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形象與中國古代邊疆的經略

一、古代疆域觀中的「內外」與「遠近」觀念

邊疆地域形象與早期疆域觀密切相關。中國古代疆域觀最初是以「華夏中心觀」與「夷夏觀」為基礎形成並發展起來的。考究中國古代的疆域觀，不難發現，雖然統治者宣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將「海內」視為自己當然的統治疆域。其實，統治者在對待疆域方面，既有「內外之別」，也有「遠近之分」。

所謂的「內外之別」，就是將華夏與周邊的少數民族嚴格區分來開。常以九州範圍作為區分內外的標準。最初的內外之分，含有強烈的防範周邊少數民族的意識，並逐漸形成了「內諸夏，以外夷狄」的基本準則。

受此影響，中原王朝統治者對華夏以外的少數民族地區多稱為「異域」、「絕域」、「殊域」、「殊方」等，以作為區分內外的地理標識。如《周書》設有《異域傳》一目，觀其所指之異域，既有高麗、百濟等鄰國，也有今我國境內的「獠」、「蠻」、「氐」、「胡」、突厥、吐谷渾、高昌、鄯善等部族。明人嚴從簡撰有《殊域周咨錄》，考諸所列之殊域，既有日本、朝鮮、安南、蘇門答剌等國，也有分布在今中國境內的雲南百夷、西北夷、吐蕃、吐魯蕃、于闐、靼韃、兀良哈、女直等族。「徼」也是歷代統治者對民族地區的泛稱之一，常有「徼外」、「荒徼」、「邊徼」等稱。

「遠近之分」主要區分的是從統治中心到邊疆的空間距離。據史料記載，早在商周之際即有一種將全國王畿以外的土地進行分等的九服制度。對於九服的劃分，古人或認為是以遠近作為收賦的依據，或認為是用於區分華夏與「夷狄」。其後在《禹貢》中，也記載了一種「五服」制度，以王都為中心，以里的距離作為劃分標準，依次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雖然九服制也好，五服制也好，都只是時人的一種設想而已，並沒有真正實行過，但其觀念卻對後世有深遠影響。

「內外之別」與「遠近之分」觀念是邊疆地域形象塑造的重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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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小雅北山》。

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註疏》卷一三《文公九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0頁下。

二、農耕文明視域下的邊疆「地域形象」

長城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分界線。農耕文明區的統治者基於農耕文化的優越感，審視邊疆，並由此塑造了具有較多負面信息的邊疆「地域形象」。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荒僻、曠遠。歷史上，人們習慣於從內地看邊疆，對邊疆的直觀印象就是荒僻、曠遠。如唐人稱嶺南地區，「人稀地廣……又更荒僻」;西域在內地人士心中，更是遙遠，史料記載中有關「絕域」、「絕遠」、「曠野」、「沙磧」之類的用詞，俯拾即是。甚至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帶，在內地人士看來，也已十分僻遠。東漢時尚書陳忠稱「西域絕遠……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唐時，經過邊塞詩人的描繪，西部邊疆曠遠的形象深入人心。陽關、玉門關是古代人們心目中的西部邊界。北部以長城為界，中原人士常以「塞外」、「塞北」、「漠北」等相稱，亦盡顯荒遠之意。

二是地貧民窮。歷史上，統治者不僅對從事游牧生產的邊疆地區，持有歧視心理，對農耕生產較為落後的南部邊疆地區，也同樣懷有輕視態度。史料對邊疆地區的記載，多用「沙磧」、「苦寒」、「不毛」等詞，以及「無居室」、「抄掠取食」、「獵食」等字眼，無不給人以邊疆土地貧瘠，居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強烈暗示。蒙古草原與西北地區，向被視為「苦寒之地」。南方邊疆地區，更是窮困。宋人周去非記載左右江地區的僚人「以射生食物動而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清代一些史料描述台灣原住民地區，「獵獸而食， 飲血茹毛」。

三是邊疆少數民族習俗鄙陋，野蠻愚昧。中國地域廣大，各地存在習俗差異，本也正常，但統治者出於文化的優越感，記載邊地風土人情時，常用「腥膻」、「污穢」、「性悍」、「獷悍」、「輕悍」、「喜斗」、「好殺」等帶有明顯貶義，甚至嚴重歪曲含義的辭彙進行描述。從史料記載看，北部游牧地區，是典型的「貴壯賤老」區域。匈奴「貴壯健，賤老弱」。東北的黑水靺鞨，「貴壯賤老」。南方邊疆民族地區，民眾野蠻。《周書》卷四九《僚傳》則稱僚人「喜則群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亦手刃之」。凡此種種，既是統治者強烈文化優越感的自我流露，更是為了彰顯少數民族「禽獸」的本性。

四是自然環境極度惡劣，不宜人居。依文獻描述，大體上是北部邊疆多嚴寒、風沙，南方邊疆氣候炎熱，地多瘴氣與毒蛇猛獸。如史載「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一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糞為驗」。與北部邊疆相較，南方邊疆環境更顯惡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雜誌》稱:「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內地士人常用「炎海」、「炎方」、「炎荒」、「瘴鄉」、「瘴海」、「瘴江」、「瘴雨」、「炎瘴」等詞，描述嶺南及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經數代流傳渲染，瘴毒在內地人士心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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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韓愈:《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卷四《狀表牒黃家賊事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10冊， 第157頁上。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第2911—2912頁。

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卷一〇《蠻俗門僚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16頁。

清方濬頤:《二知軒文存》卷二一《淮軍平定台灣番社紀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1282頁。

《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第2879頁。

《新唐書》卷二一九《北狄傳黑水秣鞴》，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第6178頁。

《隋書》卷三一《地理下》，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第888頁。

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一《邊防七西戎三車師高昌附》， 第5205頁。

三、區域形象對古代邊疆經略的影響

邊疆的「地域形象」，既有客觀事實的描述，也有較多的主觀想像，甚至故意歪曲的內容。由於農耕文化視域下的傳統邊疆觀，不僅將「夷狄」排斥在「中國」之外而且固執地視「夷狄」分布的邊疆區域為「化外之地」，對「夷狄」居住的邊疆地區進行集體有意識的貶低，經過長期反覆的渲染，邊疆地區生活窮苦、環境惡劣、人民野蠻的「形象」深入人心，從而對邊疆經略產生了諸多消極影響。

首先，經略邊疆需要大量人才，但內地士子與官僚多不願意前往，無疑會影響邊疆的經略。以華南邊疆廣西以例。宋代，「廣西去朝廷遠，士夫難以一一到部」，官僚統治機構中多有缺額，故「廣西奏辟，不限資格，唯材是求」。南宋乾道年間，范成大獲任廣西經略使一職，臨行前，其「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為戚」。宋人梅摯稱「嶺以南，繇昔曰瘴。士人畏往，甚於流放」。元代時，一些中央官吏更是畏懼嶺南煙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巡查有名無實。甚至廣東也存在這類現象，「用人者以廣東為癉海之鄉，劣視其地」，內地士子多不願到此任職。

其次，邊疆的地域形象還深刻地影響到邊疆地區重要性的認識，是王朝邊界變遷的重要因素。

在一些統治者眼裡，邊疆地區乃窮山惡水，屬「無用之地」。漢武帝經略西域，開展大規模屯田，其後「民力屈，財用竭」，面臨嚴重危機，不得已而罷輪台屯田。漢宣帝時魏相等，再罷車師屯田，稱「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對此，漢書的修撰者評論稱「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西漢時放棄海南島，也是基於同樣的認識。漢武帝設儋耳、珠崖郡後，當地居民不斷反抗。至漢元帝時國力疲弱，大臣賈捐之提出海南「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醬猶魚鱉，何足貪也!」最後西漢放棄了對海南的統治。值得注意的是，賈捐之棄守疆土的言行，在歷史上非但未受指責，反而被後世一些人奉為明智之舉，甚至成為棄守疆土者的合理依據。如宋代，在與西夏的對峙中，棄守靈武城，大臣劉摯稱「議者以為殊方絕塞，無用之地。昔漢武以英材雄略，征伐天下，舉造陽之地九百里而棄之，元帝以捐之一言遂罷朱崖，不復討擊，皆足以垂裕後世」(11)。

歷史上王朝疆界變化較大的地區，主要是西域、長城沿邊地帶以及南部邊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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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卷四《法制門定擬》， 第166頁。

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卷四《法制門定擬》， 第163頁。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序》，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第81頁。

宋梅摯:《五癉說》，朱晞顏跋刻。見《桂林石刻》(內部資料)上冊，桂林，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1977年編印，第220頁。石刻原件位於桂林龍隱洞石壁上。

《元史》卷一七七《臧夢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4129頁。

[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三—《高文襄公文集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並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疏》，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影印本，第3176頁。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3929頁。

《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第1558頁。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930頁。

《漢書》卷六四下《賈捐之傳》，第2834頁。

(11)[明]黃淮:《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一《御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第4284頁下。

唐初重視經略西域，中唐後，國家財力困頓，大臣狄仁傑稱「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主張放棄。明初曾以哈密作為經略西域的戰略支點，設哈密衛。嘉靖時，國力衰弱，西域地方勢力興起。兵部尚書胡世寧認為不應因哈密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窘我財力」。明世宗採納了他的建議，棄守哈密。清代，回部地方勢力數次反叛中央，清為維護國家統一，多次派兵平叛。但朝中有人稱「準噶爾彈丸之地，遠在極北之區，得其地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反對用兵。同治年間，阿古柏攻陷新疆。以李鴻章為首的「海防派，認為新疆乃千里曠地，公然主張放棄，幸賴左宗棠的力主收復之議，為清最高統治者所採納，新疆才得以保全版圖。

長城沿邊地區歷史上是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政權對峙的前線，屬於中原王朝的「邊疆」地帶。自秦經略河套，設置郡縣始，漢以來皆十分重視對這一區域的經略。漢武帝時置朔方諸郡，大臣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北宋時，與西夏對峙，宋將奪取了葭蘆、吳堡兩個戰略要地，宋、夏雙方為此長年爭戰，耗費巨大，國力疲弱。大臣王岩叟謂「自有葭蘆、吳堡兩砦，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大臣文彥博則奏:「困竭中國生民膏血， 以奉無用之地」 ，堅決主張放棄。

南疆與越南為界，明清以來，中越邊界亦發生過一些變化。邊地多瘴無用的思想，也深刻影響到清朝與越南的劃界。清光緒年間，清政府與佔領越南的法國殖民者續訂界務商務條約，但在勘定雲南與越南交接的邊界時，有兩段邊界與條約不符，清朝負責此事的人稱「猛梭、猛賴一段，荒遠瘴癘，棄之不足惜，岑毓英所見相同。至我所必爭者， 南丹山以北， 馬白關以南， 其中山川險峻，田疇沃美，如能劃歸中國，既可固我疆圉，亦可兼收地利……將猛梭、猛賴一段准歸越界，其南丹山以北西至狗頭寨東至清水河一帶地方，均歸中國管轄」。一些本屬中國的土地，因被視為有瘴之故，而被放棄了。

四、餘論

中國疆域遼闊，地理環境千差萬別，各地風俗各異，經濟文化發展十分不平衡。由於歷史與自然條件的原因，邊疆地區經濟文化落後於內地，是客觀事實，亦不必諱言。經略邊疆，首先是要發展邊疆，才能守邊固土。歷朝有遠見的統治者為經略邊疆，付出過巨大努力，但多收效於一時。儘管箇中原因十分複雜，但緣於心理偏見形成的邊疆地域形象的影響，無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人們以邊疆為窮途劣地，視邊疆為畏途，邊疆的發展緩慢。時下建設邊疆，不僅要大力發展邊疆的經濟文化事業，更要培植正確、健康的邊蹕觀，糾正原有的地域偏見，修正人們心目中的「邊疆形象」。顯然，這需要各方為此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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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889—2890頁。

明黃光昇:《昭代典則》卷二六《世宗肅皇帝》，《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51冊，第785頁下。

清王先謙:《東華錄雍正一八》，雍正九年夏四月庚子，《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71冊， 第476頁上。

《史記》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傳》，第2950頁。

清張鑒《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六《四砦之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87冊，第626頁上。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八一，哲宗元祐元年六月甲申，《四庫全書史部》，第320冊，第529頁下。

清朱壽朋:《東華續錄光緒八三》，光緒十三年五月丙寅，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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