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先生，「港腳商」，海盜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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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先生，「港腳商」，海盜商人

文/丘眉

1843年11月的一個夜晚，上海黃浦江的岸邊，「麥都薩」號輪船，火油燈下。

36歲的巴富爾（George Balfour，又譯貝爾福）上尉，英國所派的第一任上海領事官。他的身邊只帶了幾名隨從：翻譯官麥華陀、兼任領事助手的醫官海爾和館員斯特拉欽。

這一晚，他們被上海拒絕了，只能在船上過夜。不過，他們已經準備好了，要在上海大幹一場。

船上裝滿著傢具和食物，甚至連甲板上都堆滿了這位新任領事和他手下幾個辦事人員的行李箱籠並洋酒、罐頭之類。

他們在船艙中，舉杯祝福，預祝上海的未來之繁盛。

《南京條約》後，上海是首批五個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

上海的歷史長度暫且不提，有一點可以確認，彼時，上海並不是一個有名的地方，即使僅僅在中國。

彼時，上海是海岸邊的一個小小縣城，在十三世紀當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方始有了縣治。最初這地方是連城牆都沒有的，直到明朝年間，為了防止倭寇常來騷擾打劫，方築起一座城牆。

巴富爾他們開始駐紮的時候，上海還不過是一個三等縣治。

他們野心勃勃，認為自己將要掀開上海的輝煌藍圖。他們以及緊隨其後的早期駐紮上海的外國人，常被後來的很多外國人稱為「上海先生」，認為是他們決定了、創造了上海的未來。

「上海先生」

巴富爾，最後在岸邊的外灘，當時的爛泥灘，為「上海先生」們畫下了界線。

如今的外灘，十里南京路的盡頭處，是陳毅廣場，矗立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任上海市長陳毅的雕像。那裡，曾經站立的是巴夏禮（Parkes, Harry Smith）雕像，英國第三任上海領事官（1864年任職）。

長長的外灘岸線，除了巴夏禮的雕像，還曾經矗立英國的馬加禮領事官（1874年任職）、英籍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61年任職）兩人的雕像。

巴富爾，從來沒有在外灘「矗立」過。他的繼任者阿禮國，手腕更加兇猛，與巴富爾以及巴夏禮三人，被認為是「上海先生」的標誌性人物，但是，也不曾在外灘「矗立」過。

1846年任職的阿禮國（John Rutherford Alcock），依賴的是對條約的似是而非的解釋，同時把黃浦江上停泊的英國軍艦作為自己的後盾。

1848年，三名英國傳教士前往距離上海西南40公里的青浦傳教，遭到了一群失業水手和民眾的攻擊和痛打。青浦知縣聞訊後，及時派員前去制止相救，英國領事阿禮國要求善後處理和賠償，上海當局則給予拒絕，並指出外國傳教士無權前往位於外僑居住地以外的青浦縣城，而且不應該到超出一日往返距離之外的地方去冒險。

阿禮國堅持青浦縣城就是在約定的距離之內，他下令英國軍艦「奇爾德」號阻止準備出海運送皇糧的1400艘船隻離港。此後兩周內，上海港在英軍十門大炮的威脅下癱瘓了，一小撮英國士兵和數千名中國水手相互對峙著。

阿禮國最終到南京兩江總督處尋找辯解和仲裁，兩江總督斷然置中國地方當局於不顧，滿足了阿禮國所提的一切要求。

青浦事件使得阿禮國表面上挨了批，實際上受到了表彰。他的「大炮外交政策」，在此後的數十年間，成為外國列強跟中國打交道的方式。

阿禮國、巴夏禮以及巴富爾，都不是典型的外交官。他們以及更多的早期外國領事官，或者是商人，或者是商人利益捆綁的駐印度軍官等。

狂熱勤勉的「港腳商」渣甸

1802年3月15日，剛滿18歲的渣甸，作為一名船醫助手，跟隨東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特許的中印貿易船「布魯斯威克」號，到達廣州。

吸引渣甸的不是船醫5英鎊的雙月薪水，而是聽說東印度公司大帆船深藏的另一個大特許優惠——東印度公司貿易船上的船長、船員、船醫、船醫助手，均可按等級帶上若干噸位的私貨獲利私肥，東印度公司認為：「加強他們的誠實，刺激他們的熱情和堅定他們的忠心。」

按照當時的規定，一名船長出航可帶56噸，回航可帶38噸，平均獲利約為6000英鎊（超過今天的10萬英鎊）。一名船醫則可帶3噸的個人貨物，像渣甸擔任的船醫助手一職，則只有2噸配額。

1802年9月7日，歷經半年多的行程，渣甸到達了廣州。在初次到達廣州停留約6個星期的時間裡，渣甸有最重要的個人事情就是需要處理他被允許攜帶的私貨的購銷。

1817年，33歲的渣甸，告別東印度公司，「下海」經商，做一名「散商」，又稱作「港腳商」——得到東印度公司許可的自由商號。

「散商」都是在東印度公司的羽翼下成長，成長後又反過來對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利益產生最大的衝擊。

一些「散商」，為了擺脫東印度公司的控制，長期合法駐留在廣州做貿易，大多尋求各個國家的領事職位作為保護。

1833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被最終廢除。以渣甸為代表的，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港腳商」，成為英國對華貿易的主角。

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終止，也被認為是對華交涉採取協商政策的結束。「港腳商」，被認為是一批唯利是圖，「從來不按中國告示做生意的商人」。他們一向主張對中國採取「進攻態度」，主張武力恫嚇。有後人把他們比作「西方海盜商人」。

在東印度壟斷權被廢除的第一個季度，渣甸所建立的怡和洋行，對華貿易即迅速增加一半左右。1834年，英國對華整體貿易年輸出總值，由1833年的60萬英鎊，增長至130多萬英鎊。

即使東印度壟斷權被廢除，外國商人尋求「領事」作為羽翼的做法長期仍然保持。

上海開埠後，到達上海的英國領事官，大多儘管有官員身份，但骨子裡仍然是商人。

為了保障商人貿易更大的自由度，1854年阿禮國推動了公董局的機構誕生，使公董局在上海的裁決權力凌駕於外交部門。他認為，甚至英國的外交常規部門，在處置問題上，也是過於刻板的。

渣甸是一名狂熱勤勉的「港腳商」，終身未娶。據說，他的辦公時間是異常繁忙的，辦公桌前方不會放置客人的座椅，以確保來客以最快的時間談成離開。他與親友的大量來往書信，都是沉悶嚴肅地討論生意問題，甚至不談及當地的天氣。

1841年，渣甸成為英國倫敦國會議員。

他很早即提示人們必須對當時的上海港為國際貿易發展提供的前景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早在清朝官僚懵然不知的情況下，渣甸就與一些商人和私人企業主達成了貿易上的默契，而這都是些經常被定罪為海盜和走私犯的人。

渣甸充分評定了上海社會的能動性。他認為，上海的活力就是利用清朝官員在控制整體經濟機構上的無能而造成的失控點，上海的命運將被這些失控的自治領域的發展左右。

巴富爾在1843年11月，以英國第一任上海領事官的身份，正式將英國的旗子插在了上海的外灘。

渣甸沒有等到這個時點。1843年初，他在英國因病去世。

不過，他的怡和洋行，跟隨巴富爾，成為第一家正式登陸上海的英國洋行。

（丘眉，資深媒體人，頭號地標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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