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殉國前的一道密旨，揭示了敗亡的根源，明史卻故意隻字不提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所部農民軍，勢如破竹，先後攻陷京畿要地，北京城危在旦夕！大勢已去已成必然，崇禎皇帝將調兵遣將的摺子，擱在一旁，形神黯然地寫了一份密旨。

這份密旨，不是守城禦敵的指示，而是對十幾年前重點打擊的政敵——魏忠賢的重新安排，命人為其收集骸骨，修墳立碑！

這一想法，相信在崇禎心裡一定醞釀了多年，他這樣一個自信，甚至有點自負的人，絕不會輕易否定自己。為魏忠賢修墳立碑，是崇禎對自己執政十七年的自我否定，是對之前用人失當的一種承認，是重新審視魏忠賢的價值和功績的回望。

時事已然如此，後悔莫及，崇禎也只能在死前，悄然地給魏忠賢一個公正的結局。真正用心讀史的人，應該發現這一點。

正史歷來標榜，寓公道於褒貶，暗地裡卻是一肚子成王敗寇。歷史人物，在文人的畫筆下，都成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姑娘。合乎他們的價值理念的，被打扮成忠臣志士，與其價值理念不符的，統一划為奸臣賊子，哪還有一丁點所謂的公道人心可言！

魏忠賢便是明史里的一大冤案。這絕非作者的主觀臆斷，要知道，最了解歷史走向、朝政得失的不是在野文人，而是出於權力核心的人物。相信明朝晚期，處於權力核心的崇禎，他對於明朝的滅亡和崩塌，最有發言權。

崇禎在李自成大兵壓進的危急時刻，放下軍國大事，特意讓人為魏忠賢修墳立碑，這不就是提醒後人，去重新評價魏忠賢的功績嗎？

明史中，魏忠賢之所以被妖魔化、被全盤否地，就是因為得罪了東林黨人，與他們的利益衝突。這些文人集團，不僅霸佔著史書的編撰權，而且也控制著民間輿論，吃瓜群眾不是最聽讀書人的話嗎?

東林黨人真是如史書上說的是正人君子嗎？肯定不是，其實他們是明末江南財團的利益代表。舉個例子，東林黨人與魏忠賢的稅源之爭。明朝晚期，遼東邊患吃緊，國庫空虛，國家急需財政收入。

東林黨人認為農民數量最大，主張向農民加大徵稅數目，補充國庫，反對向士紳、礦主這些大財團徵稅。

而魏忠賢認為，應該向地主和礦主多徵稅，因為農業多災多難，農民收入微薄，首先稅源不足，其次向農民加徵稅目，窮則生變，容易引起民變。在魏忠賢主政時期，國庫相對充裕，就是因為加征地主和礦主這些財團的稅。

其時，魏忠賢生祠之所以遍布全國，排除溜須獻媚之輩，也是因為他的稅收政策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得到民間的擁護。

再來看看東林黨和文官集團的氣節。作為東林黨領袖之一的錢謙益，官至明朝禮部侍郎，崇禎死後，相約柳如是跳河殉國，一介女流柳如是縱身而躍，堂堂東林黨領袖竟怕水冷，放棄殉國。

兵部尚書，薊遼總督洪承疇，被清軍俘虜後，完全忘記儒家蹈節死義的教誨，毅然充當清軍的帶路黨。兵部尚書張縉彥，開門揖盜，打開正陽門，放劉宗明入城……

明朝文人集團，最擅長的就是不顧國家大局，結黨營私，爭權奪利，今日聯合起來彈劾張三，明日又重新結黨，排擠李四。弄得內無能臣，外無良將，造成內憂外患的局面。高唱華夷誓死不兩立的口號，一旦死亡降臨在自己頭上，則委曲求全。書生誤國，文人亂政，此言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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