軍閥集團的成員，提供行動。另一夥是大川周明和北一輝，提供思想。

1904年日俄戰爭正酣之際，一個21歲的日本青年天天來到東京上野的帝國圖書館，殫精竭慮地苦讀。兩年之後，他的重要著作《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寫成，自費出版。

此人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論之鼻祖北一輝。

北一輝

法西斯主要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說法，是最省事的說法。它不用解釋如下現實：為什麼法西斯的興起最初總源於社會底層，且能將這一階層的支持保持到最後滅亡。

特別是，為什麼總以社會主義標榜。

希特勒首先加入的黨，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北一輝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

在書中，北一輝說，日本必須通過「土地和生產機構的公有及其公共經營」，來實現「共產制度」或「社會的共產制」，這項任務的實現者是「下層階級」。

北一輝的本意是通過天皇「協治」來完成「社會主義大革命」。但他傾注心血之作嚇壞了內閣。雖然自費出版，也被政府禁止發行。

此時的北一輝崇尚民權革命，還不是法西斯主義者。面對禁錮得連書都不能出的日本，他把目光轉向了中國革命。

對中國革命，他有兩點基本認識。第一，他認為日本是革命發源地，辛亥革命不過是受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影響，是一批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把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帶到中國，才引發了中國的革命。第二，北一輝認為中國革命的希望是黃興和宋教仁，不是孫中山。他認為孫中山太過西化，是「毫無根據的空想家」，無論思考還是行事都是西方模式，孫中山想在中國實行的，不過是西方那些思想和理論。對他極力支持的黃興和宋教仁，私下裡也沒有太多好感，說黃興是「混沌的思想者」，宋教仁為「偏頗的立法頭腦」。

北一輝對中國革命傾注了極大熱情，甚至寫了一本《中國革命外史》，並且在中國把他的名字由輝次郎改為了北一輝。

北一輝之所以到中國參加革命活動，是以為「日本是中國革命的助產士」，所以想讓中國革命也來做一輪日本革命的助產士。但他很快就大失所望。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衝垮了立志為中國革命效力的北一輝。他把這一運動看作排日運動：「眼前所見之排日運動前列並宣傳鼓動與指揮者，皆為十年間同生共死有刎頸之交的同志」；「身處瀰漫在全世界的排日熱潮，席捲全中國的排日運動中……掉轉眼淚，陽台之下是一望無際的吾兒之同胞狂呼憎恨故國日本的群眾怒濤」。他為此絕食了40天。

絕食抗議不成，北一輝決心離開中國，「告別十餘年間參與的中國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這十餘年間特別加速腐敗墮落的我國，若繼續這樣下去而不加過問，則無論是對世界政策，還是對華政策或國內政策，都顯然要瀕於毀滅」，他說：「讓日本之魂從底層翻騰起來，來擔當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回國之前，北一輝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義研究。

中國青年志士去日本尋找救國真理，日本法西斯組織卻派人來中國尋找其領袖人物。1919年8月，標榜為「國家主義」的日本右翼團體猶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專程到中國尋找北一輝。

大川周明比北一輝小3歲，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專業是吠陀文學和古印度哲學，通曉德語、法語、英語、梵語和巴利語，後來與北一輝齊名為日本法西斯運動的兩個思想領袖。

大川對中國並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國東北「滿鐵調查部」任職。但當他1919年8月23日再次來到中國上海，在一間破房子里見到北一輝的時候，還是吃了一驚。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他沒有料到後者過得如此清苦，僅靠吃米飯糰、喝清水，在撰寫八卷本的巨著《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

北一輝把已經寫好的前七卷交給大川，約定寫完第八卷立即回國。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此時的北一輝，已經從中國五四運動的苦悶中解脫出來了，決心完全效力於日本國家主義。他把革命與擴張合為一體，認為「在國際間處於無產者地位之日本」應成為一個「打敗英國，使土耳其復活，使印度獨立，使中國自立，其後太陽旗將給全人類以陽光」的「革命帝國」。

在上海亭子間炮製「革命理論」的北一輝雖也主張限制私人資本，僱主和僱員之間利潤均分，抑制藩閥財團，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軍人。他生拉硬扯地將日本軍人說成是「有兵卒素質之工人」，主張成立與俄國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蘇維埃類似的「工兵會」，讓最有組織、最有戰鬥力的在鄉軍人成為改造國家的骨幹力量。於是他在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之間搭上了一塊方便跳板。

後來有人說北一輝的理論好像在日本的舊米酒瓶中灌進了馬克思主義的新酒，其實是說反了。他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酒瓶中灌進了日本的舊米酒。他說，「如馬克思，雖生於德國，然而系無國家而只有社會之猶太人，故其主義雖首先並非築基於國家而是築基於社會之上，但若我日本作為社會組織而有所求時，則唯見國家」，所以「社會主義於日本即成國家主義」。

他的服務對象不是具體的哪一個階級，而是抽象的國家。於是他的國家主義與西方未曾謀面的夥伴一樣，很快變成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

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運動收穫頗豐的一年。

5月，墨索里尼在義大利組織了「戰鬥的法西斯」；

9月，希特勒在德國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9月，北一輝在上海完成《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