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士大夫到媒體人，晚清報人是如何興起的？

作者簡介：

李禮，資深媒體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曾任多家媒體主編、專欄作家。現任《東方歷史評論》執行主編，另編著出版有《27站,中國近代史之旅》、《穿越百年:民國前傳》等。

書籍摘錄：

結 語

一、獨立報人的序幕

在長久的歷史傳統中，中國知識精英訴求者為所謂「三不朽」：立功、立德和立言。經典儒家之後的歷代哲學流派，程度不一地表現出一種對「文化」的顯著偏好，「那就是一元論和唯智論的思想模式，它強調以基本思想的力量和優先地位來研究道德和政治問題」。胡適注意到選擇性記錄和語言表達向社會施加影響的傳統，《春秋》書寫弒君 36 次，但用詞各有分別，內有「記者」不同的褒貶判斷，可以說開創了一個習慣:「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於實事的評價。」

晚清至民國之所以能夠產生一系列「知識分子報人」，很大程度上在於報刊這種新的媒介能夠集立功、立德和立言於一體。如王韜所言：「功業其顯而大者也，文章其隱而小者也，然功業之久，必待文章以傳。」新興報刊與此前的傳統文人書寫不同，這種立足於官僚體系之外的「社會表達」，與傳統政治體制相疏離，日趨具有抗爭色彩。報人憑藉媒體和輿論構成了新的「報刊—讀者共同體」，使報刊言論成為近代中國一種新的「資本」，部分知識人重新尋得權力話語，繼而深入介入社會生活，並影響晚清政治進程。

早期報人多為「個人興趣」，甲午後以社團、職業參與，則多了政治訴求，個人謀生更多地轉向政治鼓吹和民眾動員。投入報業的知識人，自身政治參與渠道不多，正如戈公振所稱，「在野之有識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無柄可操，則不得不借報紙以發抒其意見，亦勢也」。或汪詒年描述的:「怵於時世之危迫，思欲有所設施而迄不獲遂其志，不得已始藉報章以發抒意見。」早期報刊帶著「洋務」面貌出現，與官方關係千絲萬縷，政治上亦追求穩健改良。此後，由於這一政治參與渠道的正當代，很多人對報刊的期待日增，開辦捐款者超過 50 人(十元到千元不等)的《時務報》可視為一批同人組織產物，「他們當時都有以報館鼓吹輿論的志趣合作下的事業」。

除了辦報，人們用各種方式介入報刊，包括投稿、代售和信函意見反饋。《時務報》開始，更加接近權力中心的精英報刊出現，由於擁有令人尊重的傳統功名，報人地位大為提升，促使輿論的重要性為社會認識。辦報者雖處於民間，但憑藉報刊輿論，一時左右社會心理。報館成為事實上的士人結社形式，報刊話語塑造知識人新權威形象，梁啟超、章炳麟等一批「政治意見領袖」應運而生，彌補了傳統刻板、書齋知識人缺乏超凡魅力的問題。

19 世紀 90 年代後的報刊言論之所以更有力量，令報人勢力為社會矚目，亦有更大的歷史背景。此時官方對精英的整合能力已大為減弱，西方民主和個體權利思想的導入，令中國精英生成機制和更替悄然發生。新式報刊憑藉輿論和民意施加各種影響，進入新的社會權力結構之中，塑造了一批深具影響力的媒體精英。當然，不同於日後機構媒體精英，這一群體明顯被新舊知識、思想共同影響，沒有完成職業化，而是一個「流動的群體」。他們利用報紙鼓吹新思想，也鼓吹自身勢力。引導、動員社會展開事實上的日常政治討論，形成壓力意見或煽動性宣傳，影響公眾對社會環境的判斷和認知，塑造新的政治文化。

毫無疑問，投身報刊可視為知識精英近代轉型的一條路徑，它更多地指向政治參與。如果將現代化定義為「一個社會成員利用『無生命的能量』與『工具』以增多其努力之效果」，報紙之於轉型中的知識人，正有此利用價值和效應。不過這是一個複雜的群體。他們與公眾、官方緊密勾連。正如薩義德所指出:「純屬個人的知識分子是不存在的，因為一旦行諸文字並且發表，就已經進入了公共世界。……總是存在著個人的變化和一己的感性，而這些使得知識分子所說或所寫的具有意義」，因此「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孤寂和結盟之間」。另一方面，從王韜時代的香港到上海租界和海外空間的存在，客觀上開闢了自由空間，提供了發言保障，這是中國近代新聞業發展中的一大特點。這些「法外」空間的存在促使報人群體與當局互動中日趨疏離，言論日益激烈，並深刻影響了包括新軍在內的關鍵人群。

失去道統自信的知識人走向分裂，追逐各種新意識形態，報刊則成為新義理競爭的舞台，追求現代化的知識精英紛紛投入辦報。在民國大學興起之前，報界成為中國新知識分子集中的主要場域之一。 20 世紀最初十年，新政、立憲運動的開展，激發報刊達到新規模。在一個沒有正式民主制度的社會裡，報紙雜誌成了政治參與的重要合法管道亦在情理之中。在此過程中，報人逐步感知職業身份意識，日趨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角色，地位和影響力得以確立，加之報業帶來相當經濟收益，令獨立和專職化成為可能。由此出現了一批長期以報刊為主業的人士，無論政治意圖如何，辦報客觀上成為其主要社會活動。而中國報刊從業者亦產生自己的職業團體，群體面貌得到社會承認，報刊業得以制度性地立足於民間，從經濟、法律諸方面保障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梁啟超

辛亥之後，政黨合法化、大學教育興起，知識人選擇更加多元化、專門化。政治參與渠道的擴大和報刊業的商業發展，晚清那樣各界精英大規模投身其中的情境不復出現，而是日益將此角色轉移託付於專職群體，後者職業味漸濃而精英色彩趨弱，憑藉報刊言論而攪動輿論的魔力，甚至左右政治改革和社會心理的情景很難再現。

民國政黨政治的表面繁榮催生了一輪政黨報刊時代。報人雖無法完全斷開與政治勢力的聯繫，但總體上獨立空間卻得到相當拓展，很多報人乃是基於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立場展開言論，而非簡單的政治機構喉舌，他們構成了中國歷史上少見的獨立化輿論勢力。無論是《大公報》《申報》等老牌報刊，還是從《獨立評論》到《觀察》的新生勢力，都可見獨立、中立的標榜和訴求，由此形成了一批更加獨立的報人群體。如果說這個長長的名單上有邵飄萍、胡政之、儲安平，那麼將其上溯，人們隱約可見王韜、梁啟超等人的身影。畢竟在晚清這段歷史之中，「報人」這一角色不僅歷史性地得以呈現，也見證了知識人在思想和言論氣質上的轉變。

章炳麟

二、社會抗議的興起

政治革命之外，辛亥革命當然可視為一次「文化革命」。晚清政治改革雖以一次急促的革命而告終結，但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卻史無前例。就本文來說，兩個歷史現象尤其值得關注。一是「抗議」作為一種「社會自由」、一種現代政治意義上的「社會表達」在晚清真正興起;二是報人群體經過流動、分化，部分知識精英走向職業化，為民國時代的獨立報人拉開序幕。上述現象是傳統政治權威衰敗和個體權利興起後，傳統公共意識與表達的歷史轉變。此過程充滿各種力量的對抗，包括階級鬥爭在內的各種政治主張已傳播進入中國，成為一股隨時可能激發的暗流。中國社會力量被喚醒，反對和抗議得以釋放，媒體人獲得了新的「公共」話語建構權能，第一代媒體精英由此形成，他們從體制轉場至社會，成為一股相對獨立的勢力。

傳統走向現代的種種變遷，在根本意義上，「現代性關涉個體和群體安身立命的基礎的重新設定」。這個設定中西方雖因文化、社會結構，對現代國家建構、個體權利的安排有所差異，但個人與平等觀念的崛起則帶有普遍意義。

現代主義取向的公共精神、公共政治觀著眼於角色、身份、階層的分野而講求抗爭衝突和平衡。如果說在前現代文明，「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為重新解釋和闡明傳統」，隱含的前提是「過去」比「未來」更重要。現代性反思則「被引入系統的再生產的每一基礎之內，致使思想和行動總是處於連續不斷地彼此放映的過程之中」。國家與家庭之外，民族與社會意識在中國傳統沒有得到孵化，知識精英雖不失批判意識，但多局限於個人或士人圈內表達，討論基本展開於君主統治框架之內。士人群體內的抗議精神來自儒家道統，但更多的是一種殉道的個體狀態，沒有實質保障。結社議論作為一個更加公開廣泛的表達，長期處於非法狀態。

此外，就反思精神來看，「沒有出現建構化的異端傳統，這應該是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中的缺陷」。對普通民眾來說，他們的反對或處於壓抑狀態，或訴諸激烈的民變、騷亂、叛亂，經由士紳為中介的反對意見不僅多屬被動，更是源自知識精英對底層教化意義上的責任意識，更多只是一種「體察」或對社會安定的擔憂。普通底層中國人，以公開、合法的方式表達不滿與反對的機制、渠道缺失，不能不說致使民眾長期欠缺抗議精神。

晚清中國出現的社會抗議活動，如集會演講、請願、抵制洋貨、靜坐、通電抗議，已屬現代政治性質，這些活躍於甲午之後的種種行動帶有明顯的抗爭色彩，其中裹挾著士紳和普通民眾等大量人群，這些行動何以能在甲午後大量地、「合法」地釋放?對此可給出不同解釋。如前所述，本文認為，中國現代政治意義上的社會抗議意識、行動的興起，與報人的關係直接而密切。

近代中國制度化的社會抗議，事實上由報刊言論啟動，後者開始時帶有自強、建言以及傳統清議、公論的想像而具有正當性，憑藉獨特的空間和現代政治框架，演變為一種疏離的力量。這一切的發生以日常方式悄然演進，雖時有打壓，但報人作為一個新角色、身份，報界作為一個新群體，卻具有較為穩定的生存空間，作為社會活動的報刊業總體上沒有中斷，且規模和自主性不斷增強。報刊上的討論成為晚清表達不滿的少有渠道，知識精英通過辦報，將不同政見和反對聲音源源不斷地輸至社會，並獲得社會多數意見面貌。

如同法國大革命前托克維爾所表述的，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版自由，這些新事物一點一滴地滲入古老的軀體，促成了其解體。「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在文學之中，而作家已成為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領。」

來自：搜狐

以抗爭方式而言，現代政治培育下的形式大為豐富，包括狂歡、葬禮抗議、搶糧、砸機器、抗捐抗稅、怠工、叛亂、罷工、靜坐、示威、遊行等有形的反抗活動，這些「形式庫」內也應包括「文化資源庫」，它「包括了在一定時空內一個群體發起抗爭所能利用的文字性和符號性資源」。報刊言論批判，早於立憲運動前後的其他抗爭方式。這些帶有傳統文化面貌的文字抗議，激發著其他社會抗議，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抗議精神和公開言論反對，鼓勵更多人的其他抗爭嘗試，言論抗議的公開存在打開了其他政治抗爭的想像力。媒體言論抗議開始時並不為統治者所熟悉，報人自身對此也缺乏深刻認知，但這種批判得以公開呈現，對社會不能不產生巨大的示範和暗示，即那些不容置疑的官方權威和治理可以討論和批判。不滿的蔓延很快就超越文字，將傳統方式(靜坐等)和新的都市街頭政治方式(抵制商品、城市遊行示威等)結合起來。

而作為文字抗議者的報人，本身兼具多種身份，在報刊空間的抗議和獲得的響應，促使他們經常同時投入實際行動。

憑藉新的輿論權威，報刊的介入令新興的社會運動被賦予「正當化」面貌，在沒有被查封之前，報刊言論給予社會運動以「合法化」印象，或者說「體制化」假象。

報人通過記錄、描述甚至直接讚美各種不滿，不斷鼓舞人們參與抗爭行動。即使改良派報紙如《時報》，在保路運動和國會請願運動中也使用「君民相爭」「人民崛起而與政府相爭」這樣的辭彙。針對國會請願運動中官方所謂「臣民不得請願」的說法，宋教仁批判稱:「我朝國法亦許人民上書言事，何得謂組織內閣不得請願耶?」這一說法相當典型，他以言論表達的合法性為「請願」行動的合法性辯護，而這一辯護通過報刊表達出來，不僅肯定、鼓舞「請願」行動，也構成了一次新的言論抗議。傾向革命的報人則走得更遠，經常鼓吹直接的暴力行動。如林白水在《中國白話報》上公然鼓吹刺殺：「如今中國除了做刺客，更無處置民賊的好法子了」。

林白水

報刊與社會抗議互動，促使社會運動更加激進，很多參加者以自殺、自殘為榮，報刊對此則給予積極響應甚至喝彩，激發其不斷升級，令社會抗議行動勝利的假象和期待大為提高，而當這一切落空，社會怨恨進一步增大，促使新的社會抗爭到來。

社會抗議顯示了現代政治降臨時公共政治觀念的嬗變:傳統公共意識轉向現代主義取向的公共精神，講求抗爭衝突的公共政治觀伴隨而至 ，這樣的抗議並非成熟現代政治之下的理性表達，常伴隨暴力。包括報人在內的抗議內含諸如「敵我」的排斥，激進而不寬容。社會抗議行動常處於一般社會運動和革命之間，最終成為革命先導。

進入20世紀，歐化思潮所推動的文化趨新心理，刷新國人政治理念，不僅影響辛亥革命的到來，「歐化思潮也與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一脈相承，成為文化激進主義的先驅和淵源」。就思想內核看，晚清報人的這種經常性、大規模體制外言論抗議前所未有。「晚清大眾媒介傾向於進化、競爭、自由、民主、科學、平等、個性、實用等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做基準，無一不在銷蝕著封建傳統的文化資源，發展成為封建國家政權的批判力量。」甚至革命派所使用的「排滿」民族主義，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文化中國傳統的背離，結果是難以成為一個正常現代民族法理國家，而是建構為政黨國家」。

這種疏離式抗議，內在的解構訴求和效果明顯大於建設。由於儒家文化與政治體系傳統上的合一，政治上的失敗令文化挫折感如影相隨，而抗議大量使用西方思想「義理」，由此政治抗爭不能不伴生對傳統文化的深刻懷疑，這一點早至譚嗣同的《仁學》已明顯流露，此後，大批知識精英對自身文化的疑慮日益加深，至民國終於激發了全面清算。

題圖及未標註來源圖片均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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