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灣鴉片貿易的見證——三有公司

最新 07-01

三有公司舊址位於廣東省湛江市赤坎區民主街道辦三民居委會和平路28號，坐東北向西南，「面寬24.9米，進深14.3米，面積為356.07平方米」[1]，為二層五開間磚混結構，是中西合璧的外廊式建築，整體造型大氣別緻。拱券形大門上有稻穗浮雕作為裝飾，依稀可見其中鐫刻著「1930」這個數字，應為建築的始建年份。大門居中，左右對稱各兩間，其上有鏤空形方磚作為點綴，原由六根方形磚柱構成的門廊相通，但如今已被砌牆隔間。今屬市房管局管理，一樓出租用作商鋪，融入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但在廣州灣時期，這裡卻是聞名東南亞的鴉片走私販運公司。

三有公司舊址，1958年，來源：網路

三有公司舊址，2016年，

吳子祺攝

由於廣州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在法軍到來之前，這裡「就已經形成了比較重要的鴉片產業和貿易中心。就貿易而論，這裡是進出兩廣的毒品中轉地。產業則指當地的蒸餾加工處理」[2]。將煙土製成煙膏時，用每個可煮成50斤煙膏的大銅鑊數十個，用湖光岩山泉水和定量紅棗水混合煮製成膏，據說用其他泉水煮制時，每鑊煙膏會輕少二三斤[3]，可見當地已根據經驗形成一套較為完備的產業加工方法，鴉片貿易在這裡已有生存發展的土壤。

而1899年法國接手廣州灣後，河內政府每年僅象徵性撥款4萬皮阿斯特，且極不穩定，這時廣州灣法當局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平衡財政開支，爭取最高財政盈餘。1901年，廣州灣第一任總公使古斯塔夫·阿爾比（Gustave Alby）將廣州灣鴉片專營權轉讓給比利公司的價格就達到了7.5萬皮阿斯特[4]。看清鴉片貿易的高昂利潤後，河內政府先是在1911年宣布從1912年起為租借地設立一種特殊預算，剝奪廣州灣的獨立預算權，1914年，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海關和專賣局借國際禁煙之機，接手廣州灣的鴉片買賣，在租借地實施鴉片專賣，親自操控走私[5]。統計資料也顯示，在廣州灣預算改革和專賣制實施（即1914年）之後，法屬印度支那總預算中的鴉片收入出現大幅度甚至成倍增長。[6]

三有公司拱券形大門上的稻穗浮雕，2016年，吳子祺攝

正是因為鴉片收入在廣州灣財政中的地位如此重要，法當局才如此放縱鴉片買賣。以及在推行「以華治華」策略的廣州灣社會，在有暴利可圖的鴉片買賣面前，擔任公職的當地華人運用公權整合資源，形成地方壟斷，甚至利用公職掩護進行走私。素有「廣州灣杜月笙」之稱的廣州灣總公局長陳學談即是典型例子。1928年，國際禁煙呼聲日熾[7]，原來靠經銷鴉片發財的廣州灣商人[8]因煙土來源缺少，便通過陳學談向法國總公使提出，將租借地內的煙業成立一個公司統一經營，公司招商投承，規定年餉按季繳納。而此時廣州灣財政又見支絀[9]，法當局隨即批准，並規定年餉為160萬元西紙（由西貢東方匯理銀行發行的紙幣，每元可換取中國一元六角），每季繳納40萬元。

陳學談（1882-1966），字天煥，小名妃漢，廣州灣北月村人，出生於世代相傳的地主家中。以協助法當局剿匪起家，一生歷任法國租借地海頭圩民團團長、赤坎公局局長兼赤（坎）西（營）商團團長、廣州灣公局（總公局）局長、廣州灣自治區主任等職。

陳學談在赤坎、西營兩地擁有「南華大酒店」、「南僑大酒店」、「中南百貨公司」、「南天大酒店」、「京華大酒店」等百餘間商鋪、房產及多間中小學校（含鄉村小學），在郊區還有3個農場。其商業經營範圍囊括鴉片、博彩、旅業、飲食、鹽業、航運、貿易等多個行業，富甲廣州灣。

陳學談是湛江市現代史上重要人物之一，自清宣統三年（1911）擔任赤坎公局長至民國三十四年（1945）廣州灣回歸祖國，在廣州灣政治舞台上活動長達34年，對廣州灣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有較大影響。[10]

在三有公司成立以前，廣州灣境內就已有以經營鴉片為業的公司。1917年5月12日，《民國日報》報導：「訪問香港某土商因印土停運後曾向滬上極力運動展期，迄無成效。現特擬於廣州灣組織煮煙公司，每年酌繳法政府經費若干，煮成之膏不得在廣州灣零售絲毫，只聲明運往南洋發售，而由港報運赴廣州灣之土，則與往來香港、廣州灣輪船辦房訂定，假如某日報運印土一百箱，即以一百箱之運費及廣州灣入口稅欵一併交由辦房開支。至此項煙土有無下船起運，則廣州灣稅司及該輪船均不必過問，只憑報單收費而已，而此一百箱之煙土已分路輸入粵省內地私銷。其間有運赴廣州灣煮成煙膏者，雷州三屬則有沈塘鄉悍匪包運私銷，高廉各屬則由漁船至安埔海港，再由私梟接應運銷各縣，問此事系委託新會人陳某組織，其計亦狡矣」[11]。從這則新聞可見，這家煮煙公司早有向法當局繳稅的先例，且法當局的管理非常疏鬆，可見其對鴉片買賣的縱容，致使煮煙公司成為向內地走私傾銷鴉片的中轉站，與後來的三有公司有幾分相似。

關於三有公司名稱的由來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指公司有三個大股東——霍芝庭、陳學森和吳永賡，公司的大招牌下面掛的是這三個大股東的姓名，但陳學談是幕後掌握實際大權者[12]；另一種則與公司的前身嘉會庄有關[13]，當時嘉會庄有所謂「三有」——有「公煙」（印度鴉片煙）抽，有三星斧頭牌酒（法國白蘭地酒）飲，有紅燒大翅吃[14]。嘉會庄原是地方勢力派人物的煙、賭、嫖俱樂部，過去已在雲南、廣西等地做過走私煙土生意，現在改名為三有公司，較之前身更具有經營鴉片的壟斷性。該公司在行政上隸屬法國管理，在經濟上以香港東方滙豐銀行為後盾。凡出售煙盅上印製著「廣州灣三有公司」字樣的煙膏，而不到三有公司領取營業牌照的，都要被取締。實際上三有公司也是一個負責推銷鴉片的管理機構，各煙館給法國當局的煙稅，必須按時繳納，如有怠慢者，公司有權吊銷其營業牌照。[15]

廣州灣鴉片走私一度猖獗，並曾轉運外地，如1929年9月27日新加坡《海峽時報》報導：在最近幾周內，已有許多鴉片沿著廣州灣和北海這條線路走私販運到香港，但已在香港抓獲一名男子，從其攜帶的「黑箱子」（black box）的夾層中搜獲了來自廣西的74兩生鴉片。[16]資料記載，三有公司的鴉片原料主要來自廣西、雲南、貴州等地，三有公司通過「白米與黑米」方法將鴉片原料偷運到廣州灣，加工完成後再通過輪船午夜「放子」方法將鴉片轉運出去[17]。

三有公司走私購回的鴉片原料，一般是經過自己加工煮成煙膏後進行批發和零售。煙膏的銷售分兩種規格，一種是「公煙」，用精製的銅盒包裝，價格昂貴，以外銷為主；另一種是「白煙」，以瓦盅包裝，價格便宜，以內銷為主。但有些大煙館如有三有公司發的牌照，也可以內銷「公煙」，如赤坎醉雲煙館。[18]當時赤坎、西營兩地大小煙館比比皆是，約有70多間[19]，上至官僚巨富，下至勞苦大眾，多身染煙癮，飽受其害。流行於當時的戒煙勸誡詞既從側面披露煙業之盛，也直接控訴鴉片之毒：

眾人靜聽片煙勿吸煙筒煙斗煙打煙托

刀仔慠龍煙鑿並裝斗架煙盒物件甚多

公茶白茶煙屎煙膏隔冬三冬土干更強

未帶之時多人勸吸相謙相讓汝吸我吸

只食幾口乜病皆好一隻食帶各人走匿

無錢挑煙不抵我著黃皮瘦骨變形變像

只因煙癮百病發作飯捧到口不吞得下

乞人煙屎只吞就可險心作盜推車扛橋

扒頜噴嚏鼻水似倒足酸手軟疼肚悶腰

抽筋搐脈卧不帶床寸步難移瀉屎流尿

跟豬拾屎乞食飢餓瀉面落皮給人低望

父母打罵妻子不討兄弟鄙薄朋友暗笑

鄰舍厭賤親情免言衫褲襤褸此時知錯

北風反寒冬天夜長為奴僱工人嫌怠惰

玷辱祖宗敢見人無拋屍去番丟父歇母

無人相信三多二少實在累贅癮煙惡樣[20]

吸食鴉片的場景，約1905-1908年，圖片來源：網路

鴉片的危害如此之大，故「學談常說：鴉片是害人毒品，我因以為利，必須作些善舉以贖等語」[21]。因此，儘管三有公司走私販運鴉片禍害無窮，但也有資助歸僑、贈醫施藥、捐資辦學、堵海修堤、救災賑濟、施粥平糶等慈善活動。據《大廣州灣》記載，「租界紳商，向頗熱心慈善公益事業，鉅紳三人，一為陳天煥[學談]先生」[22]；賑災會「經濟稍絀，僅辦歸僑津貼，每名一次過給旅費卅元，後以津貼過多，不能繼續，得埠中三有公司協助，工作賴以不輟」[23]；還有附設於赤坎商會內的樂善贈醫局，「其經費由三有公司及五大會館補助」[24]。同時，還將公司「於每年旺季提高煙價獲取預算外的利潤來撥充」[25]各校的經常費。而對於掩護告捷後積存的米糧，則有以下處理方法：倡議修堤防汛，招集築堤的饑民，以殘碎米糧三斤折抵每人每日白銀二毛的工資；在荒年村人缺糧時，將殘碎米糧運往鋪仔圩賑濟鰥寡孤獨窮困者[26]。這樣一來，既消耗了積存的殘碎米糧，減輕了倉庫的負擔，又使公司名利雙收。

1943年日軍佔領廣州灣後，封鎖了港口，三有公司向港澳地區出售鴉片的貿易也遭到禁止，再隨著世界性禁煙活動的普遍開展，三有公司逐漸走向衰敗，最終於1945年正式結業。

儘管三有公司在廣州灣歷史上頗具爭議，但其對於研究廣州灣商業和近現代建築藝術都具有相當大的價值。2011年，三有公司舊址入選赤坎區不可移動文物名錄。但2012年7月前後，舊址卻因屬危房，要重新修葺改造，部分外牆雖未遭拆除，屋內大部分結構已被破壞，引起了市民和地方媒體的強烈反響。其後，赤坎房管站表示房屋只作排危處理，會將裝模按原結構搗制回來，之前被拆除的外牆已修復，與原建築的外觀大致相同。2012年11月，三有公司舊址入選赤坎區Ⅰ級優秀歷史建築推薦名錄。2015年12月第九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公布，三有公司舊址作為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榜上有名。

然而，三有公司舊址仍未得到很好地保護和修繕，外牆出現腐蝕剝落等情況。而舊址今僅用作商鋪，其自身的歷史價值與教育價值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保護與利用是舊建築煥發新機的重要途徑，應將三有公司舊址視為赤坎老街區整體開發與保護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提升其文化旅遊價值顯得尤為重要。

赤坎歷史街區規劃平面圖，2012年

圖片來源：湛江市規劃局網站

注釋

[1] 赤坎區文化新聞出版局、赤坎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辦公室編：《廣東省湛江市赤坎區不可移動文物名錄》，2011年，第97頁。關於三有公司的面積，還有一種說法，據2012年11月湛江市城市規劃局公布的《赤坎區優秀歷史建築推薦名錄》，三有公司舊址佔地面積為281平方米，兩層建築總面積562平方米。

[2] [法]Alfred Bonningue著、黃靈鑫譯：《法國在廣州灣》，景東升、何杰主編：《廣州灣歷史與記憶》，武漢：武漢出版社，2013年，第56-57頁。

[3]蘇瑛：《陳學談與「三有公司」》，《湛江鄉情》1993年第2期，第44頁。

[4] 郭麗娜：《20 世紀上半葉法國在廣州灣的鴉片走私活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89頁。

[5] 郭麗娜：《論廣州灣在法屬印度支那聯邦中的「邊緣化」地位》，《史林》 2016年第1期，第135頁。

[6] 郭麗娜：《論廣州灣在法屬印度支那聯邦中的「邊緣化」地位》，第136頁。

[7] 中國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全體委員也於1928年8月21日宣誓就職，「努力進行，使中國絕大煙禍」。（參見《國府禁煙委員會委員就職》，《申報》1928年8月22日，第9版。）

[8] 1914年起河內總政府（即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府）對廣州灣實施鴉片專賣，但在這種間接專賣制下，只要支付一定押金即可免費領取執照，向海關和專賣局批發生鴉片，於是租借地內便出現了大大小小的零售商。（參見郭麗娜：《20 世紀上半葉法國在廣州灣的鴉片走私活動》，第92頁。）

[9] 據1930年印刷的《廣州灣地方預算行政賬目（1929年度結算）》，印度支那總督在1930年6月9日頒布801-S法令給予鴉片商人一定的免稅額度，但廣州灣法當局仍對鴉片進口徵收「必要稅收」，以填補廣州灣租借地1926年以來的財政虧空。Compte administratif du budget local du territoire de Kouang-Tchéou-Wan : exercice 1929.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Philosophie, histoire, sciences de l homme, FOL-LK19-551

[10]黃柳堅主編：《赤坎古商埠》，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3年，第118-119頁。

[11] 《廣州灣組織煮煙公司》，《民國日報》1917年5月12日，第7版。

[12] 蔡大光：《廣州灣「三有公司」》，湛江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湛江文史資料第9輯·廣州灣（法國租借地史料專輯）》，1990年，第76頁。但另一種說法是，具名的股東為簡紹初、吳永賡和陳學森三人（參見鍾俠：《法帝國主義在廣州灣豢養的陳學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14輯）》，1964年，第14頁）。

[13] 鍾俠：《法帝國主義在廣州灣豢養的陳學談》，1964年，第14頁。

[14] 鍾俠：《法帝國主義在廣州灣豢養的陳學談》，1964年，第5頁。

[15] 蔡進光：《「三有公司」：半部廣州灣歷史的見證》，《湛江晚報》2012年7月8日，第8版。

[16]Drug Smuggling:Heavy Fines Imposed At Hong Kong,The Straits Times,27/09/1929,pp.12

[17] 參見湛江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主編：《廣州灣鉤沉》，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5年，第36頁；蔡進光：《「三有公司」：半部廣州灣歷史的見證》，《湛江晚報》2012年7月8日，第8版。

[18] 蔡大光：《廣州灣「三有公司」》，第77頁。

[19] 蔡挺生：《法國租借地廣州灣側影》，湛江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湛江文史資料第9輯·廣州灣（法國租借地史料專輯）》，1990年，第69頁。但還有另一種說法，「領取三有公司發的牌照公開經營吸毒生意的煙館就有成千間，僅西營、赤坎兩個市區就有五六十間」（參見蔡進光：《「三有公司」：半部廣州灣歷史的見證》，《湛江晚報》2012年7月8日，第8版）。

[20] 轉引自湛江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主編：《廣州灣鉤沉》，第148頁。

[21]蘇瑛：《陳學談與「三有公司」》，第44頁。

[22] 韋健：《大廣州灣》，東南出版社，1942年，第49頁。

[23] 韋健：《大廣州灣》，第50頁。

[24] 韋健：《大廣州灣》，第52頁。

[25] 鍾俠：《法帝國主義在廣州灣豢養的陳學談》，第20頁。

[26] 鍾俠：《法帝國主義在廣州灣豢養的陳學談》，第16-17頁。

本文選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湛江文史資料選編》第7冊《文化建設卷（下）》。

作者：何斯薇

編輯：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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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灣歷史研究資訊」第1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