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離現實的《新二十四孝》-當自由生鏽之後-城邦：在荒原與囚籠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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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由生鏽之後

蕭和瀚為撰稿2013年2月23日

今年年初，我的老師賀衛方教授來紐約出差，我們聊起個有趣現象，像我這樣來訪學的中國人對自由問題興趣很高，關注憲政，但我的美國朋友里，少有人願意聊這些話題。我感慨說一直享有自由的人們，可能容易喪失對自由的敏感。賀老師說，美國好在是個移民國家，來自全世界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因為熱愛自由而為這國家補充自由的血液，激發他們新的活力。

就像現在，我從不關心紐約的空氣問題，完全不關心PM2.5，除了有時天氣實在太好了讚歎一下，不像在北京天天查PM2.5數據。這就像窮光蛋談錢，光棍漢說女人，都是一樣道理，缺啥說啥。像我這種從未享受過一天政治自由，從未見過選票的中國大陸人，才會對自由求之若渴、垂涎千尺，而那些從生到死一直沐浴在政治自由中的美國人，能夠不厭煩，不把政治自由扔進地窖，就算夠重視。自由就是空氣，有它你感覺不到，認為天經地義該有，並不重視它，只有當它被奪走才明白沒有它你甚至可能會死。

像一切美好之物，久而不用的必需品應該經常拿出來晒晒太陽，擦擦亮，自由也會生鏽。

1787年北美那個悶熱的夏天，13個州42名代表在費城吵了將近四個月的架後，終於在9月17日定案，富蘭克林勸說各位代表在待批憲法文本上簽名時感慨道：

「我進而相信，這次可能會帶來若干年善治，但最終還會以專制收場，就像歷史上的其他共和政府一樣，當人們墮落到需要專制政府時，就不可能建立別種形式的政府。」

華盛頓甚至比富蘭克林還要悲觀，他認為這部憲法要是能管20年就算不錯了。當然，美國很幸運，這部憲法不但用了超過20年，甚至超過200年，但富蘭克林和華盛頓的悲觀卻很深刻：從非個體而是類別的角度看，人類享受自由的能力也許令人沮喪。

承認你的生活中有一份特定的選擇權，用於針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甚至直接參与決策，用你這份選擇權跟他人的同等選擇權組合起來在一定範圍和領域內決定公共事務，這是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概念：政治自由與政治權利。制度性保障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的做法濫觴於古希臘、羅馬、古希伯來，成熟於近現代英美歐洲，後發的其他地區都是制度移植。

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說史上，由於爭取政治自由的重要性，使得絕大部分思想家可能更傾向於只注重參與公共事務是人的本性需求，而忽略甚至遺忘了逃避公共事務也同樣是人的本性需求。這原本硬幣的兩面，人性中的積極和消極面往往就這樣臨水照花地對稱。

在富蘭克林和華盛頓這些美國國父的思考中，自由不只是目的地，更是條長長的看不見盡頭的路，這條路也不是條坦途，會有荊莽，會有泥坑，會有懸崖，甚至會有人為的陷阱。一部偉大憲法的誕生只是自由這個嬰兒的第一聲啼哭，能不能健康成長，會不會夭折，端賴後來人是否珍視與呵護。在確立了政治自由的制度中，如何保持人們參與政治的健康活力是個很大甚至很重要的問題，民主政治特有的對公民精神的要求通常被認為具有決定性力量。

古羅馬建築的盥洗室中有種排食槽，專供暴食無度的人們將剛吃的食物摳出來以便繼續吃喝；建於公元2世紀的羅馬圓形劇場遺址，其第二層看台中間的九道拱門，除了供人進出，另一個重要功能也是便於饕餮之徒在看演出過程中出來摳食騰肚子繼續狂嚼。這一暴食習俗常被用於證明羅馬共和國後期公民精神衰落（公元前1世紀開始往後持續），從而成為共和制崩潰帝制萌生的重要間接原因之一（直接主因是羅馬共和國缺乏制衡兵權的制度設計）。

自由是件琉璃貨，需要小心輕放；城邦興於自由，敗於自墮。個體也好，族群也罷，擁有自由是幸運的，若不能因此而自律則是可悲的。沒有政治自由，就沒有健康的城邦，但有了政治自由而不珍惜不自律，肆意濫用乃至踐踏自由，就會淪落到富蘭克林所謂「墮落到需要專制政府」的地步。當年古雅典遠征西西里，五萬多人的雅典精銳——也就是它的幾乎全部軍事家當——全軍覆沒，成為雅典敗於斯巴達、民主制終結的先聲，完全因為雅典公民被不義的貪婪和阿西比亞德(Alcibiades)的花言蠱惑而聽不進尼西阿斯的正確意見，這是典型的公民精神的墮落。

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麥卡錫主義曾喧囂一時，造成大量冤案，隨著時間推移，這起重大歷史事件在許多人腦子裡只剩下「麥卡錫」這麼一個光禿禿而臭名昭著的標籤，遺忘了誘發這一災難性公共事件的「伊麗莎白.柏特麗」(Elizabeth Bentley)間諜自首案。

柏特麗是美國人、蘇聯間諜，因與蘇方發生衝突為保命而向聯邦調查局(FBI)自首，她交出一份150名間諜的名單，其中有37位是聯邦僱員——這份名單並獲得多渠道印證，包括此前加拿大發生的哥森科(Igor Gouzenko)間諜案。司法的無罪推定和程序正義決定了自首間諜之間相互印證的證據效力很弱，150名嫌疑間諜因此基本上無法被定罪，甚至繼續供職於聯邦政府。這成為麥卡錫主義興起的重要起因。

這個案例並不能證明無罪推定和程序正義有什麼問題，尤其不能以此否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等一系列重要程序性規範的剛性價值，寧可枉放、不可冤抑已是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之一。「柏特麗—麥卡錫」現象表明的不是司法正義的漏洞，而是公民精神的衰敗。

最簡單的疑問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為蘇聯工作？為什麼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私權神聖的國家，還有那麼多知識人（包括精通三門外語畢業於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柏特麗）心甘情願、虔誠從事被後世證明愚蠢至極的「事業」？——那時蘇聯的集中營早已不是秘密。如果沒有那麼多間諜，或可猜測麥卡錫主義不可能得一時之逞。從這扇窗口望出去，清晰可見一個原本健康制度的敗壞過程，對美國制度懷有刻骨仇恨的共產黨人潛入聯邦政府替蘇聯當間諜，要毀滅這個制度，人數還不少，而正常的司法即使發現了他們也無可奈何，那麼要保護這個制度的人一旦抓狂，就會變成麥卡錫：喪失理智、草木皆兵、冤案頻發。甚至可以看到，對於惡來講，好的善的制度往往存在著許多漏洞，善行常常不是惡行的對手，善行有倫理自律，惡行無所顧忌。健康制度的運行基礎是善行，至少是不作惡，若惡行佔了極大比例，超過臨界點，好制度就會轟然而潰，惡制度隨之悠然而立。

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說過：「一個人若過分長久地傳布善美，最終，他會變成一個白痴。」所謂白痴，無非在美善的環境中對惡喪失敏感，比如，許多人可能都會有類似經歷，參加老朋友聚會時遇到偽裝成開玩笑的惡意攻擊，被傷害者雖然不舒服，但卻傻乎乎地善意理解為一般玩笑，直到過了很久才猛的恍然大悟，這種反應遲鈍就是因為對老朋友沒有惡的預防性估計，完全喪失了反應能力。長居自由環境，對惡也會估計不足，直到惡行極嚴重時才反應過來，但通常為時已晚。公共事務中，這種反應遲鈍常表現為對惡的姑息和綏靖，人因慣於不作惡，慣於行善，導致反擊惡時缺乏經驗而無所作為，一定程度上說，這也是自由最易發生的無能。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對希特勒屢次三番地妥協，除了外交上慣有的背信棄義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恐怕也是因為對惡缺乏足夠估計，如果他能預料後果，就不會犯下那些愚蠢的錯誤。

羅素(Bertrand Russell)、阿倫特(Hannah Arendt)都曾注意到民主憲政制度下自由鈍化、冷漠化的問題，羅素因此提出發展興趣，過有創造性的生活；阿倫特則提出小共和國主張，政治共同體過大會導致搭便車的人過多，而小共同體中人不容易逃避政治自由。這些事說易行難，在制度未能提供政治自由之地，求自由若渴者或許要為自由終生奮鬥，而在已經實現了政治自由、擁有民主政治之地，要激發政治自由的活力，人們非得適當主動介入政治不可。政治冷漠在自由民主國家具體到個人可算是消極自由，若普遍如此，最終就會 「墮落到需要專制政府」，把公共事務的處理完全留給居心叵測的政客和那些熱情有餘治國智慧不足——會將國家送進地獄——的人們手裡。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認為城邦政治的基座是愛，但它必須依託於正義，而自由正是實現正義的必要條件。不作惡固然是城邦政治的底線，但僅僅不作惡還遠不夠——反擊惡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謂的校正性正義，自由如果不能在這個意義上發揮其應當發揮的作用，那麼它就銹掉了。

城邦：在荒原與囚籠之間

蕭和瀚為撰稿2013年1月26日

亞里士多德曾言，脫城離邦者，非獸即聖。3000多年前地中海的菲利士人發明了城邦，從此，它像個政治翹翹板的中軸，一頭奔向蕭瑟荒原，除了蒼蒼長天茫茫曠野，一無所有；另一頭跌入黑暗囚籠，除了奴役和禁限，瞥不見一絲自由之光。

也許淵源於大海，也許起始於貿易——其實人類迄今也沒搞明白——地中海沿岸產生了真正的文明，就是城邦，因其明顯的政治自由特性，區別於其他文明。人類的這把自由之火以近3000年的時間燒遍四大洋七大洲。除了自由的故鄉歐美火炬依然熊旺，古老的埃及帝國、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印度帝國、俄羅斯帝國、中華帝國……，也都在這場自由之火中發出喀喇垮叱的坍塌之聲，即將碎毀的囚籠正在被城邦取代。

即使歐美，這條自由之路也是在荊莽中行進，在血痕中積澱，在曲折中逶迤，如詩人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筆下悄然長大的「我」：「從兇險和泥濘的沼澤中/我悄悄長大，像蘆葦般沙沙有聲，/既迷戀，懶散，又溫情地/呼吸著被禁止的生命。」城邦中的人，比如古代雅典，其實只是少數人，享受著城邦承認並保護的自由，行使著民主的權利，奴隸不享有。這些少數人在很大程度上開啟了人類自由的航程——那時候地球上幾乎還沒有這種定期抽籤選定幾百人輪流治理幾萬人城邦的自治制度，只有在這裡產生了最初的真正的政治含義——政治就是處理眾人之事。幼稚而倔犟的自由催生了這淺薄而粗糙的民主制，然而依憑「自由民人格平等」這七個字，希臘人建起了一座座城邦。伯里克利自豪地說，民主的雅典是全希臘的學校！比民主更重要的是，在希伯來，在羅馬，自由之光也在升起，在照亮未來。

這三千年的人類歷史，就是從荒原或囚籠走向城邦的歷史。在這深一腳淺一腳的文明沙灘上，足印里有海水，有汗水，還有血水。西方從最初的荒原走進磚石隨意磊砌的城邦，而東方卻從最初的荒原邁進精製的囚籠，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 1940-1996)有過名言「自由，現在是個地理概念」。其實並非現在才是地理概念，至少對中國而言，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從來不是國產貨，唯有奴役歷史悠久，彷彿永恆。在西方，從自由生長出來的城邦，抑或從城邦里得到煉製的自由，也都常常至少暫時地滑入囚籠的深淵，至於荒原，那是一旦出來便回不去了的地方，除非像愛因斯坦說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

在索福克勒斯的名劇《安提戈涅》里，老國王俄狄浦斯因殺父娶母而自我流放後，兩個兒子波呂涅克斯和厄忒俄克勒斯為爭奪王位自相殘殺並同歸於盡，克瑞翁以舅父身份繼承王位，他宣布藉助外國勢力爭奪王位的波呂涅克斯為叛國者，下令不許埋葬其屍骨，違者處死。古希臘習俗中，人死後不下葬，陰魂便無法入冥土，曝屍不葬則會冒瀆神靈，殃及城邦。俄狄浦斯的女兒安提戈涅不顧禁令，給哥哥安葬，並願意為此受死，她譴責禁令說：

「我敢（指埋葬波呂涅克斯），因為向我宣布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同住的正義之神也沒有為凡人制定這樣的法令，我不認為一個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廢除天神制定的永恆不變的不成文律條，它的存在不限於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 也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安提戈涅提出一個千古命題：城邦的邊界在哪裡？城邦的統治者有沒有權力頒布違反神律的命令？如果說這只是戲劇，那麼蘇格拉底之死，則是以歷史事實本身提出並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城邦源於自由，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由，並將眾人的自由凝成共和，人們才需要城邦。城邦必須有邊界，肆意突破自由的邊界，城邦就會蛻變為囚籠。克瑞翁濫用城邦之名踐踏更高的神律——它是自由的形而上守護者，於是遭到懲罰：作為安提戈涅未婚夫的兒子因安提戈涅而自殺，妻子因兒子自殺而自殺。蘇格拉底和安提戈涅有個共同點，就是用自己的殞身來證明違背正義的城邦之法的荒謬。

在建立城邦的地方，城邦與自由的衝突會是個悲劇；而在建立了囚籠的地方，囚籠與親情的衝突卻呈現另一種景象。

早於蘇格拉底之死一個半世紀——西元前551年，東周楚國。楚康王嫌令尹（相當於宰相）子南跋扈攬權，打算誅殺他，但子南的兒子棄疾是康王的衛士，康王每見他都掩面而泣，棄疾問其原因，康王說：「令尹不善，國家打算殺他，你將何去何從？」棄疾說：「父親被誅殺而兒子卻不逃跑，君王豈能再用我？泄密必然會加重刑罰，我作為下臣不可以這麼做。」不久，子南在朝堂上被誅殺，三日後，棄疾收屍安葬，門人問接下來怎麼辦，棄疾說：「我參與了殺父陰謀，沒什麼地方可去的了。」再問：「那繼續做警衛嗎？」棄疾說：「我怎麼可能放棄父親而侍奉仇人？」於是上吊自殺。

與雅典不同，包括楚國在內的中國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並不是一群自由人建立起來自治的城邦，它只是個囚籠。楚康王是楚國的國君，是西周宗法制下的諸侯王，楚國只是他的私產，子南也好，其他大臣也罷，理論上說都只是他的私產代管人，因此楚康王對子南的誅殺行為，只是對私產的衍生處理。在城邦之中，如此隨意誅殺大臣的行為定然是不正義的，但在囚籠之中，這一行為卻具有其情境倫理意義上的正當性——人們只有在反對整個制度本身時，反對這一誅殺行為才具有理性上的清晰，而基於生命與親情本能的抵制反倒像是違反「國法」。無論克瑞翁，還是楚康王，他們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國」的概念，但這兩個國的含義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之國為眾人（自由人）共同之國——就是城邦，國王的權力來自於眾人授予；後者之國為暴力獲勝者的私產——道地的囚籠，天子、國君、皇帝的權力不受下轄他人之制。

從這雙筒的政治望遠鏡看出去，蘇格拉底和安提戈涅是用自己脆弱但堅強的身軀擋住了錯誤的倫理巨閘，他們用自己的死亡給墮向囚籠的城邦做手剎；而棄疾之死，以及《左傳》里石碏所謂「大義滅親」殺子石厚，都只是囚籠內部的故事，與城邦無關，與自由無涉。蘇格拉底、安提戈涅，以及歷史上記載的其他雅典、羅馬諸多將軍，他們與城邦之間的衝突（或是他們的權力凌駕於城邦，或是城邦踐踏了他們的自由），不僅僅反映權力與民眾、權利與暴民的衝突，核心依然是自由與城邦的衝突——貢斯當總結過異於現代人的古代人自由必然發生的衝突，而發生在棄疾、石碏的倫理衝突故事，都只是奴役作為一個被接受的倫理目標與親情之間的衝突，不涉自由分毫。

在自由與城邦的衝突之中，蘇格拉底和安提戈涅都通過不服從來否定錯誤的城邦法令，但他們是公民，他們自認為與城邦之間存在某種不可撤銷的契約，他們的「忠誠反對」不惜以犧牲生命向不正義的城邦法令說不，而不是以革命、逃跑或自殺來反對城邦，他們不反對城邦，只是反對一小部分錯誤的城邦法令，以此完成自由的涅磐。蘇格拉底因此成為西方公民不服從傳統的濫觴。

在奴役與親情的衝突中，棄疾認同楚康王要殺死自己的父親是執行國法（雖然這國跟他沒啥關係），是正確的，棄疾也認為自己是父親的兒子，應當盡孝。蘇格拉底、安提戈涅並不是自殺，只是對於加諸自身的殺戮無奈接受——按照自己的意志踐行自由比生命更重要，棄疾則是自殺，若不是楚康王事先告訴他，他可以不自殺，但他在得知父親將被處決而沒通知父親的情況下就無法繼續活下去，惟以一死籌亡父。自殺只有從他不逃跑這個角度來說是勇敢的，而原本他還有更多選擇：提前告訴父親、造反，但他沒有想過反對囚籠。中國傳統所謂「忠孝難兩全」或「以忠奪孝」，可謂滿溢著奴性，忠也好，孝也罷，都只是等級制下的奴役性倫理安排，是權力源頭不同的兩種奴役之間的衝突。

荒原曾有過漫長的歷史，但從伊甸園跌落人間後，就只剩下過北非、中東的沙漠曠野、北歐、南極的冰雪千山——而它們現在已經不再是荒原。與荒原相比，囚籠綿密嚴謹、永恆漫長。《十日談》里那個將魔鬼打入地獄的故事，似乎也隱喻著荒原與囚籠的某種對比——饒你再好的定力和修為，人通常難以跟本能抗衡，一旦被本能征服，囚籠就是無法擺脫的宿命。囚籠的門一再打開，一再關上，人們缺乏關於自由的聯想。一方面，人們只是砸掉舊囚籠，做個新囚籠。穴居囚籠日久，螢蟲之光亦成刺目烈焰，囚籠里的雄鷹砸開囚籠，不是伸展垂天的翅膀騰雲而去，而是為其他的鳥兒做新的囚籠。另一方面，不砸囚籠，無以建新城，它有太多的鐵窗、禁臠和腐臭需要拆除與清掃，一兩個蘇格拉底、安提戈涅，即使再加幾個梭羅和馬丁·路德·金，都無法將囚籠拉出地底粉刷成城邦。

城邦需要時間，這是它面對囚籠唯一具有決定力量的武器，城邦已將中華帝國的那幾個小島港澳台融入來自地中海的自由海潮，若將艾略特(T.S. Eliot)《The Hollow Men》名句中的「world」改為「cage」，是否可以表述未來東方城邦世界到來的先兆：「This is the way the cage ends，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這是囚籠的結束之戲，不是巨響而是啜泣。）？

人一旦見識過自由就再不可能遺忘，即使今生無法實現——「望著光亮的中心看時，是一片寂靜」，也將薪傳後代，綿綿不絕。既然不可能走回荒原，那麼最終，囚籠將散架，城邦將佇立。

脫離現實的《新二十四孝》

傑安迪, ADAM CENTURY2012年9月8日

北京——600年前，郭居敬編寫了《二十四孝》來讚揚為父母獻身的精神。現在再讀，它們已經成為睡前的恐怖故事了。一個女人切下了自己的肝臟餵養生病的母親，一個男孩整晚不睡，赤裸著上身坐在那兒為熟睡的父母驅趕蚊子，還有一個男人為了給父親舉行葬禮，自己賣身為奴。

雖然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些寓言的熟悉程度比美國人對《格林童話》(Grimm』s Fairy Tales)的熟悉程度還要高，但它們已經如意料地失去了很多激勵作用。《格林童話》仍是美國教育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十四孝》這本書顯然已經過時了。政府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在上個月發行了一個新版本，希望以此鼓勵更多的中國人放棄他們日益嚴重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行事方式，也許可以偶爾往家裡打個電話。但政府完全沒有預料到，來自人們的負面反應。

與郭居敬編寫的《二十四孝》相比，新版本中都是一些非常實際的建議，告訴人們怎樣讓父母安享晚年生活。新準則敦促讀者教會父母上網、帶媽媽去看老電影、並為退休的父母購買健康保險。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全國婦聯）老齡工作協調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崔淑惠強調說，「我們需要家庭來促進中國社會發展，改善我們的經濟狀況。」全國婦聯和中國老齡協會在花了兩年時間採訪老年人之後公布了新的準則。

到目前為止，人們對這些善意建議的態度似乎以調侃為主。但這些建議也在無意間引發了辯論，即政府是否應該照顧中國數量激增的退休人員，而不是讓捉襟見肘的孩子們承擔重負。

在一個急速老齡化的國家中，數億人離開農村的老家外出找工作。很多人都覺得，《新二十四孝》幾乎像古老的寓言故事一樣脫離現實，沒有考慮到中國現代社會的一些問題。

以有義務「經常帶父母旅行」為例。雖然這個建議對成功的專業人士來說是可行的，但對勞動階層來說，幾乎不可能實現，特別是那些農民工。中國的農民工數量約為2.52億，其中幾乎沒有多少人享受過休閑旅遊的快樂。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農民工數量每年增長4.4%，這意味著在過去一年有將近1100萬農村流動人口新來到城市，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很可能將年長的父母留在了農村。

張陽（音）是北京的一名水果商販。他對應該帶父母旅遊的標準嗤之以鼻，稱他很少有時間停工或者回河南老家看望父母。河南位於北京的南部，離北京約600多公里遠。

「我曾經有一次四年沒有回家，」他不好意思地說。「這裡的生意很好，但沒有與父母待在一起，我感到很內疚。」

國有媒體《法制日報》著名專欄作家李記猛烈批評了新標準，辯稱如果政府能夠為民眾提供更好的保障，就沒必要弄這些標準了。他寫道：「醫療保障制度如果足夠完善健全」，每一個人就不用如此擔心父母的健康問題，而「每位職工的休假權如果都能得到根本的保障」，那孩子們就有更多時間可以回家了。」

雖然節奏日益加快的社會的對人們提出各種要求，儒家關於孝道的思想在中國社會仍然是根深蒂固。按照傳統，子女應該和父母住在一起，並在他們年老以後照顧他們，在歷史上，這個傳統為社會提供了一個安全網。

但是，在照顧年邁的父母方面，子女們在生活中和經濟上都不堪重負，這個傳統正在快速地消亡。

自20世紀70年代晚期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之後，中國有大量的獨生子女出生。近年來，上述現象對這些獨生子女來說，尤其具有挑戰性。人口學家表示，其中一個結果就是，所謂空巢家庭的數量飛速增加，那些家庭里都是些獨居的老人，而他們的子女卻在遙遠的其他城市建造了自己的新家。

根據中國民政部的統計數據，目前，空巢家庭數量超過了中國家庭總數的一半；在一些城市地區，這個數目已經達到了70%。中國官方媒體新華通訊社2011年的一篇報道指出，在總數1.85億的60歲以上老人中，有將近一半都不和子女住在一起，這個現象在上一代人時還是聞所未聞的。

陳雪娜在北京的一家公關公司工作，和許多中國年輕人一樣，她說，自己在追求事業和照顧遠在浙江省的父母之間左右為難。

「每次回家，都看到父母又老了一些，我真的感到很難過，」陳雪娜坐在首都的一家咖啡館裡說道。「但是，一旦你習慣了北京的機遇和文化，就很難再離開。」

類似的焦慮情緒只會繼續增加，而且不僅是因為中國仍然缺乏一個真正的的老年人社會保障網。人口學家估計，2050年以前，60歲以上老人的數量將會升至現在水平的三倍；預測結果顯示，同時，中國的年齡中位數將比美國更高，但是，即使把兩國不同的生活成本考慮進去，中國的平均收入也大概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

這些數字解釋了，為什麼中國政府現在開始感到情況緊急。去年，為了減輕父母和子女相隔遙遠的影響，中國的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了一個法律提案，強制子女們「常回家看看」。

這項法律將會賦予被忽視的父母們訴諸法律的權利，來制裁那些違法的子女，雖然這個法律規定模糊——它並沒有說清楚拜訪父母的頻率——讓人們對它的可操作性產生了一些懷疑。

雖然《新二十四孝》要求過高，但它是在試圖直指老年人孤獨的根本原因。

它要求子女們每年為父母舉辦生日宴會，傾聽父母過去的故事。它甚至還要求子女們幫助孤寡的父母再婚，但有些家長不太贊成這種做法。

「要是我兒子想幫我再婚，我真的會感到很難堪，」已經退休的許志浩（音）周三和朋友們在北京的一個公園裡曬太陽時說。「這不符合中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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