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王曙光《傳統鄉村治理的八個機制》

（節選自王曙光著《中國農村》，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傳統鄉村治理的八個機制

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一、族譜

族譜是聯結鄉誼與族裔的紐帶，是傳統宗族社會的核心紐帶。一個家族的族譜，往往完整地記載一個家族的數千年的源流脈絡，一代代輾轉流傳下來，把整個家族維繫到一起，即使這個家族在地理意義上已經四分五裂，但是經由族譜這個紐帶，還是可以牢固地粘結到一起。十幾年前我回到膠東老家，我爺爺拿給我一本非常厚的《王氏族譜》，精確記錄了大概自1368年到現在的我們這一族人的發展歷程。而且讓我非常驚訝的是，這個族譜是用電子表格做成的現代版的族譜，我看了以後非常有感覺，也非常敬佩族人的毅力。我翻到這個族譜的最後幾頁發現，我的名字赫然放在裡面，估計是我們這個家族幾百年以來沒有中過進士什麼的，出了個京師大學堂的人，就寫進去了。我看了以後，知道這個家族綿延不斷，頑強地生存，知道歷代前輩中的賢能者的事迹，而這個家族的團結與生命力就體現在這個厚本子里。族譜是古代鄉村治理非常重要的以點，一個人進沒進譜，是事關重大的事，一個優秀的人不但進譜，而且裡頭還有幾句話來旌表他的事迹。族譜還有懲罰的功能。怎麼懲罰呢？如果一個人品行不端，就會被逐出族譜，這個比蹲十年監牢還厲害。在鄉土社會中，族譜就是一個激勵和約束的機制，跟法律差不多，對人的最大懲罰在鄉下就是不讓他進族譜，永久被逐出族譜，這個人儘管肉體上還存在，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他已經不存在了，也沒必要存在了，因為這個人品行不端，只會給家族帶來各種各樣的麻煩和不好的名聲。

二、祠堂

祠堂是解決家族糾紛主要的機制。鄉土社會出現家族內部或村莊內部的糾紛，不是靠到縣太爺那個地方去，而主要是靠祠堂。我有一個同班同學，福建安溪縣人，安溪是出鐵觀音的地方，我這個同學很厲害，兄弟四個人，其中三個考進北大，一個到人民大學。有一次突然跟學校請假，幹什麼呢？要參加他們這個宗族的省親大會，估計世界各地的族人都要回來祭祀，很隆重，學校特批准假。一個家族的人進祠堂，拜先祖，那個儀式表面上看是祭祀祖先，其實是凝聚後人，是維繫這個家族的認同感。現在一些地方的祠堂開始恢復，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值得關注的現象。

三、義莊

義莊是傳統鄉土社會中進行社會保障和救濟的一種機制。歷史上，范仲淹建立的范氏義莊很有名。范仲淹小時候家境貧寒，讀書時以米粥果腹還吃不飽，因此他顯達之後就特別關注平民和社會底層人民的福祉，義莊就是建立一個在家族內實施社會救濟的機制。在范氏義莊內，凡是范氏族人，可以領口糧、領衣料、領婚姻費、領喪葬費、領科舉費、設義學（請本族有功名的人教育本族子弟並給教授者束修）、借住義莊房屋、為急用錢或貧窮者借貸（要到時償還，若不能歸還，也不扣其月米，以保證他的基本生活）。因此在范氏義莊內，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需要都可以滿足，婚喪嫁娶的經費也由義莊承擔，范仲淹可以說為家族成員（範圍非常大）構建了一個衣食無憂的「初級共產主義小社會」，這也是我國古代大同思想的一種小小的嘗試。自從宋皇祜元年（1049）范仲淹首創范氏義莊以來，義莊這種以家族為紐帶的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組織就在江南開始發展起來，其後江蘇金壇縣張氏、新淦郭氏、莆田陳氏都相繼設義莊。到明代義莊增加，安徽、廣東、廣西、陝西、直隸都有設立義莊記載。至清代，設義莊者激劇增多，民國時期，義莊也在不斷發展。要研究中國的鄉土社會的治理和宗族內的救濟機制，不能不研究義莊。

四、義田

義田也是一種傳統宗族社會中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機制。我們這個家族假如有兩千畝地，其中五十畝作為義田保留下來。義莊內一般都有義田的設置。義田留下來給那些一旦發生問題（比如說火災、病患等等）宗族成員。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保險機制。我們現在的保險都是商業保險，我國古代沒有商業保險，靠什麼呢？就是靠義田這種宗族內的機制，這是一種多人幫一人的制度，是一種互助保險。當一個家庭擺脫貧困了，再把這塊田讓出來給更加貧困或發生問題的家庭，這樣輪流使用下去。

五、社倉

社倉也是一種社會保障機制，比較有名的南宋的朱熹創立的崇安社倉。朱子社倉的舊址就在武夷山的五夫鎮，大家有時間可以去看看。朱熹創建的社倉受到了皇帝的關注，但是社倉這個東西並不是純粹慈善救濟和無償捐助，社倉實際上是一種帶有公益性質和家族救濟性質的借貸機制。社倉一般是春季放款，用糧食來放款，秋冬季還款，所以朱熹創的這個東西實際上是公益性的小額貸款。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研究王安石的青苗法[1]。我在這個文章當中提到，王安石在大概一千年前（1068年）就提出來完整一套小額信貸制度，其中的很多機制如市場化的利率水平、信用評估制度、五戶聯保制度等，都很先進，比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教授整整早將近一千年。但是我們知道，王安石的青苗法設計的小額信貸機制，是一種官方小額信貸，是由政府推行的，後來變法失敗了，整個青苗法被廢除了。又過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朱熹批評王安石，他說王安石這個青苗法初衷非常好，可是有個大問題，就是由政府推行的小額信貸機制往往風險很大，官員往往靠攤派（即所謂抑配）來發放貸款，村民往往發生賴帳，現在我們經濟學上的術語叫「道德風險」。朱熹把王安石失敗的原因分析得很清楚。朱熹肯定在想，我能不能辦一個民間自動發起的、以宗族社會和鄉土社會內部的互相制約為基礎的、以家族的鄉誼作為紐帶的這麼一種小額信貸呢？這個思路非常好，他把官方小額信貸變成一種以家族為紐帶的小額信貸，利用了鄉土社會的懲罰機制，這就是義倉，我們也叫社倉。社倉一般沒有專門的倉庫而在祠堂廟宇儲藏糧食，糧食的來源是勸捐或募捐，存豐補欠。一般春放秋收，利息為十分之二。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建寧府（治今福建建甌）大飢。當時在崇安（今武夷山）開耀鄉的朱熹，同鄉紳劉如愚向知府借常平米600石賑貸饑民。貸米在冬天歸還，收息20%，小歉利息減半，大飢全免。計劃待息米相當於原本10倍時不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3升。後來歸還了政府的常平米，至淳熙八年（1181年）已積有社倉米3100石。這一年朱熹將《社倉事目》上奏，孝宗「頒其法於四方」，予以推廣。以後的物流倉儲業把朱熹作為開山鼻祖，把他供起來了，尊為「紫陽倉祖」。朱熹開創的社倉，我認為既是具有小額信貸性質的機制，但更重要的，它是有社會保障功能的。社倉的利息蠻高的，年利率20%，相當於大概月息兩分，比現在農信社的利息高很多，但是對於貧民而言，這個利率比高利貸低多了，可以接受。

六、鄉約

剛才我講到鄉規民約，簡稱鄉約，是農村非正規制度的制度化、鄉土倫理的成型化。中國古代鄉約太多了，直到現在，鄉規民約在很多鄉村也是非常流行的。宋代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呂氏鄉約》，是由「藍田四呂」（即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呂大防）倡導制定的，這四個兄弟於北宋神宗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制定了這個鄉約，對一千年來的中國鄉村治理模式影響甚大。「鄉約」既是一個農村社區（一個鄉或者一個村）的居民互相勸勉、共同認同的一套倫理規則，也是一套完整的社會保障與社會救濟制度，顯示出我國古代的鄉村自治的一種雛形。「鄉約」的實施，是首先推舉年高德劭者為「約正」（即主要的負責人）：「約正一人或二人，眾推正直不阿者為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另外每月選一人為「直月」（即具體的賞罰執行人），實施勸勉賞罰。「鄉約」以定期聚會形式，敦促鄉鄰向善除惡：「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在聚會的時候實施賞罰：「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聽其出約」。這些「鄉約」看起來似乎是一些沒有約束力的倫理條款，但是在鄉土社會中，它的實際約束力其實是非常強大的，如果被「出約」，後果就很嚴重，這個人在鄉間就很難生存，這個家族的名聲也就完了。呂氏四兄弟在鄉間很有文化，很有威望，倡導高尚的品德，倡導族群之內的扶危濟困，他們訂的《呂氏鄉約》，包含四項，即「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患難相恤」當中包括對於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枉以及貧乏這七個方面的救濟，實際上是民間的社會救濟制度。「鄉約」實際上並不簡單的是道德教化，它是中國傳統宗族社會一個具有自治功能、社會保障功能、社會救濟功能的制度設計，能夠保證一個宗族和諧、延續和穩定。

七、義學

義學是與跟官學相區分的、以公益為目的的一種鄉村教育目的，尤其是支持那些貧困家庭的子弟上學。有義莊必有義田，有義田必有義學，這是中國古代漫長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如此穩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八、講學

講學的傳統是中國古代鄉土知識分子與平民百姓互相結合的重要之舉，通過這種機制，鄉土社會中的知識精英與普通的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達成了很好的溝通，這種溝通對於移風易俗、對於推行教化、對於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都是非常重要的。明代的泰州學派在平民講學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在歷史上也非常有影響力。明朝泰州學派以王艮（心齋）為代表，一批鄉土知識分子到農村講學，為勞動人民傳播思想，在平民中開展啟蒙運動，在當時影響很大。王艮是王陽明的學生，文化水平並不高，他認為「百姓日用即道」，主張用愚夫愚婦都能聽懂的語言來解釋聖賢之學，這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義。這些人深入民間講學，且都在人格上具有勇猛無羈的品質，如徐樾、顏鈞、羅汝芳、何心隱等。這幫知識分子志不在當官，志不在成為大學者，而在於教化平民。泰州學派知識分子的鄉村講學實踐，實際上對於民國時期的梁漱溟先生這幫人影響非常大。

通過以上八個方面的簡單梳理，我們看到，中國傳統鄉村治理是一套非常有效的自治性的、內生性的、倫理本位的治理模式，它不太靠正規的法律制度，不太靠外在的官方組織，而是靠內生性的宗族社會機制和倫理教化機制。它是自治的，不需要別人來強迫它，我們今天講的村民自治達不到這個程度，自治是自我和諧，自我治理，是鄉土社會內生的東西，我們現在大部分靠外力來治理，成本很高，效果反而不見得好。

[1]王曙光：《農村信貸機制設計與風險防範：以王安石青苗法為核心》,《長白學刊》，2008年第12期。

（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壹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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