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侵華後慈禧說這段話，發自肺腑還是假惺惺

文/俊祥 運營/祥哥

兩宮西狩是一段非常艱苦的旅程。王文韶在家書中談及，「兩宮自京啟蹕情形，所謂天子蒙塵，從古稀有之慘，可痛已極」，並具體描寫道，「太后身穿粗藍夏布衫，亦不梳頭。皇上穿黑紗長衫，黑帶，灰色戰裙兩條，鋪蓋行李，一概未帶。出京三日，均睡火炕，無被褥，無替換衣服，亦無飯吃，吃小米粥。」

慈禧向臣下描述旅途辛苦說：「連日奔走，又不得飲食，既冷且餓。途中口渴，命太監取水，有井矣而無汲器，或井內存有人頭，不得已，采秫粃稈與皇帝共嚼，略得漿汁，即以解渴。昨夜我與皇帝僅得一板凳，相與貼背共坐，仰望達旦，曉間寒氣凜冽，森森入毛髮，殊不可耐。」這樣的悲慘境遇，促使了慈禧的反省。

據吳永記載，慈禧曾對他說：「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滿腔心思，更向何處訴說？」

事後的追憶中，慈禧也曾悔恨地說：「綜餘生平，惟此謬誤。」

慈禧對其利用「拳匪」的行為表示了懺悔，其中對義和團給自己造成的損失固然仇恨不已，但也蘊含著對自己決策失敗的懊喪。

同時，這一段西逃歷程，讓慈禧有機會直接接觸到下層民眾。下層民眾生活的真實情景，促動了慈禧內心的愧疚之情。據《慈禧外記》載「太后由京往西安，及由西安迴鑾，見沿路農民貧苦之狀，甚為憫念，特發銀以賑之，其數甚巨，並告皇帝曰：『前在宮中，不知小民之苦也。』」

吳永亦曾追述說「余之陪鑾也，往往不次召對，每陳民間疾苦，及閭閻凋敝情狀，慈聖輒為嗟嘆」。雖然「甚為憫念」，只是「見沿路農民貧苦之狀」後產生的，雖然「嗟嘆」只能在有人「陳民間疾苦」時才會發生；然而，這卻使慈禧深切體會到自己統治下民眾的苦難生活，進而產生了「不料竟至於此，誠可愧痛」、「我不料大局壞到如此」的感慨。

在這種愧痛的心理作用下，在一定時期內，慈禧是比較關注民生的。1900 年山西大旱，「秋成大半無收，災區甚廣」，以致於「糧價昂貴異常，小民流離轉徙，困苦情形，殊堪憫惻」。政府開辦粥廠，也難以濟事，故而慈禧下懿旨，發銀 40 萬兩，交給岑春煊，「妥為賑濟」。後來她又命令劉坤一將江蘇的留存海運漕糧運往陝西。

另外，在「西狩」途中，慈禧也感到有愧於光緒帝。《崇陵傳信錄》謂：「上視在京日稍發舒矣」。《慈禧外記》也描述說「在西安時，皇帝時或參預國事，較在京時稍為自由。此戊戌後之所無者」。

《書庚子國變記後》一文中回憶了慈禧西狩時扈從帝後的某官員的話：「西後自出險，恆語伺臣云：『吾不意乃為帝笑。』至太原，帝稍發舒。一日，召載漪剛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後云：『我先發，敵將更要其重者。』帝曰：『論國法，彼罪不赦，烏論敵如何？』漪等顙亟稽。時王文韶同入，西後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爾謂如何？』文韶知旨，婉解之。帝退，猶聞咨嗟聲。漪等出，步猶慄慄也。未幾，剛毅恚而死。」

史家李劍農分析說「西太后當時就是對於光緒帝，也現出一種羞愧不能掩蓋的樣子」。正是因為「愧痛」，光緒才能痛斥載漪和剛毅。在闖下大禍，光緒帝發威慈禧又不便回護時，載漪等人才會「步猶慄慄」。此時的慈禧認識到了自己和曾經信任的王公大臣的錯謬。胡思敬曾言道「庚子西巡以後，孝欽深自引咎，內慚其子」，正因為對光緒的愧疚，才使得光緒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併產生相當的威懾力。

慈禧是清朝的最高統治者，當她親身體會到民生凋敝的慘況，面臨國將不國的困境時，她會願意施行一些善政，試圖改善一下民眾的生活和王朝的處境。「後自蒙變，毅然思與民更始」，這是符合人的思想發展邏輯的。在我們的研究中往往忽視被研究者的「人性」，這一忽視使我們的研究結論臉譜化，變得單調乏味。就拿慈禧來說就不能剝奪她內疚慚愧的權力，既然作為最高統治者，她能嘗到「有平民所不堪者」的艱苦，那麼「愧痛」就應該是她心理的真實流露。

慈禧在「西狩」途中，從《辛丑條約》的內容中，都認識到庚子年所作所為產生的巨大而惡劣的後果，希望能有某種程度的補救，「孝欽內慚，始特詔天下議改革」。庚子之變使慈禧內心中產生的較為強烈的變法需求就成了新政的誘導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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