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解放日報前總編輯楊永直之女：站在東西方之間，我如何在巴黎辦好《歐洲時報》？

「你想知道我為什麼替毛澤東講話？因為是毛澤東讓我站起來跟你講話。」

「我是以《解放日報》家屬的身份跟你聊的」，72歲的楊詠桔女士說。她的父親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前部長、《解放日報》前總編輯楊永直同志。而楊女士從1983年起到2010年退休，擔任巴黎華文報紙《歐洲時報》社長。

父女兩代都為報人，皆主筆政，一人在祖國，一人在他鄉。雖然在法國生活了近30年並已是法籍華裔，但楊詠桔依然感受到父親的影響。她的名字是父親取自於屈原的《九章·橘頌》，「父親告訴我，桔樹的根要永遠扎在自己的泥土裡」，而楊詠桔也以她的小名「桔子」出版了詩集《寫在十五的月亮上》。

楊永直。

或許是長期生活在浪漫之國法蘭西，在交談中，我可以明顯感覺出楊詠桔的熱情與直率，講到激動之處，甚至會「眉飛色舞」起來。但我也能從中感覺出海外報人的不易，一份華文報紙如何能在歐洲立足，並走出華僑華人的圈子，走入當地的主流社會。在這過程中，兩種文化、兩種意識形態的衝突是免不了的，甚至有當地人問她，「你既不是中共黨員，也都不是中國人了，你為什麼還要為中國說話？」

讓楊詠桔欣慰的是，她的工作取得了成效，《歐洲時報》在當地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並成功與當地主流媒體合作報道中國。而她本人在2007年獲得希拉克總統頒發的法國榮譽騎士勳章，2009年獲得上海市「白玉蘭」獎。

退休後，楊詠桔回到了祖國生活，「在此期間，上海市僑辦給我了不少幫助」。而這位解放人的後代亦有一個心愿：解放日報搬新家了，她想去延安中路816號新報社看看。

1946年，母親抱著楊詠桔在延安清涼山。

這個老爺爺很高，長得非常莊嚴，用手撫摸了我的頭，他就是毛澤東主席。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您是延安出生的那一代人。

楊詠桔：1945年6月，我出生在延安的窯洞里，當時父親在延安《解放日報》工作。我在那裡生活時間不長，1947年3月因為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我們就撤退了。後來聽爸媽講，我就是馬背上的小孩，一匹馬上兩個筐，一個是我，另一個也是《解放日報》編輯、後來《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揖的兒子。

撤退的時候，爸爸跟著《解放日報》隊伍走，媽媽跟著中央直屬大隊走。撤離沿途要過高山，冰天雪地的，當時我發燒了，「桔子病了」，聲音從隊伍前面傳到後面，再從後面傳到前面。那時沒有葯啊，後來找到兩片消炎藥，好像是磺胺，總算把我的小命給保住了。

離開延安後，我就到了晉察冀一帶生活。1949年，我跟著一個農民家的女孩子「王根子」生活，她當時也就12、13歲，是支前模範。王根子把窩頭蒸出來後叫我去吃，「快來啊，窩頭香啊」。後來爸爸媽媽對我說，要永遠記住她，我也一直想找到她。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之後您就進城了。

楊詠桔：過了黃河到了北京，爸媽把我送到了北海託兒所。很多軍人和幹部的孩子都放在這裡，因為他們的父母一進城就要建設新中國，孩子沒人管。在整個戰爭年代，送掉的孩子不計其數，如果不是我父親反對，我也要被送掉。

在北海託兒所，老師首先教我們勞動，搬磚、挑水。磚比我人的半身還高，阿姨幫著我一起挑水。當時北海託兒所破爛不堪，窗戶貼著防空白條，地面全是坑坑窪窪，我穿著背帶褲掛著大手絹，土是土到家了。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看來，當時的北海託兒所和之後傳說的並不一樣。

楊詠桔：1949年9月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舉行，大人把託兒所幾個孩子帶到一個地方。一個老爺爺來了，他滿臉笑容，阿姨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個蘋果，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見到蘋果。忽然一隻大手像起重機一樣把我抱了起來，放在另一個老爺爺身上。我抬頭一看馬上就大哭了，他很高，長得非常莊嚴，不像第一個老爺爺跟我們說笑，這個老爺爺用手撫摸了我的頭。第一個爺爺是朱德總司令，第二個就是毛澤東主席。

後來我才知道，爸爸媽媽因為南下不能來看我了。但每月會有個老媽媽來託兒所看我，她就是蔡暢蔡媽媽。因為我媽媽（李慕琳）1949年進城後給她當過政治秘書，媽媽南下後，蔡媽媽就來看我。逢年過節我去她家，我的待遇和蔡媽媽的外孫是一樣的。我還記得，蔡媽媽、朱老總夫人康克清媽媽都有一條花圍巾，大概這一代革命女性都有吧。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後來你們一家團聚了嗎？

楊詠桔：因為爸爸調到《新華日報》擔任總編輯，我離開北京後就去了南京。之後，爸爸來到上海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我在這裡完成了小學、中學學業，1965年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文革」爆發後，1968年我去唐山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1970年去內蒙古赤峰農村教書，1973年去遼陽石化總廠工作，1976年到廣州石化總廠工作。

「文革」對我們家的衝擊很大。知識分子出身的父親被鬥了很多場，媽媽被關在少年監獄裡面五六年，我一個月掙30多塊錢都往家裡寄。那時，只有母親在向家裡要飯票時，我們才知道她還活著。我在這十年里再也沒見到過爸媽，我告訴自己要練習叫「爸爸媽媽」，否則這麼長時間不叫就不會了。

「文革」結束後，組織上補發了父母不到三萬塊的工資，他們決定全部上交黨費。父母教育我們三個孩子，「革命路上總會有曲折，不要有軟弱。」

沒有人教我怎麼辦好一張報紙，我只能通過實踐慢慢學。當時報社人手不夠，但我們非常團結。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後來您怎麼會去巴黎辦報紙的？

楊詠桔：1980年我去法國留學，三年後加入了法國籍，並接手當地華文報紙《歐洲時報》。法國當時規定，只有本國籍人士才能擔任媒體的法人代表。

《歐洲時報》最早是當地一些華僑集資辦起來的，當時已經註冊了半年。我接手的時候，這份報紙內部情況比較複雜，報社員工也走了不少。管理一份報紙很不容易，我來法國的時間短，法語又講得磕磕巴巴，也不太了解當地法律。當時我也就三十多歲，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當時工作狀態是怎麼樣的？

楊詠桔：沒有人教我怎麼辦好一張報紙，我只能通過實踐慢慢學。當時報社人手不夠，每個人要兼多個職，但我們非常團結。

我是社長，還兼作副刊版，此外還要深入僑團、深入留學生了解他們的需求，介紹國內情況。《歐洲時報》是當時唯一的華文報紙，華僑華人都要看，就這樣我逐步跟他們建立了感情。

那個時候，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多方面對我們工作進行幫助和指導，愛國華僑用各種方式支持我們，包括廣告支持、訂閱支持，訂數從最開始一兩百份，到現在整個歐洲發行幾萬份，在德國、義大利和英國都有分社，員工總數50多人。最讓我感動的，是華人華僑對我們的信任。他們曾說過，「《歐洲時報》登的消息我們才相信，別家說的我們不信。」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這個過程也是《歐洲時報》擴大影響力的過程。

楊詠桔：一次，我參加巴黎華人區十三區活動，法國總統希拉克先生也出席。我鑽到前頭抓住了總統，拿出一張白紙說，「我是華人報社的社長，馬上新年就要到了，請您給我們的華僑祝福新年。」希拉克很高興地寫了幾句。第二天，總統的祝福就印在了報紙上。華僑一看，總統你也能採訪到，說明這張報紙是有實力的。當然，我們也會邀請中國領導人為當地華人華僑寫祝福。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華文報紙該如何走入當地主流社會。

楊詠桔：這是華文報紙發展的瓶頸。一開始，法國主流社會不知道我們這張報紙，也沒人願接受我們的採訪，更沒有名人替我們講話。

為了融入當地主流社會，我參加了法國新聞工會，因為我是報社法人代表，所以參加了老闆工會。在那裡，我宣傳中國，也帶他們來中國參觀，這樣我與法國主流媒體也就熟了起來。

當時，包括上層在內的不少法國人都對中國有成見。有一次，我碰到了《費加羅報》社論委員會主任阿蘭·佩里菲特先生，他相當於《費加羅報》社長，是個中國通，寫過《當中國覺醒時》和《不能移動的帝國》等大作。我問他，「作為華文媒體，我們還應該做些什麼？」他建議我辦一份法文報紙。於是，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辦了一份叫《絲綢之路》的法語周刊，主要講當地華僑的故事，並以留學生為切口談中國文化，還有就是宣傳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我們《巴黎競賽周刊?中國專刊》第一期就轟動了巴黎，成為華文媒體融入法國主流社會的成功案例。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在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中，《歐洲時報》還有大動作。

楊詠桔：從2001年開始，我們與法國第一大出版集團阿歇特出版集團旗下的《巴黎競賽周刊》合作，出版了以中國為主題的法文專刊《巴黎競賽周刊?中國專刊》。《巴黎競賽周刊》是全球最有影響的雜誌之一，發行量超150萬份，就是一份貴族的雜誌。我們的第一期就轟動了巴黎，成為華文媒體融入法國主流社會的成功案例。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合作過程想來不容易。

楊詠桔：我們動員了報社的所有人。我跟大家講，「現在一個歷史任務擺在面前，我們要爭這口氣，華文媒體一定要進入主流。」報社上下都很支持我。在內部我們也作了分工，總編輯組織編輯部門翻譯和審稿，我負責與法方溝通協調，組織記者來中國實地採訪。

在這一過程中，兩個國家、兩種歷史、東西方兩種意識形態、兩種辦刊模式和媒體概念，一系列衝撞幾乎把我「壓扁」了。我都不知道哭了多少次，那時我會去吳建民大使以及之後的趙進軍大使那裡落眼淚。我想起父親這一代的辦報精神和頑強的鬥爭意志，不信自己扛不過去。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合作中雙方采編過程是怎麼樣的？

楊詠桔：我們和《巴黎競賽周刊》簽的合作協議中明確，所有文章的最終審稿權在我方，我們不簽字就不能刊發。過去都是法方媒體說了算，哪有我們華文媒體說了算的時候，我算出了一口氣。

終審的時候，我拿著放大鏡跟我們報社最好的編輯一起，一個詞一個詞的校對，不能放過一點細節。你想，《巴黎競賽周刊》是法國語言先鋒，它的法文有多厲害，能把意識形態滲透到每一段文字中、每一張圖片中，我們不能不十二萬分地小心。

除了校對之外，我們每篇文章都是雙方派記者聯合採寫的，《巴黎競賽周刊》出一人，《歐洲時報》出一人。一次我們聯合赴新疆採訪，當時法國主流社會有不少人不了解當地情況，心裡有很多疑惑。我們與法方記者在烏魯木齊採訪了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雙方見面後談得非常好。當時傳當地局勢不穩定，法方記者問王樂泉，「你敢不敢把我送到大門口？」王樂泉隨即站起身來，兩個人一路上繼續聊漫步走到大門口，然後握手分別。

我們的記者能吃苦，語言能力也能跟上。他們是在前線採訪的人，我是在後方「鬥爭」的人。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您是怎麼「鬥爭」的？

楊詠桔：有一期專刊的主題是討論中國人權。《巴黎競賽周刊》找了一位所謂的法國「人權鬥士」庫什奈。他對中國的偏見極深，沒有來過中國一次，卻一直說中國沒有人權。我請吳建民大使和他談。談的時候，他左一句中國這個人權不行，右一句中國那個人權不好。吳大使問他，法國婦女選舉權是哪一年開始的？答案是1945年。吳大使告訴他，中國婦女在紅色蘇區時期就有了選舉權。

可以說，辦《巴黎競賽周刊?中國專刊》的那幾年，是我身體最差的時候。

意識形態問題只能互相交流，再找到邊緣切入進去，誰想改變誰都很難。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按照您20多年經驗，華文媒體要想在當地生根發芽成長，最關鍵的是什麼？

楊詠桔：這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華文媒體不能單獨走出去、不能想單方面做，而是要與當地媒體合作。因為當地人的讀報習慣、當地人的價值觀，是一面看不見的屏障，我們的傳播效果會不理想。所以我堅持華文媒體要跟當地主流媒體聯合起來，但我們要掌握主動權。

2008年在巴黎奧運聖火傳遞出現波折，我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誰能代表法蘭西》，文章中講了不少中法民眾合作的故事。我認為我們看法國人，不要認為他們是藍眼睛高鼻樑就跟我們不一樣，他首先是人類，有很多人類共同的感情，你在報道時要從這些方面去切入。

當然，法國人自己也會反思。德斯坦先生曾寫過一本書《法蘭西和法國人》，他在書中反思，為什麼我們原來這麼強大，現在好像就不如中國了呢？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思考。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正如您所說的，在跟歐洲人打交道的時候，一開始會跟你很熱情，但你真想走進他的內心，發現有牆就在那裡。

楊詠桔：說對了，這就是意識形態。我曾經和一位英國裔法籍友人大吵一架。我們去他的酒庄做客，幾天下來大家成了好朋友。我跟他談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談西藏問題，一談到西藏他就跳起來指責中國，六親不認。我跟他講西藏歷史，講八千紅河穀子弟抗擊英軍侵略的故事。

因為他有意識形態這堵牆，我們想去淡化它，而這堵牆你是看不見摸不著、但又實實在在存在的，你淡化不了。意識形態問題只能互相交流，再找到邊緣切入進去，誰想改變誰都很難。只有你的意識形態在人類發展史上取得巨大成績的時候，別人才會去反思。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這在您辦報過程中一直存在。

楊詠桔：那幾年，我們和《巴黎競賽周刊》合作時，幾乎每一期都會講一點關於毛澤東主席的小故事。但是每次法國記者都會撒點「胡椒面」進去，為了這些東西我和法方「鬥爭」了很久。

有一次我真火了，我說你要是真想研究毛澤東，你完全可以進行學術討論，但你在每篇文章里都灑「胡椒面」，你明顯對他有成見。那個法國編輯也生氣了。他說，你是什麼人？你到底是中國人還是法國人？你們家在「文革」受了那麼大的摧殘，你為什麼還要替毛澤東講話？

我立刻回他，你想知道我為什麼替毛澤東講話？因為是毛澤東讓我站起來跟你講話。他一下子就懵在那個地方了。第二天，他給我寫了封信，說「尊敬的夫人，請你原諒我昨天的失禮。」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雖然您是法籍了，但這顆中國心還是沒有變。

楊詠桔：我希望搭建起溝通中法關係的橋樑。父母這一代人的教導對我影響很深，父親楊永直出自安徽桐城方家，也是我在詩歌與散文領域的第一啟蒙人。如今，我花了幾乎半個世紀的時間，寫了一本詩集《寫在十五的月亮上》，反映了我在法國的生活，反映了一個華僑的感情。

正如我在書中寫到，「送你十五的月光，送你我的晴朗。請你與我一起吟誦，心中的山河總是特別美麗」。我把這本書送給你，希望你能喜歡。

（圖片來源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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