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世界人口日，該關注哪些人口問題

【財新網】（專欄作家 梁建章 黃文政）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1990年，聯合國根據其開發計劃署理事會第36屆會議的建議，決定將每年7月11日定為「世界人口日」，以喚起國際社會對人口問題的關注。

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國際社會關注人口問題，側重點是關注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和環境問題造成的壓力。然而，近年來，國際社會關注人口問題，側重點是關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這種關注重點轉變的背後，是世界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舊的人口理論已經過時了。

馬爾薩斯的理論已經過時

大約200年以前，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發表了著名的馬爾薩斯人口學理論。這一理論描述了下面這一邏輯鏈：技術進步可以產生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長，然而，收入的增長很快會導致人口增加和農業生產率下降，最終將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長。

馬爾薩斯理論對工業時代以前的世界經濟是一個很好的詮釋。在農業社會中，技術進步的速度很慢，生產率的緩慢提高會導致人口增加，但不會帶來人均收入的增長。因此，工業革命開始以前，世界人口緩慢增長而人均收入停滯不前是一般的經濟發展模式。

但是，馬爾薩斯的理論卻已經不再適用於現代經濟。

首先，農業不再像以前那樣佔據重要的地位。在發達國家，農業佔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國家，比如中國，農業只是貢獻了經濟總量的10%左右。

其次，人口增加會降低生產力的這一邏輯已經不再適用於工業和服務業。理論上講，儘管工業部門的確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資源，因此，較大的人口規模將消耗更多的資源，提高自然資源的成本，然而，工業部門的資源強度卻遠遠低於農業的土地強度。

此外，與土地不同，由於技術創新，人類已經發現了許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約在200年前，人們用木頭和石頭來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們可以已經可以使用許多其他的建築材料，比如金屬、玻璃、水泥、橡膠等。歷史上，能量的主要來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許多新能源已經被發明利用，比如太陽能、風能和核能。

在現代服務業和信息技術領域，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聯網和娛樂行業對自然資源的要求就更少了。兩個行業中的產品和服務可以大量複製，幾乎不需要使用額外的自然資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制約，已不再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瓶頸。而對解決諸如全球變暖之類的問題，創新會顯得更為重要。那麼，要使創新維持在較高水平，一個國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輕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群體。

最後，在後工業時代，與馬爾薩斯的預測恰好相反：隨著人們越來越富裕，父母越來越不願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現象消失了；伴隨著國家的繁榮，所有國家無一例外地都經歷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幾乎在所有發達國家，生育率都低於2.1的更替水平。在非穆斯林的亞洲，通常在一個國家人均收入水平達到4000美元時，生育率就會下降到低於2.1的替代水平；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時，生育率甚至會下降到低於1.5。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不可持續和危險的。

今天，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馬爾薩斯主義者的人口統計學和經濟學理論，只適用於世界上那些還處於前工業經濟階段的最貧窮國家。世界人口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大多數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都有穩定的甚至日益減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國家還存在高人口增長率。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經濟人口學範式。

人口是創新的動力

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吸收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並依靠研究和開發推動其進一步創新，那麼在這一前提下，龐大人口規模就會成為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優勢，美國上個世紀的經濟史就是很好的展示。

在工業和信息時代，人口眾多是創業和創新的重要優勢。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中的經驗是另一個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起點，中國一旦打開了面向世界的大門，其巨大的市場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同時，大量高學歷的勞動力能夠迅速吸收先進技術，提高生產率。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企業家創立了成功的本土企業，不僅在國內市場而且在國際市場上與跨國企業展開競爭。例如，華為和聯想已經成為優秀的跨國公司。2016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基於龐大的市場規模和眾多的人口數量，中國不僅正在追趕世界先進技術，而且在創新領域也將大有作為。

中國人口形勢嚴峻

雖然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面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的危機，但中國的人口危機比大多數國家都更嚴重。原因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低生育率國家都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而中國的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已有20多年，但至今仍實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而且大多數中國人仍然沒有認識到未來中國的人口危機有多麼嚴重。

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讓很多人覺得有關人口政策的討論可以暫告一個段落。但實際上，中國正面臨著嚴重的低生育危機，全面兩孩政策依然是僅次於一胎化政策的最為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從80後到00後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出生人口就萎縮了33%。而中國新生兒佔世界比例已經由1985年18.4%跌至2015年的12%以下，在可預見的將來會進一步跌至5%甚至3%以下。中華文化圈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即便立即全面放開並大力鼓勵生育，中國嚴重的低生育趨勢也難以逆轉。中國，正面臨人口坍塌。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元旦實施。由於長期被抑制的生育意願得到釋放，2016年的新生兒應顯著多於2015年（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人，比2015年多131萬人）。而生育高峰可能出現在2017年，當年新生兒數量可能在1800萬到2000萬之間。這可能是本世紀以來乃至未來百年之內新生兒最多的一年。但縱向來看，2017年的生育高峰遠低於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高峰，甚至遠低於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數。實際上，1950年代初期年平均出生人口都超過2100萬。

過去30多年來，中國年出生人口整體大幅萎縮。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80後、90後、00後的人口分別是2.19億、1.88億、1.47億。從80後到00後不到一代人時間，出生人口萎縮了33%。儘管全面二孩政策會帶來出生人口短暫而有限的堆積反彈，但在此之後，由於處於22至30歲的生育高峰年齡的女性在未來10年將萎縮40%以上，即便全面放開甚至大力鼓勵生育也無法避免出生人口的斷崖式墜落。

由於197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較高，中國人口結構是老人和小孩少，中年人多。雖然現在每年出生的孩子已經很少，卻依然多於走入生命終點的老人，所以人口總量還在緩慢增長。可以預料，中國人口將在十年之內步入負增長，然後不斷加速萎縮。長期來看，就算全面放開並大力鼓勵生育能把生育率長期維持在比2000到2014年間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將在2050年前後萎縮到約800萬人。屆時年死亡人數將達約2300萬。兩者比較，中國每年將減少約1500萬人。除非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人口的快速萎縮將一直持續下去。

這種變化從世界視角來看更是觸目驚心。中國人口佔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別為36.6%、25.6%、21.8%、22.1%，總體上在大幅下降，雖然到2015年還佔世界18.7%，但每年新生兒卻不到世界12%。如果中國在2050年前後每年僅出生約800萬人，也只相當於屆時世界的5%。中國要將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兩三代人時間，等到最終穩定下來，中國每年新生兒佔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

要完全放開和鼓勵多生

要緩解未來人口危機，需要全面放開生育，並實施如下鼓勵生育的政策：

對養育家庭進行財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頭抵稅，也可以對養育家庭的補貼按孩子實行累進位，鼓勵家庭生育更多孩子。生育補貼是發達國家國普遍執行的一個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有效果，需要耗費巨大的政府財政預算，幸好中國現階段還處於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政府的財力相對充裕，完全有能力實行大力度的生育財政補貼。如果現在還不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等到再過10年，中國經濟放緩，養老負擔加重，政府財力就會捉襟見肘，鼓勵生育就可能力不從心。

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免費的託兒所和幼兒園，讓常住當地的家長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將孩子送入。大量年輕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特別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的困難上。特別是，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戶籍就業者已經佔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卻是根據戶籍人口規模來規劃配置教育資源，導致了非戶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學的困難。

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發揮大城市的引領作用

大城市的優勢體現為集聚效應，更多的高素質人口聚集在一起，就會有更旺盛的創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業的企業集聚在一起會創造更多的機會，並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創新和創業的熱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業。大城市有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所以，大城市能吸引全球最頂尖的人才。

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場規模和人才規模。然而，要把這樣的人口規模優勢發揮出來，就必須把大城市建設成為規模最大、環境優良、交通便利，並且有充足的教育和醫療資源的人才聚集地，讓更多年輕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創業，也能夠生得起養得起更多的孩子。

作者梁建章為「攜程旅行網」董事會主席，黃文政為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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