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從政何以大多被貶官？

唐代文學在詩、文、小說、詞的全面發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輝煌。而實現這一時代輝煌的自然離不開唐代的文人們。然而，唐代文人政治上的不得志與他們在文學上取得的成就形成巨大反差，文人從政被貶的現象相當普遍。

中國的文人在孔子「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引導下，與做官結下了不解之緣。隋朝科學制度的建立，為寒門子弟讀書求取功名留下巨大的空間。唐代科舉制度進一步的完善，使更多讀書人走上政治舞台。可唐代文人的處境，卻普遍悲涼。那些才華橫溢的詩人，大部分懷才不遇，身世坎坷，英年早逝。

「初唐四傑」中，王勃只做過幾任小官，但都被革職，26歲溺水而亡；楊炯開始的官更小——校書郎，這是一種主管典籍整理的工作，最後死於縣令任上。「初唐四傑」中，駱賓王的名氣最盛，7歲時就寫出了《詠鵝》這樣的名篇，但他同樣他一生跌宕。唐高宗李治末年，他曾任長安主簿，卻因故下獄。

初唐詩文革新人物之一的陳子昂，24歲考取進士。他反對唐初靡麗的詩風，主張作品注重內容，表現形式要剛健質樸，對後人的散文、詩歌創作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在唐代文人中，他算是較為幸運的——得到了武則天的賞識，曾任右遺拾，主要職責是侍從勸諫皇帝。但陳子昂有文人的清高，眼中容不得半粒沙子，在政治觀點上，他與武則天存在分歧，後被冷落，38歲辭職，41歲被縣令斷簡害死在獄中。

張九齡為人正直，敢於直言進諫，官至宰相，是唐代詩人中在官場較為成功的一個典例。但正是因為為人磊落，他得罪了不少權貴，最後遭到奸臣李林甫的陷害，被貶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與駱賓王借蟬自喻相似，張九齡在《感遇》中以丹橘自喻，借物感懷，表明自己的高貴品德，也從側面對唐玄宗不辨忠奸感到嘆息。「徒言信桃李，此木豈無陰。」意思是說，皇帝不要隨意聽信一些大臣的話，我也可以對國家作出貢獻。

田園詩人孟浩然，一生存留了200多首詩作，去世時年僅51歲。他大部分時間在隱居，或在吳、越、湘、閩等地周遊。在外人看來，孟浩然縱情山水，過得瀟洒肆意。事實上，孟浩然謀取功名的心一直未滅。晚年，他還與張九齡走得很近。《臨洞庭》一詩就是他贈送給張九齡的：「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抒發了他求官不得，無人引薦的苦悶。意思很明顯，孟浩然希望張九齡能向朝廷推薦自己。

李白、杜甫代表了唐代文學的最高峰，但都鬱郁不得志。「詩仙」李白因玉貞公主舉薦，被召入京，供奉翰林，受到玄宗特殊的禮遇，但因權貴讒毀，不到兩年即被「賜金放還」。以後長期流浪漂泊，安史之亂時,因參加永王李璘幕府，牽連獲罪，長流夜郎，行至巫山遇赦得還，後病死於當塗。「詩聖」杜甫的一生更讓人嘆息，他憂國憂民，現存詩作1400多首。但卻無他的容身之地，大半生在靠朋友接濟。他甚至連自己孩子的性命都無法保全，幼子被活活餓死。而他自己，也於59歲那年，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裡，死在湘江耒陽段的一條船上。

文人的悲苦從詩人李賀的詩中也可反映出來，他在《南園》（其一）寫道：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縱使李賀這樣的才子，也覺得書生是很少成為萬戶侯的。李賀是一個浪漫主義詩人，號稱詩鬼。只活了26歲，際遇坎坷，常受到排斥。做過幾年奉禮郎（九品小官），沒有施展抱負的機會。

唐代文人命命運坎坷，除以上列舉的以外，還有張旭、王維、王昌齡、柳宗元等大文豪。他們的政治生涯與上面提到那些文人大同小異。翻開唐史，發現很多唐代詩人不到30歲就離開了人世，如王勃、李賀等，柳宗元46歲卒於任上，杜甫、韓愈、孟浩都沒活過60歲。這些滿懷抱負的才子，空有一腔報國熱情，卻長期得不到朝廷的重用，鬱郁不得志，做小官還屢遭奸臣陷害，加速了文人的衰老。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唐代文人特別不得志呢？一般看法無非是政治黑暗、君主昏庸、小人當道之類，如果說其他朝代也許勉強說得過去，但把它用於唐代恐怕有些牽強附會。眾所周知，唐代是一個政治比較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發達、文化燦爛的朝代。唐代某些文人從政被貶官，固然有當時「安史之亂」，時局動蕩的因素，但並不是主要的。比如「初唐四傑」以及後來的李賀等人與「安史之亂」何干？

在我看來，中國的文人們往往僅僅只具有文士之才，卻愛做指點江山的夢想，以建立蓋世功業自命，而一旦一廂情願的夢想在嚴峻的現實上一再撞碎後，不是據此去清醒地認識自己，而只是激憤無比。其實社會的存在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因素，文人在政治素質上的儲備不足是使文人難以在仕途上站穩腳跟並成大氣候的最根本原因。政治關係是上級和下級的關係，只需要服從，與文人天真率性的品質格格不入；政治家需要胸懷天下，在權衡利弊得失之後做出「丟卒保車」的決策，文人則容易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往往小題大作，因小失大；政治家在波譎雲詭的複雜形勢下，多權謀、善機變，能夠自如的駕御局面，文人則往往六神無主，手足無措，在慌亂中坐失良機；政治家處事果決，文人則優柔寡斷且言過其實。說白了，中國文人往往有從政的強烈願望，而無政治才能，這是他們在官場混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唐代文人大多官運不通，唐以前的屈原、賈誼、司馬遷、曹植；後世的蘇軾、王安石、蒲松齡、曹雪芹、龔自珍等等著名文人，其官運也好不到哪裡去。事實上，一部中國文學史，實際就是中國文人的仕途辛酸史。由於中國文人始終有著難以消解的仕途情結，所以中國文學裡充滿了文人懷才不遇的悲鳴。在對政治理想的追求中，極少數文人如願以償，步入仕途。絕大多數文人則仕數不遇，壯志難酬。

當然，文人並不是天生不能做官，事實上歷史上的好官多是文人出身的。但這些出身於文人的好官從嚴格意義上說已經遠離了文人的職守，他們充其量也只能是「准文人」。他們的政治素質已遠遠高出了他們作為文人的素質，他們已然實現了從文人到政治家的歷史蛻變。也許從今人的眼光來看，魏徵、張說、狄仁傑、姚崇這些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大文人，但若論文學貢獻，他們無法和同時代的「初唐四傑」、陳子昂們比肩，和後來的李白、杜甫們相比，更是無法望其項背。反過來說，如果四傑、陳子昂、李白、杜甫們也像魏徵、張說、狄仁傑、姚崇們一樣仕途坦蕩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在文學上做出多大的貢獻，唐代文學史就得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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