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代文化教育離不開這位滿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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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1861—1911）滿姓托忒克氏，字午橋，滿洲正白旗人，姓陶，號齋，居直隸豐潤（今河北省豐潤縣）。光緒八年（1882年）時，由蔭生考中舉人，入仕從政，因參與百日維新活動，在變法失敗後險遭重處。

時人指端方為北京旗下三才子之一，對於盲目濫殺「洋人」的「義和拳」，他也有清醒的認識。端方在陝西護理巡撫任上曾嚴厲勸誡軍民說：「爾等須知謠傳之說，萬不可憑；恍惚之術，萬不可侍！……兵禍之烈，萬不可肇；昭理君子，從今絕口不談，安分良民，亦復束身自愛。……士農工商各安各業。」他認為「拳民練習身技，不畏槍炮，乃是囈語，絕不可信。而與國為敵者，在邊海入犯之洋兵，不在內地寄居之教士」 ，當接有聖旨允許殺戮外人，端方反而示飭要一概保護，還致函教士說「一日有我，即一日無事」。為此引起一些將領、官員說他「抗旨不遵」，拳民也撰揭帖說「端不端，方不方，八月十五殺端方」。由於端方嚴禁聚徒拜師、借端起釁，防止濫殺教士、教民，所以陝西雖然也發生了三起殺人放火的教案，但全省普遍平靜無事。慈禧、光緒由京一路驚恐西逃，他們與隨行諸大臣到達陝西行宮，了解到這裡雖然曾遭受旱災，但政治、社會均較平靜安全，可以在西安駐守下來處理多項緊急國務，君臣也都理解並肯定了端方明智而富膽識的政治才能，這為端方此後獲得清廷諸大臣的支持，慈禧對他的不斷提拔、重用開啟信任的大門。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與張之洞等奏請清廷廢科舉、廣興學堂。同年7月16日，清廷發布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上諭，表明求治之殷切。載澤、尚其亨、李盛鐸前往日本、英、法、比利時；戴鴻慈、端方前往美、德、奧匈、俄、意，分兩路踏上學政行程。1906年夏，五大臣返國，8月26日載澤上奏《奏請宣布立憲密折》，同一日，端方上奏《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要求積極脫離專制政體，「取任人而不任法者，一變為任法而不任人」，施行憲政下的依法治國。端方所編《歐美政治要義》一書，後世認為此乃中國立憲運動的重要著作。作為晚清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之一，他認為「東西各國之富強莫非發源於教育」，由此其任職所到之處都留下了他興學辦教的貢獻。

創辦幼兒園

端方認為強國之道 「以興學為急」，他認識到教育要從幼小著手，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9月，他在武昌尋常小學創立了中國第一所學前教育機構，1904年正式命名為武昌蒙養院。當時蒙養院初創，師資奇缺，教師（那時稱為保姆）多從日本聘請。武昌蒙養院請有三位日本保姆，還由戶野美知惠兼任湖北省立幼稚園園長。招收適齡兒童共80名，學制一年，每天課業三小時，學習談話、行儀、遊戲、樂歌、讀方、數方、手技等七項。服裝、圖書、物品由院方提供，但不負責伙食，凡符合條件者全部免費。1905年，端方在湖南巡撫任內又創辦湖南第一所湖南蒙養院，委任馮開為院長，聘請日本春山雪子、佐滕操子為保姆，招收4—6歲的兒童。

「蒙養」二字為中國的傳統說法，「蒙以養正」是重視人生的正本慎始，當幼兒智慧啟蒙之際，就施以正面誘導，開發其智慧，樹立其良好的習性，促使孩童將來成材。

1903年，清政府頒行癸卯學制，把蒙養院作為國家基礎教育的一段。同年又頒布了《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對蒙養院做出了一系列具體規定。

該院所設七門課程的內容與目的：

1． 談話，分修身話和事物話。前者談「做人之道，須淺而有趣，如孔融讓梨、孝經故事；後者由教師簡單講解生活中接觸到的事和物的名詞和意義，如：好、壞、水、火、狗、雞等等，令孩子自然有所感悟」。

2． 行儀，選擇有趣的或正確的行為動作讓孩子們模仿。

3． 讀方，用單張畫片識字。

4． 數方，學習認數和加減。

5． 手技，通過堆積木、拼版、紙織、紙折、紙剪、縫取、畫方，鍛煉兒童思維與手工能力。

6． 樂歌，如伴以歌舞可培養美感、滋養性情，若配合體操既健體又訓練節奏效應。蒙養院對樂歌極為重視，稱「化育之宗也」，「凡立學堂不設樂歌，是為有教無育」。

7． 遊戲，分個人自由玩耍和眾兒童合同遊戲，促使童心愉快活潑，養成兒童愛眾樂群的協作精神。

1907年長沙另一間私立周氏家塾幼兒園設立，上述兩個幼兒園於辛亥革命後停辦。1912年，湖南官立蒙養院更名為省立第一女子師範附屬幼稚園，在長沙古稻田重建。

創博物館和動物園之先河

端方一生愛好古玩和藝術品收藏，他收藏面較廣，諸如青銅器、金石、字畫、碑帖、古印、古磚、湘繡等兼收並蓄。其收藏之廣、研究之深頗受文物界矚目。他陸續著有《陶齋吉金錄》和補充的續錄，還著有《陶齋藏石刻》16冊。端方藏石中，有漢代按日照測定時間的測景日晷、延熹土圭、天監井和涌金井井欄，墓誌如皇莆粼、司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休碑》。與他共同參與整理拓印研究的有當時的知名學者況周頤、李明經和龔錫齡等人。龔錫齡記有「所錄碑文一點半畫悉依原字模擬」，「良宵雅坐，時亦商榷，是非稽合同異，……喘汗相屬，蓋公政事之餘，勤勤著述概如此爾」，如實表述了當時情景。所著《陶齋藏磚記》兩卷中收入的皆為漢代罪人墓地磚銘，共117塊。據此考證，墓志銘漢代就有了，否定了認為墓志銘起源於顏延之說，也批駁了顧亭林的源於南朝之說。每磚均附有考釋文字，對磚文的書刻，端氏論證了古文字的演變，可見用功之深。

在出洋考察期間，他還收集了古埃及的文物，著有《泰西各國金幣拓本》。端方被推認為私家藏石著錄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殘經，大都為前所未見、未曾著錄者，史料意義重大。

北京和平門外琉璃廠原屬元明時期海王村，清康乾時這裡成為京城古籍典章文物市場，多代鼎盛，20世紀80年代曾改建海王村公園，園中有一座樓，端方為了與愛好金石碑刻的人便於交流切磋，同時向大眾展示文化知識，曾在此樓辦了「端氏博物館」，這間私人博物館較張騫在南通辦的博物苑為早，應該是中國第一座博物館了。

1907年，清政府將皇家三貝子花園改為農事試驗場，向公眾開放，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建議在此園東部增設動物園，並由他負責向德國購進數十類130多隻野生動物和禽鳥，增加國人對多種動物的直感和知識。筆者幼小時就讀北平市二龍路小學，每當兒童節由老師帶領前往此園遊玩，同學們常在大象、獅、虎、長頸鹿、猴子等大小動物前流連停步，比看果麥、花草開心得多。隨著遊人的喜好和需要，農業試驗場地大都被動物佔領，現在北京動物園規模品種已屬全國之最。

發展華僑教育 開辦暨南大學

端方從歐洲歸國，途經南洋了解僑情和商務，受到當地華僑商人和華僑學校師生的列隊歡迎。端方對當時華僑寄人籬下的命運深表同情，也感受到海外華僑的愛國之情。端方關心華僑子弟的教育問題「知華僑教育之不可緩」，因之召見各埠華僑「勸其就地辦學，興辦學堂，培養子弟，並誡其勿染外洋習氣」。清政府重視華僑教育的一項重要舉措是多次派官員赴南洋調查學務，並在師資和資金上給予幫助。1906年，學部特派前隨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的參贊官錢恂為南洋學查委員，派學部專門司行走董鴻煒為陪同成員。錢、董二人於1906年秋抵達爪哇，了解到當地雖創辦不少學堂，但由於師資和教材均感不足，教學質量也不盡如人意，華僑父老仍有送子弟回國讀書的願望。錢恂當即向學部申報，還致電兩江總督端方，請他主持辦學。端方贊同錢、董之議，即奏請朝廷：建議設立學堂，而且「自當官備食宿、妥為照料」，「嗣後南洋各島及檀香山、舊金山等地僑民，如有願送子弟寧就學者，併當一律收取，以宏教澤而系僑情」。清廷准其所奏，於是端方委派江南提學使陳伯陶負責此事，由兩江總督府學務處任職的鄭洪年參與僑生接待工作。此後，鄭洪年曾兩度主持暨南校政，一任暨南學堂首任堂長（庶務長）和國立暨南大學第一任校長，是我國著名的華僑教育家。陳伯陶建議用「暨南」做校名，「暨南」一詞源自《尚書·禹貢》：「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寓意為：中華的優良道德風尚和文化，可教育、輻射、傳播到四面八方。1904年，清政府任命的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南洋學務大臣張振勛（新加坡著名華僑商人）到達檳榔嶼後，發動當地華僑紳商創設中華學校，也曾贈光緒皇帝御題的「聲教暨南」的匾額及《古今圖書集成》一套。而端方平日篤嗜金石、書畫、古文，對此名與辦校宗旨及生源特點均相符，也避免用「華僑」、「僑生」等詞以致產生隔閡或疑慮，所以欣然同意選定此名。經過籌備，校址定於南京薛家巷（今漢口路）妙相庵，該地址居南京城中央，鼓樓之南，唱經樓之北，誠為得天獨厚之學府。端方指定每年從江海關稅中籌撥5000兩作為日常開銷，列入計劃。隨著生源的增加、學堂規模的拓展和改製為中學，日用支出建設費用增多，端方奏請朝廷說，回國就學的學生原籍大多是福建、廣東兩省，所以他建議學校經費應增加，並由閩海關和粵海關分擔一部分。在他的主持下，因為經費充足、建設校舍、添置儀器設備、增加學生，暨南學堂的水平與規模更加提高發展了。

1903年3月23日，暨南學堂正式開學，首批僑生21人，為紀念這一重要時刻，端方與21名僑生及全校教職工合影，端方坐在正中。暨南學堂創辦後，端方繼續關心學校的發展，身體力行，不時輕車簡從來校視察，促使學堂摸索一套針對僑生的教育管理辦法。僑生一般年齡僅十三四歲，遠離父母且生長在海外，在語言、風俗習慣、智識水平、宗教信仰等諸多方面有一時難以適應之處。端方有針對性地採取了一些措施：其一，精選師資，為延聘人才煞費苦心，教師大都為飽學之士，其中有舉人、秀才，也有留日、留德歸國的教師，保證了教育的質量與水平。其二，因材施教，按僑生各自的特點與水平，編不同班組補習或授課，僑生多體健活潑、愛好運動，學校專設籃球場、足球場、鞦韆、鐵環等運動設施，以利其身心全面發展。其三，生活上關懷備至，規定對僑生學費、食宿費一概豁免，對患病者免費治療，另發有冬夏兩季制服。端方在南京馬路上乘車遇到僑生時，經常停車邀請他們上車同行。他告訴僑生，如畢業時成績優秀，將予重獎或官費出國留學。他十分注重僑生與家庭和學校三者間的關係與溝通。其四，嚴格管理，除上課外，對自修及宿舍均按規章要求檢查。

端方要求依中華傳統文化對僑生進行修身養性方面的教育，陶冶其情操，組織課外活動，如練習書畫、開展足籃球校際比賽，組織遊覽名勝古迹，練習詩詞，增加歷史知識。由於學堂逐步正規化，教學頗有成效，在海外華僑中產生了積極影響，多埠聞風而起，很多願選取漢語合格的學生送寧就學。至宣統元年（1909年）6月，學生已增加到167人，因經費所限，端方奏請朝廷將學校規模限定為500名，足額不再增收，學校仍分中學與高小兩級。辛亥革命爆發前，除了一小部分轉入陸軍學堂以及其他學堂外，在校學生共有240人，大多數來自荷屬東印度、英屬馬來半島、檀香山、舊金山等處。

端方調離兩江總督時，贈送每位學生端方肖像一幀。端方創設暨南學堂，確立華僑政策，教育華僑青年，足令後人追思。

作者索綽羅格圖肯

滿族文化網編輯出品，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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