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真正悲哀的是社會底層無聲的沉默？還是正在淪陷的中產階級？

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身處底層，是讀初中的時候。投靠親戚，在某高校食堂打工的叔叔回來了，他最終沒有在城市裡娶到媳婦，也沒法留在城裡。在城市的親戚，嫌他不爭氣。好不容易給他介紹一個對象，卻不珍惜，到女方家裡也不懂送禮。

叔叔特別疼愛我們，每次過年回來，都會買很多城裡的點心。他還從城裡買一輛28式永久牌自行車，帶了幾百公里，回來再把它組裝起來。我和弟弟，就是騎著這輛自行車去縣城讀的高中。那是我們的共享單車，我們還共享了夢想：一定考上大學，奔向遠方。

我為叔叔的遭遇感到不平，甚至痛哭失聲，用拳頭猛擊院子里那棵十年以上的老榆樹。我知道世界上有兩個世界，一個是他們的，一個是我們的。我發誓要和城裡的親戚斷交，並給他們點顏色看看。其實，在當時我唯一能做的，也許就是考個好成績而已。父親知道這一點，他不失時機地建言：好好學習吧，就看你以後能夠如何了。

父親是一位老師。作為70年代末的中師畢業生，他最初教的是高中。高中解散後，他的同事很多都到了縣城高中，後來有些做了校長和局長。父親選擇離家最近的鎮上，當了一名初中教師。那是他一生中最具決定性的選擇，回歸家庭，同時也退回到了底層。等我們到外地讀大學的時候，父親又從鎮上的初中，退到了離家只有500米的村小。

我並沒有和城裡那家親戚斷交。那是我的四爺爺，1949年「參加革命」，他離開我們這個村莊的時候，只有16歲。他對我那位被他安排到大學食堂做飯的叔叔做出了這樣的評價：不愛學習，不愛衛生。一點都不上進，還是農村人思維，連談戀愛都不願意請客吃飯。他的評價，讓我很不舒服，但是我知道，他說的是另一個角度看到的事實。

我這位爺爺，做到了一定的官位。每年，他都要為回老家為他的母親祝壽，從她80歲開始，一直到100歲，他堅持了20年。故鄉20年都沒有什麼變化，他幾次從中牽線搭橋，想讓家鄉通電，均告失敗。最終，他以一種無奈的口吻談及家鄉：貧窮，落後，毫無希望。

在大家心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英。每次回來探親，他都到先到附近的縣城，然後由縣政府的轎車把他一家人送到村口。小轎車揚長而去，激起一片塵土。他和每一位見到的鄉親打招呼，心裡一定很不屑，但是表面上仍然客氣、熱情。在他城市的家中，他的太太（我稱之為四奶奶）提起老家這個村莊，往往先是一聲驚呼：怎麼能那麼窮，那麼臟？

最初，這樣的驚呼讓我非常不快。那是我長大的地方，至今我回憶起無憂無慮的漫長童年，都感到幸福。父親雖然是「商品糧」，但是他和鄰居家的農民叔叔沒有什麼不同，大家都一起在田裡勞作。鄰里之間互幫互助，有時候鄰居家做了好吃的，還會端給我們一碗。這樣的「家鄉」足以讓我讚美，但是，在我踏上大城市求學的那一刻，我知道四爺爺他們說得也是對的：那麼窮，那麼臟，那麼不爭氣。

我一點都不厭惡這個「底層」，那裡有我的父母，也是我過去的一部分。高考填報志願的時候，有些長輩給我的建議是：「離家越遠越好，有多遠走多遠。」他們雖然無法離開，但是也知道家鄉的落後，也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是一個底層世界。他們不知道哪個大學更好，只是朦朧地認為，距離這個底層越遠的世界，也就越美。

逐漸地，我和那個世界也有了隔閡。我甚至做不到像四爺爺那樣，每年回去一次為母親慶生。並不是因為我比他更忘本，而是我們所處的時代，完全不同了。進入21世紀，隨著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整個「底層」也被重構了。我所委身的城市，也是一個堅固的世界，我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在這美麗新世界安頓下來。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底層。喬治·奧威爾在《通往維根碼頭之路》中寫過英國中產階級對底層的偏見：他們身上的氣味，永遠洗不掉。毛姆也有同樣的看法，他更尖刻。他對英國底層人民的評價是「他們，好臭」。上世紀20年代，毛姆到中國旅行，他發現中國精英（地主以及低級別官員）頗能和底層人打成一片，可以在一起喝茶聊天，這讓他很驚訝。但是幾乎同時期的魯迅，卻在《故鄉》中捕捉到中年閏土那一聲蒼涼而卑微的「老爺」。

逃離底層，當然是正當的，也是整個社會前進的原動力。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更好的生活，但是最終，仍然會有一個「底層」存在。這是一個競爭的結果，僅此而已。底層只是這樣一種狀態，底層的人們，並不比那些身處高位者更惡毒或者更殘忍。當然，相反的說法也成立：並不是你窮你就有理，底層也並不沒有什麼道德優勢。

過去，我們常被教導，富人很有可能是壞的，課文教導我們從楊白勞的而不是黃世仁的角度來看待世界。這當然有很大問題，但是，今天似乎又走向了反面，從「為富不仁」變成了「窮則丟人」。在很多媒體的報道和網路熱文的敘事中，底層被建構成了一個可怕的存在。

《我為什麼要拚死爬出底層社會》這樣的文章能夠刷屏，說明「精英的世界」與「底層世界」已經隔膜到了何種程度。每個人的遭遇，其實都是一種個案，但是只有你在底層的遭遇，才有可能被賦予某種普遍性。

浙江有位大學教授，談戀愛被副教授、同時也是博士的女友欺騙，這讓人嘆息，但卻並不會被貼上「教授很傻」「女副教授很壞」這樣的標籤，輿論會把它定位為個案。但是，如果一個出身底層的保姆縱了火，就有可能是整個保姆階層都有問題。

真正悲哀的並不是底層社會的處境，而是這個階層的沉默。能夠敘述自己的遭遇，其實就已經是脫離底層的標誌了。真正的底層，是沉默的，哪怕在一個人人都可以發言的網路社會，仍然沒有他們的聲音。至少從魯迅那個時候開始，底層就已經是一個「被定義」的存在。歷史已經證明，精英給這個國家造成的傷痛，並不比底層少一分。

我離開了曾經生活的環境，但是卻從來沒有想過「爬出」或者「逃離」這樣的詞。我想起小時候鄉親們對四爺爺的評價：「他這個人，很家常」。意思是他雖然到了精英階層，但卻仍然能夠與身處底層的鄉親們溝通。我認為，在中國，這種「溝通」至關重要的。被稱呼為「老爺」的魯迅，與曾經的小夥伴閏土喪失了溝通的可能，到底是誰的錯呢？

一、淪陷中的中產階級

他們曾經光芒四射；然而光鮮亮麗的背後，是一顆無奈掙扎的心和一個巨大的危機感。他們的價值觀在崩潰，他們想要躋身頂層社會的夢在消逝，留給他們的選擇：要麼逃離，要麼下流化淪為草根。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啞鈴社會：一端是處於社會底層的數目龐大的草民屌絲，而另一端則是掌握著巨大社會財富卻人數極少的權貴階層。社會階層在被迅速地分裂、固化並形成斷層，而被撕裂的社會是不會有和諧的，只會有動亂。中產階級的淪陷，其實是一個社會最大的悲哀。

有房有車，有著月薪過萬的穩定的白領工作，受過良好的教育並有一定的生活品質和道德修養，較為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中，這無疑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中產階級的特徵。

他們曾經有著令人羨慕的光環，頭上貼著知識階層和社會精英的標籤；無論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講，他們都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通過知識和職業，而不是特權或金錢，得到社會的認同。

他們曾經光芒四射；然而光鮮亮麗的背後，是一顆無奈掙扎的心和一個巨大的危機感。他們的價值觀在崩潰，他們想要躋身頂層社會的夢在消逝，留給他們的選擇：要麼逃離，要麼下流化淪為草根。

1

危機感四伏：

在今天這個互聯網科技浪潮中，中國的中產階級們所掌握的知識與技能正在被迅速地淘汰和邊緣化。他們需要進修、需要掌握新技能，否則他們將像昔日的諾基亞一樣被這個時代所無情地淘汰，或是從一個腦力工作者淪為一個普通的小職員。就好像一個報社的編輯，如果今天還不懂自媒體，還不懂網紅，還不懂標題黨，那他就只有被淘汰的份了；因為昔日四平八穩的文章已經沒有太多人願意看了。

然而在咄咄逼人的80後90後面前，他們所缺乏的，並不只是新知識和新技能，而是這個時代的新思維；儘管其中有很多在他們看來，是非常不入流的草根思維或屌絲思維，對此他們不屑學習，更不屑參與。

社會經驗是他們較年輕人僅存的優勢，然而這並不能支撐起他們的尊嚴和夢想，甚至因此他們在變成年輕人眼中的老古董和老頑固。

他們的職業上升空間很小。沒有特權背景和強大的人脈關係，他們永遠都無法突破頭頂上的那塊玻璃天花板，而被炒魷魚的命運則時刻都有可能降臨。

這是一個不進則退的社會，連混個安全著陸、平安退休都是一種奢侈的想法。如果很不幸，被一個更有闖勁更有背景的年輕人領導，整日唯唯諾諾地挨罵都無可奈何，因為被炒魷魚是他們不可承受之重。經濟不好，失業後想再找一份高薪而又輕鬆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而低端的工作又實在不想去做。

上有老下有小，每個月的稅後工資扣除必需的生活開銷、再還了房貸，已所剩無幾；一生的積蓄除了養老，還要擔心子女未來的教育與結婚生子；薄弱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使得家人的一場大病都有可能導致傾家蕩產；更要命的是，偏偏自己對社會的發展和全球的動態還有不少的看法，對今天高企的房價、泡沫化的經濟、惡化的環境有著清醒的認知。由此，危機感與焦慮感無時不刻地交織纏繞著他們。

國內常有媒體嘲笑香港的年輕人是房奴，是失落的一代，但其實中國的年輕人也一樣；他們中的很多人也都已是中產階級，然而每月過萬的工資扣除了五險一金以及所得稅，實際到手的也就只有七八千元。這對於生活在北上廣深的白領來講，如此的收入實際上很苦。且不說房子買不起，即使砸鍋賣鐵四處籌錢湊成了首付買到了房子，也意味著接下來的悲慘的房奴生活。不買房也並不意味著你可以很瀟洒，刨去租房餐飲以及日常的交通通訊等基本生活費用，還不考慮子女的撫養，其實剩下來的收入並沒有多少。過高的房價，子女撫養費用，已經讓這一階層的年輕人，也不可避免的染上焦慮症。

據媒體報道，2015年中國繳納個稅的人數只有2800萬，占人口總數的比例不到2%。而那些真正的富豪，並不靠公司工資性收入，卻不再繳納個稅的名單中；土豪們強大的購買力推高了房價，賺取了更多的地產增值收入以及房租，而讓工薪階層承受了無法承受的壓力，導致財富分配上的馬太效應。

然而與物質上的困境相比，價值觀的崩潰才是中國的中產階級焦慮的真正原因。

2

價值觀崩潰：

中國的中產階級曾經無比相信知識能改變命運，奮鬥能帶來成功。

他們強調法治化；他們需要尊嚴，需要權力，需要保障；他們認可全球化，認可自*由主義，認可市場經濟，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的價值獲得最大最公平的體現；他們強調個人價值，強調生活質量，強調教育質量，強調公平。

但是，目前的形勢正在逐一否定他們的價值觀。

被污染的水、地溝油、毒奶粉、毒跑道、莆田系醫院、霧霾、孩子被偷被搶，社會變得冷漠無情甚至價值觀被扭曲，這一切都處處讓他們感覺難受、感覺窒息、感覺提心弔膽。

他們中的不少人都有著不錯的思想見地，但在社會上並沒有太多的話語權。他們算是清醒的「憤世一族」，然而他們的話大多數時間都被淹沒在官方的主流觀點與屌絲的世俗觀點中。他們看著吃瓜的群眾被那些偽大師、假大咖和磚家們所迷惑和誤導，想駁斥卻被迅速淹沒在所謂的粉絲經濟中；他們看著草根民眾被民粹主義所綁架而盲目的愛國，剛想站出來發兩句牢騷，卻馬上被草根民眾罵為漢奸，於是也不得不擔心自己的日本車和蘋果手機被砸。他們成了「潔身自好、自命不凡」的一族，在嘲弄貪官和五毛的同時，也時常被譏諷和利用；連自己小區的物業或停車場的看門人都敢招惹他們，而他們卻無可奈何，沒有絲毫的尊嚴和絲毫的法律保障。社會上騙子橫行，而他們卻守著道德底線和正義感不放；無處維權，想要法治、要尊嚴、要保障、要發聲吶喊，卻怕時時刻刻被和諧、被雷洋。

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於手中的財富有著極強的不安全感，生怕一夜醒來，自己辛苦累積的那一點點財富都會被洗劫一空。

2015年8月的天津大爆炸事件，使得大批小區業主遭遇了驚心動魄的一幕，倖存者則開始了漫漫無期的維權之路，然而除了逃離，他們還能做什麼？

他們極其認同西方社會所提倡的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理念；然而在中國，他們卻不得不莫名其妙地要擔心自己小區的圍牆會被推倒，自己小區的內部道路會成為所謂的資源共享的外部道路，而被無情地踐踏；他們無法有安全感，他們生怕自己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個人財富會被一夜清零。

房價的高企使得他們已經不敢再奢望投資房產來迅速致富，甚至連改善住房都在變得遙不可及。畢生的積蓄存在銀行還趕不上通貨膨脹，想要理財卻發現到處充滿陷阱，一不小心就被各種披著光鮮外衣的私募基金、信託、財富管理、P2P等機構瞄上，在高息利誘的龐氏騙局下隨時可能本金不保；連昔日最值得信賴的銀行，都在逐步被打破剛性兌付的光環；甚至還有一些銀行的員工，不停地向他們兜售第三方機構的理財產品，他們雖然清醒地知道這叫飛單、不能被誘惑，可防不住自己年邁的父母被忽悠，以至於他們自己也開始擔心，自己存在這家銀行的積蓄是否也會突然一天不翼而飛？！

這是一個網紅、演員受歡迎的程度遠遠高於一個科學家、老師、教授的社會。這些網紅、演員的收入數以千萬甚至億計，他們所擁有的高級轎車與高檔房產數量之多，讓你瞠目結舌。若不是因為某個演員的離婚事件導致其家產的曝光，你簡直無法相信這是真的，而自己父母輩中那些為國家奉獻一生的人民教師教授科學家們卻處處省吃儉用，生活過得異常清貧簡樸。一個演員的離婚事件能引起全社會吃瓜群眾長時間的聚焦和津津樂道，而飛船上天、科學發明這樣的事件卻被丟棄在一個小小的角落裡，無人關心。你開始懷疑讓自己的孩子繼續勤奮讀書是否還有意義？未來的他們還能靠知識來改變命運嗎？

媒體上報道了一個遊客墜入公園的老虎欄里而不幸被咬死，如此不幸的事件卻導致社會上千奇百怪的評論，讓他們無比懷疑這個社會是否還有起碼的道德感與同情心？

更讓人無法接受的是廟堂里的和尚，袈裟的裡面多半是牛仔褲和牛皮鞋；白天念經，晚上開著豪車吃喝嫖賭，其職業收入遠遠高過一個中產階級，你還願意把自己的錢虔誠地投入到善款箱里嗎？曾經的馬列毛思想早已被經濟浪潮所沖走，現在連信佛拜佛都要小心被騙，難道就只能信仰上帝和耶穌了嗎？

這一切都是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他們清楚地知道，只有在法制健全、公平民*主的社會裡，他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3

對未來失去希望：

中產階級所期待的更高品質的生活環境，更加法制、平等、民*主的社會制度，似乎正在漸行漸遠。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或強大的人脈關係，想要躋身上流社會是基本無望的；相反下流化淪為草根的則源源不斷。

也許逃離中國、移民歐美新加坡這樣的發達國家文明世界，是他們現階段最好的選擇。

事實上，中國那些身家過億的富豪們早有大半都已經把財富和家人送往了歐美。賺錢在中國，享受在西方，剩下的就只有在焦慮中的中產、掙扎中的草民和惡化中的環境。

好在這是一場泡沫經濟的盛宴，趕上這場盛宴的中國中產階級們手裡還擁有著紙面財富。如果今天他們賣房變現，帶著泡沫經濟所給予的現金紅利逃往西方，也許還可以在那裡過上安全富裕的生活，還能靠自己的才能過上有尊嚴有保障的生活。就怕你抱著殘存的期盼繼續漂浮在芸芸眾生中，一夜醒來，也許這些紙面財富也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而消散，只留下一地雞毛。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啞鈴社會：一端是處於社會底層的數目龐大的草民屌絲，而另一端則是掌握著巨大社會財富卻人數極少的權貴階層。社會階層在被迅速的分裂、固化並形成斷層，而被撕裂的社會是不會有和諧的，只會有動*亂。

清末，曾國藩曾說，社會大亂之前必有三種徵兆：

其一：無論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善良的人越來越客氣，無用之人越來越猖狂；

其三：所有問題明明嚴重惡化，卻都被合理化及默許，還不痛不癢，莫名其妙的方式虛應一番，卻不見人願意為這艘破船補補窟窿，甚至還假裝沒有看見。

有人說中國發展得太快了，以至於底層的老百姓跟不上，需要中產階級停下來等他們。事實上，跑的太快的，不是中產階級，而是那些權貴階層。草民的仇富心態，其實只能殺向中產階級，而無法朝向權貴階層，因為他們根本接觸不到權貴階層，而且這些權貴階層也早已逃離、揚塵而去了。最終淪為民粹犧牲品的，就只是這些表面光鮮而內心焦慮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的淪陷，其實是一個社會最大的悲哀。

前路在何方？他們一直在問自己。

二、中國青年分四大階層，富二代、中產兒女、農家子弟命運全拆解

01、不差錢的「富二代」

報載，當下中國有一萬餘位資產在2億以上的富豪們，「二世祖」是南方民間對他們兒女的叫法。關於他們的事情民間談資頗多，人們常津津樂道。

某些報刊亦熱衷於兜售他們的種種事情，以財富帶給他們的「瀟洒」為主，羨慕意識流淌於字裡行間。

竊以為，一萬多相對於十三億幾千萬人口，相對於四億幾千萬中國當代青年，實在是少得並沒什麼普遍性，並不能因為他們是某家族財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傳媒特別關注之意義。

故應對他們本著這樣一種報道原則——若他們做了對社會影響惡劣之事，譴責與批判；若他們做了對社會有益之事，予以表揚與支持。否則，可當他們並不存在。

在中國，值得給予關注的群體很多，非是不報道「二世祖」們開什麼名車，養什麼寵物，第幾次談對象便會閑得無事可做。傳媒是社會的「複眼」，過分追捧明星已夠討嫌，倘再經常無端地盯向「二世祖」們，這樣的「複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於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謂「富二代」的界定難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們，「富二代」通常被認為是這樣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願實現起來非常容易，比如出國留學，比如買車購房，比如談婚論嫁。他們的消費現象，往往也傾向於高檔甚至奢侈。

和「二世祖」們一樣，他們往往也擁有名車。他們的家庭資產分為有形和隱形兩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觀，隱形的究竟多少，他們大抵並不清楚，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不清楚。

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對我說：「老師，人比人真是得死。我們這種學生，畢業後即使回省城謀生，房價也還是會讓我們望洋興嘆。

可我認識的另一類大學生，剛談戀愛，雙方父母就都出錢在北京給他們買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結婚，就會給他們添輛好車。北京房價再高，人家也沒有嫌高的感覺！」——那麼，「另一類」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還知道這樣一件事——女孩在國外讀書，忽生明星夢，非要當影視演員。於是母親帶女兒專程回國，到處托關係，終於認識了某一劇組的導演，聲明只要讓女兒在劇中飾一個小角色，一分錢不要，還願意反過來給劇組幾十萬。

導演說您女兒也不太具有成為演員的條件啊，當母親的則說，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兒，讓她過把癮啊！——那女兒，也當屬「富二代」無疑了。

如此這般的「富二代」，他們的人生詞典中，通常沒有「差錢」二字。

他們的家長尤其是父親們，要麼是中等私企老闆，要麼是國企高管，要麼是操實權握財柄的官員。倘是官員，其家庭的隱形財富有多少，他們確乎難以了解。

他們往往一邊享受著「不差錢」的人生，一邊將眼瞥向「二世祖」們，對後者比自己還「不差錢」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每不服氣，故常在社會上弄出些與後者比賽「不差錢」的響動來。

我認為，對於父母是國企高管或實權派官員的他們，社會應予必要的關注。因為這類父母中不乏現行弊端分明的體制的最大利益獲得者及最本能的捍衛者。這些身為父母的人，對於推動社會民主、公平、正義是不安且反感的。

有這樣的父母的「富二代」，當他們步入中年，具有優勢甚至強勢話語權後，是會站在一向依賴並倍覺親密的利益集團一方，發揮本能的維護作用，還是會比較無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團，站在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立場，發符合社會良知之聲，就只有拭目以待了。

如果期待他們成為後一種中年人，則必須從現在起，運用公平、正義之自覺的文化使他們受到人文影響。

而談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響力，依我看來，在中國，不僅對於他們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對最廣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喪的。故我看未來的「富二代」的眼，總體上是憂鬱的。不排除他們中會產生足以秉持社會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計不會太多。

在中國，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數，大致不會少於一兩千萬。這還沒有包括同樣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娛藝術界超級成功人士的子女。不過他們的子女人數畢竟有限，沒有特別加以評說的意義。

02、中產階層家庭的兒女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幾乎必然是該國中產階層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則佔1/3，多則佔一半。中國國情特殊，20 世紀80 年代以前，除少數高級知識分子，一般大學教授的生活水平雖比城市平民階層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實高不到哪兒去。

20 世紀80 年代後，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謂不大，他們成為改革開放的直接受惠群體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不論從居住條件還是收入情況看，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於工薪階層。

另一批，正有希望躋身於中產階層。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過所謂小康。

然而2009 年以來的房價大飆升，使中產階層生活狀態頓受威脅，他們的心理也受到重創，帶有明顯的挫敗感。

僅以我語言大學的同事為例，有人為了資助兒子結婚買房，耗盡二三十年的積蓄不說，兒子也還需貸款一百餘萬，淪為「房奴」，所買卻只不過八九十平方米面積的住房而已。

還有人，夫妻雙方都是五十來歲的大學教授，從教都已二十幾年，手攥著百餘萬存款，兒子也到了結婚年齡，眼睜睜看著房價升勢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喚奈何。

他們的兒女，皆是當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學學歷甚至是碩士、博士學歷。這些青年成家立業後，原本最有可能奮鬥成為中產階層人士，但現在看來，可能性大大降低了，願景極為遙遠了。他們順利地謀到「白領」職業是不成問題的，然「白領」終究不等於中產階層。

中產階層也終究得有那麼點兒「產」可言，起碼人生到頭來該有產權屬於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後夫妻二人各自月薪萬元，要買下一套兩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購房款，也還得自己貸款一百幾十萬。

按每年可償還10 萬，亦需十幾年方能還清。又，他們從參加工作到實現月薪萬元，即使工資隔年一升估計至少也需10 年。

那麼，前後加起來可就是二十幾年了，他們也奔50 了。人生到了50 歲時，才終於擁有產權屬於自己的兩居室，儘管總算有份「物業」了，恐怕也還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產」。

何況，他們自己也總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兒女，那一份支出就大為可觀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閑視之。

於是，擁有產權屬於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標，便離他們比遙遠更遙遠了。倘若雙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兩位同時或先後患了難以治療的疾病，他們小家庭的生活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據我了解，這樣一些青年，因為終究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後代，可以「知識出身」這一良好形象為心理的盾，抵擋住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現實的猛烈擊打。

所以，他們在精神狀態方面一般還是比較樂觀的。他們普遍的人生主張是活在當下，抓住當下，享受當下；更在乎的是於當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覺。

這一種拒瞻將來，拒想將來，多少有點兒及時行樂主義的人生態度，雖然每令父母輩搖頭嘆息，對他們自己卻未嘗不是一種明智。

並且，他們大抵是當下青年中的晚婚主義者。內心潛持獨身主義者，在他們中也為數不少。1/3 左右按正常年齡結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在中國當下青年中，他們是格外重視精神享受的。

他們也青睞時尚，但追求比較精緻的東西，每自標品位高雅。他們是都市文化消費的主力軍，並且對文化標準的要求往往顯得苛刻，有時近於尖刻。

他們中一些人極有可能一生清貧，但大抵不至於潦倒，更不至於淪為「草根」或弱勢。成為物質生活方面的富人對於他們既已不易，他們便似乎都想做中國之精神貴族了。事實上，他們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徵，也確乎同時具有精神貴族的特徵。

一個國家是不可以沒有一些精神貴族的。絕然沒有，這個國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們的文化精品為快事的 「精神貴族」。

他們中有不少人將成為中國未來高品質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說這類守望者只能出在他們中間，而是說由他們之間產生更必然些，也會更多些。

03、城市平民階層的兒女

出身於這個階層的當下青年，尤其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相當一部分內心是很凄涼悲苦的。

因為他們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此類父母的人生大抵歷經坎坷，青年時過好生活的願景強烈，但這願景後來終於被社會和時代所粉碎。

但願景的碎片還保存在內心深處，並且時常也還是要發一下光的，所謂未泯。設身處地想一想確實令人心疼。中國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從前肯定比農村人家強，也是被農民所嚮往和羨慕的。

但現在是否還比農民強，那則不一定了。現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會反過來羨慕農村富裕的農民，起碼農村裡那些別墅般的二三層小樓，便是他們每一看見便會自嘆弗如的。

但若有農民願與他們換，他們又是肯定搖頭的。他們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幾代了，不論對於植物還是人，移根是冒險的，會水土不服。對於人，水土不服卻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謂日子，過的還不是兒女的日子！」這是城市平民父母們之間常說的一句話，意指兒女是唯一的精神寄託，也是唯一過上好日子的依賴，更是使整個家庭脫胎換骨的希望。

故他們與兒女的關係，很像是體育教練與運動員的關係，甚至是拳擊教練與拳手的關係。在他們看來，社會正是一個大賽場，而這也基本是事實，起碼目前在中國是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所以他們常心事重重、表情嚴肅地對兒女們說：「孩子，咱家過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

出身於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從小到大，有幾個沒聽過父母那樣的話呢？

可那樣的話和十字架又有什麼區別？話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須考上名牌大學；只有畢業於名牌大學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機會出人頭地；只有出人頭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驕傲，並過上幸福又有尊嚴的生活；只有那樣，你才算對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這麼說，心裡也是這麼想的。

於是，兒女領會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會這個大賽場上過五關斬六將，奪取金牌金腰帶的。於是對於他們，從小學到大學都成了賽場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學已需終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學更是談何容易！

並且，通常規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學，先得擠入重點小學。對於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點小學簡直和考入名牌大學同樣難，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學還難。

名牌大學僅僅以高分為王，進入重點小學卻是要交贊助費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錢交，也找不到門路。故背負著改換門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兒女們，只有從小就將靈魂交換給中國的教育制度，變自己為善於考試的機器。

但即使進了重點初中、重點高中、重點大學，終於躍過了龍門，卻發現在龍門那邊，自己仍不過是一條小魚。

而一邁入社會，找工作雖比普通大學的畢業生容易點兒，工資卻也高不到哪兒去。本科如此，碩士博士，情況差不多也是如此，於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學的，高考一結束就覺得對不起父母了，大學一畢業就更覺得對不起父母了。那點兒工資，月月給父母，自己花起來更是拮据。不月月給父母，不但良心上過不去，連面子上也過不去。

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談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賴家而居。天天吃著父母的，別人不說「啃老」，實際上也等於「啃老」。家在外地的，當然不願讓父母了解到自己變成了「蝸居」的「蟻族」。和農村貧困人家的兒女們一樣，他們是中國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國以後少爭辦些動輒「大手筆」地耗費幾千億的「國際形象工程」，省下錢來，更多地花在苦孩子們身上——這才是正事！

他們中考上大學者，幾乎都可視為堅卓毅忍之青年。

他們中有人最易出現心理問題，倘缺乏關愛與集體溫暖，每釀自殺自殘的悲劇，或傷害他人的慘案。然他們總體上絕非危險一族，而是內心最鬱悶、最迷惘的一族，是糾結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掙扎且最覺寡助的一族。

他們的心，敏感多於情感，故為人處世每顯冷感。對於幫助他們的人，他們心裡也是懷有感激的，卻又往往倍覺自尊受傷的刺痛，結果常將感激封住不露，飾以淡漠的假象。而這又每使他們給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

這種時候，他們的內心就又多了一種糾結和痛苦。比之於同情，他們更需要公平；比之於和善相待，他們更需要真誠的友誼。

誰若果與他們結下了真誠的友誼，誰的心裡也就擁有了一份大信賴，他們往往會像狗忠實於主人那般忠實於那份友誼。他們那樣的朋友是最難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輩子的朋友。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會輕易或首先背叛友誼。

他們像極了於連。與於連的區別僅僅是，他們不至於有於連那麼大的野心。事實上他們的人生願望極現實，極易滿足，也極尋常。

但對於他們，連那樣的願望實現起來也需不尋常的機會。「給我一次機會吧！」——這是他們默默在心裡不知說了多少遍的心語。但又一個問題是——此話有時真的有必要對掌握機會的人大聲地說出來，而他們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說之前的心理負擔。

他們中之堅卓毅忍者，或可成將來靠百折不撓的個人奮鬥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將來足以向社會貢獻人文思想力的優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與錦衣玉食者無緣。托爾斯泰、雨果們是例外，並且考察他們的人生，雖出身貴族，卻不曾以錦衣玉食為榮。

04、農家兒女

家在農村的大學生，或已經參加工作的他們，倘若家鄉居然較富，如南方那種綠水青山、環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農村，則他們身處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

這是因為，他們的農民父母其實對他們並無太高的要求。倘他們能在大都市裡站穩腳跟，安家落戶，父母自然高興；倘他們自己覺得在大都市裡難過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樣高興，照樣認為他們並沒有白上大學；即使他們回到了就近的縣城謀到了一份工作，父母雖會感到有點兒遺憾，但不久那點兒遺憾就會過去的。

很少有農民對他們考上大學的兒女們說：「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結束咱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的命運！」他們明白，那絕不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兒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

他們供兒女讀完大學，想法相對單純：只要兒女們以後比他們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國農民大多是些不求兒女回報什麼的父母。他們對土地的指望和依賴甚至要比對兒女們還多一些。

故不少幸運地在較富裕的農村以及小鎮小縣城有家的、就讀於大都市漂泊於大都市的學子和青年，心態比城市平民（或貧民）之家的學子、青年還要達觀幾分。因為他們的人生永遠有一條退路——他們的家園。如果家庭和睦，家園的門便永遠為他們敞開，家人永遠歡迎他們回去。

所以，即使他們在大都市裡住的是集裝箱——南方已有將空置的集裝箱租給他們住的現象——他們往往也能咬緊牙關挺過去。他們留在大都市艱苦奮鬥，甚至年復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們個人心甘情願的選擇，與家庭寄託之壓力沒什麼關係。如果他們實在打拚累了，往往會回到家園休養、調整一段時日。

同樣命運的城市平民或貧民人家的兒女，卻斷無一處「稚子就花拈蛺蝶，人家依樹系鞦韆」，「羅漢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錯雨中欞」的家園可以回歸。坐在那樣的家門口，回憶兒時「爭騎一竿竹，偷折四鄰花」之往事，真的近於是在療養。即使並沒回去，想一想那樣的家園，也是消累解乏的。

故不論他們是就讀學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總有一種達觀在支撐著。是的，那隻不過是種達觀，算不上是樂觀。但是能夠達觀，也已很值得為他們高興了。

不論一個當下青年是大學校園裡的學子、大都市裡的臨時就業者或季節性打工者，若他們的家不但在農村，還在偏僻之地的貧窮農村，則他們的心境比之於以上一類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樣的家園，即使是年節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憂愁的溫情有，快樂的心情無。打工青年們最終卻總是要回去的。

大學畢業生回去了毫無意義——不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的家庭。他們連省城和縣裡也難以回去，因為省城也罷，縣裡也罷，適合於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根本不會有他們的份兒。而農村，通常也不會直接招聘什麼大學畢業生「村官」的。

所以，當他們用「不放棄！絕不放棄！」之類的話語表達留在大都市的決心時，大都市應該予以理解，全社會也應該予以理解。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以上兩句話，是狄更斯小說《雙城記》的開篇語。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此不贅述。狄氏將「好」寫在前，將「壞」寫在後，意味著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樣一個時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來說：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足以令中國寄託希望的青年。

說他們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來，他們身上有太多毛病。諸毛病中，以獨生子女的嬌驕二氣、「自我中心」的壞習性、逐娛樂鄙修養的玩世不恭最為討嫌。

說他們足以令中國寄託希望，乃因他們是自1949 年以後最真實地表現為人的一代，也可以說是忠順意識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義上脫胎換骨的一代。在他們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們的思想的底里，對民主、自由、人道主義、社會公平正義的尊重和訴求，也比1949 年以後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強烈……

只不過，現在還沒輪到他們充分呈現影響力，而他們一旦整體發聲，十之七八都會是進步思想的認同者和光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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