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帶你見證19世紀台灣經濟的興盛與衰落！

文史 07-16

如果要尋找19世紀台灣歷史的發展軌跡，大稻埕（今天台北車站西北方，靠近淡水河一帶，迪化街就在其中）無疑是個典型的代表。

大稻埕，沿著淡水河水門往市中心走，四周的建築處處呈現文化的多樣性。以洗石子為建材的巴洛克式洋房，從屋頂高聳突出的山牆一眼可辨，簡單的幾何圖形的壁柱欄杆，輝映著19世紀歐洲現代主義的理性精神，偶爾穿插其間的閩南式矮房，紅瓦覆蓋著斜屋頂，屋檐下設有亭仔腳，紅磚及土埆壁的建材醒目可見。

與上海或日本的橫濱、長崎一樣，這些混雜著本土風格及西方特色的建築，背後都承載著一個東方城市面對近代西方衝擊的曲折歷史。

大稻埕原是平埔族的居住地，在清代中期以前，只有少數漢人和平埔族在此耕種。由於有大片曬稻穀用的空地（稻埕），因此得名。

1853年，艋舺（今萬華）一帶的「行郊」發生械鬥。行郊當時是台灣商人組織的名稱，相當於各種商會的前身。來往於台海之間進行貿易的商人，為了互相照應、提供訊息或融通資金而組成各種不同的「行郊」。有的以行業為主，如糖郊、鹽郊，也有的以地區為主的，如廈郊、泉郊等。

艋舺的這次械鬥發生在同安人所組成的「下郊」與三邑人所組成的「頂郊」之間。結果下郊同安人戰敗，先奔往北方大龍峒，但不被當地同安移民接納，於是再轉到大稻埕，沿著淡水河建店造屋，形成街市。由於大稻埕臨淡水河，交通極為便利，很快就吸引了各地的郊商到大稻埕聚集。

在1860年以前，大稻埕崛起的軌跡，在台灣歷史中是不足為奇的。

一個寬闊可以泊船的河港，擁有相當數量人口的腹地，勤奮的移民，加上為了共同貿易利益或因為相同族群而組成的各種商郊，大稻埕就像台灣其他的港口城鎮一樣，在短短十幾年內，崛起為台灣與大陸市場貿易圈中的一分子。

這些著名的港口城鎮，除了著名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鹿港、萬華）」外，還包括烏石、梧棲、東港、基隆、打狗（高雄）等，固定向大陸輸出米、糖和少許茶葉，輸入日用品及手工藝品。

1860年，淡水開港，大稻埕一百多年來依附大陸市場的傳統貿易形態有了巨大變化。

1861年就任第一任英國駐台副領事的郇和，在淡水領事館觀察到，許多福州和廈門的商人從台灣北部艋舺一帶輸入茶葉，再將台茶與閩南地區質量較高的茶葉混合之後，轉賣到大陸內陸各省，賺取中間利潤。就任副領事以前，曾在台灣做過兩次自然生態調查的郇和，在當年的領事報告中對台茶做了介紹，並將台灣的茶葉寄給英國的茶評家鑒定。

這份報告並沒有引起英國官方太大注意，三年後卻刺激了另一位在英國寶順洋行工作的約翰·多德。1865年多德來台北收購樟腦及販賣鴉片，發現北部山地適合種茶，便開始發展台灣的茶葉。

被稱為台灣茶葉「開發者」的多德，對台灣制茶業最大的影響是輸入了第一套近代商業社會的產銷模式。他先從福建安溪運來最好的茶苗，分發給淡水附近的農民，為了控制茶葉來源，他又通過洋行大量提供貸款給茶農。

1867年，他大膽僱用了兩艘帆船，載著貼有「台灣茶」招牌的茶葉直航紐約，出乎意料地贏得了很好的聲譽。這是台灣茶第一次外銷美國。

多德的成功故事，吸引了大批外商來大稻埕設立茶葉洋行。到1872年，大稻埕已經有五家專營茶葉的外商洋行。

善於經商的閩南人也相繼渡海到大稻埕，到1876年，華人也在大稻埕開了近三十家商行。

茶業興盛，大稻埕出現難得的景觀，1878年淡水海關的貿易報告書上如此形容：

在大稻埕附近眼力所及的山上，大約十五年前連一株茶樹的影子都難以見到，現在幾乎每一片山坡都覆蓋著茶樹的綠葉，甚至連番界邊緣的內山，在新開墾的山地上也可以見到小小的、一叢叢的茶園。

許多焙茶廠在大稻埕紛紛成立，一時間大稻埕變成類似現在的加工區。據估計，當時每天到大稻埕採茶、揀茶的茶葉工人達到一萬人以上，許多人就蹲在迪化街一帶的亭仔腳揀茶葉。

台茶步入出口迅速成長的時期。到1878年，茶葉已佔台灣北部出口總值的90％。

除了茶以外，樟腦與糖的輸出也同時激增，台灣成為世界主要的樟腦與糖的產地之一。據估計，在人造樟腦出現以前，台灣出產的樟腦佔世界樟腦總產量的70%-80％，是最早的台灣世界第一。當時，台灣的另一項世界第一是澎湖海域的珊瑚場。其中的一種「莫莫」珊瑚，據估計也佔到世界總量的90％。

可惜的是，台灣人並不知道珍惜，經過幾十年掠奪式的開發後，這些原始的「台灣第一」好景不長，都已消失。

當時一位曾來台灣探訪的法國作家於雅樂就曾撰文批評中國人只忙著採伐樟樹，卻懶得種植樹苗：「總有一天，生產會不可避免地枯竭下去。不幸的是，中國人從來不想到將來，他們只享受目前，再沒有別的什麼。他們僅在砍去樟樹的地區種著藍草或茶樹，原因是這些植物可以讓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利益。」

大片美麗的樟樹林在台灣已近絕跡，如今只在台北敦化南北路、中山北路的行道樹梢，看見翠綠、纖細、秀麗的樹葉隨風搖曳，依稀喚起一些昔日台灣之美的記憶，卻無法令人想像當初第一個「台灣第一」的盛況。

由於貿易快速增長，19世紀後半期，大稻埕成為台灣北部最重要的都市，但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現象在大稻埕到處可見。

錢財流入外國人和富商手中，許多基層勞工的生活，並沒有因茶業興盛而得到改善。

後來，日本佔據台灣時代，台灣民間廣為流傳的劫富濟貧的「義賊」廖添丁，就是出沒在大稻埕一帶。

以記載當時台灣社會現象的《福爾摩沙的過去與現在》一書而成名的美國記者禮密臣，這樣描述他看到的大稻埕基層勞工的生活景象：

數以百計衣衫襤褸、雙腳赤裸、貧困不堪的茶販，年復一年地挑著他們的茶葉來大稻埕售賣，但是他們得到的銀子，在回家之後一轉眼就不知去向了。他們的住屋和以前一樣破爛陳舊，他們使用的農具和以前一樣極為簡陋，就連屋裡跑出來向行人吠叫的狗，也同以前一樣餓癟著肚子……

王永慶是台灣光復以來最大的企業集團的掌門人，他的祖先，就是世居新店直潭的茶商。清道光年間，王永慶的高祖母攜子媳從福建泉州來到直潭經營茶業，世代都與直潭其他居民一般過著赤貧的日子。每年只有春天到秋天半年時間可做生意。

王永慶的祖父王添泉告誡子孫：「經年拔草、雨水沖刷土地，茶山總有一天會變成廢山，希望你們日後不要再靠茶為生。」王氏家族日後遷移各地，但在直潭的一條小路旁，仍有一棟三合院式的磚房，保留為家祠。

被扼住的出口貿易

台灣無法從貿易繁榮中獲得利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貿易的利益並沒有真正落入茶農、茶行或中南部樟腦商人的荷包中。實際上，外商洋行利用控制金融的方式，牢牢地扼住台灣的出口貿易。

以茶業為例，在華人茶行尚未加入茶業競爭之前，台茶從加工到輸出完全由英國洋行一手獨攬。洋行控制茶源的手段是，貸款給茶農，使得茶農必須仰賴洋行的融資渠道，等茶農收成茶葉後，洋行便全數收購，在自己的洋行內加工精製後轉往廈門，再轉銷歐美。中間附加的高額利潤便完全落入洋行手中。

1870年以後，華人茶行加入，洋行更改策略。由於華人經營的茶行規模不大，但數目很多，洋行便通過類似中間商的「媽振館」貸款給這些小茶行，當茶葉出口數量不斷增加之後，隨著貸款數目的增加，洋行的資金便完全由英國當時在華勢力最大的英國滙豐銀行供應。

這種連鎖式的借貸，據日本人東嘉生估計，滙豐銀行當時以六厘的利息貸給洋行，洋行以一分二厘的利息轉貸給媽振館，媽振館又以一分五厘的利息預借給茶行，茶行再以更高的利息轉貸給茶農。層層轉貸的結果是，利息全部由茶農生產者負擔。

外商洋行不僅用這種壟斷金融的手法，牢牢地控制著台茶的輸出，就連糖與樟腦的出口，也都用同樣的辦法壟斷利益。後來，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商社也用金融手法，控制了整個糖業的生產及運銷。

交通聯絡不便的結果

台灣開港，把台灣的經濟一度帶上新的高潮，但由於當時缺乏便利的交通建設，使台灣經濟錯失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以最大的出口商品茶葉為例，因為台灣北部缺乏大型的良港，大稻埕到基隆港之間又沒有便利的交通，以至於台茶必須先從淡水運到廈門，在廈門裝運後，再由大船運到各國。如此一來，不僅耽誤時間，也提高了成本。

當時速七十公里的火車已經遍布歐洲大陸時，台灣陸地上最常見的交通工具卻是水牛。19世紀末在台灣傳教的米勒神父曾對台灣的交通有一段生動的描寫：「在台灣，牛被當作普遍騎用的動物，它們從小就被人訓練，行走時快速穩妥，與最好的馬一樣……漢人騎牛，好像歐洲人騎在歐洲最好的馬上一樣威風。」以牛當交通工具甚至普及到連「武官都騎牛」。

交通聯絡不便的結果也造成這一時期台灣經濟的另一項特色，即據點式的獨立發展，以及各地間存在極大的差異。台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分析，在日本據台以前，台灣的經濟形態基本上是以各個貿易港口為市場，各個港口又以腹地作為貿易的吞吐地。

例如，在嘉義原來的諸羅縣轄區內，可以通商船或小舢板的港口就有二十四處。斗六以北，包括今天的淡水港在內，也有九個港口之多。

由於西部平原的陸上交通大多被河川切割，這些港口就負起了島內各地聯繫，以及與大陸沿海及東亞地區貿易往來的重任。

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台灣曾經出現北部缺糧必須從福建運糧補給，而福建的糧食卻來自台灣南部的奇特現象。

而因交通設施不便使基隆老寮坑煤礦的開採功虧一簣，更是反映出當時的官府行事缺乏整體的規劃與考慮，平白失去了競爭良機。

1875年，正當同治帝的自強運動在中國大陸各地展開時，李鴻章及沈葆楨看中基隆豐富的煤礦資源，決定在基隆老寮坑一帶設立一座西式官營煤廠。他們聘請了一位英籍礦師，負責一切開採事務，又從英國買進最新的機器，並僱用一流開礦工匠。許多人，包括英國駐淡水的領事館，都對中國第一座官營西式煤廠抱以很高期望，認為基隆將成為遠東重要的煤炭供應地。

但是，由於基隆港到礦區缺乏便利的交通設施，生產出來的煤無法及時運到基隆港口，以致大量堆積在礦井附近以及路旁。

而且，從礦區運煤到港口的運費，竟然佔到了全部成本的80％左右。當時，一噸煤在礦坑開採只要0.64元，從坑口到港口的運費卻高達2.3元。

高昂的運費，使得老寮坑的煤反而競爭不過對外國客戶而言距離較遠的日本煤。

商港城市的興與衰

台灣的經濟因開港而繁榮，也因港口淤塞而漸漸褪色。台南的安平、彰化的鹿港以及台北的艋舺，曾經因貿易興盛而創造出台灣史上最輝煌的「一府、二鹿、三艋舺」時期。這三個商業城市，都是因為本身具備優良的天然港口條件而崛起，後來，當上遊河流帶來的泥沙逐漸淤塞這些港口時，官方及人民幾乎顯得束手無策。

先是台南的安平大港，在1885年全部淤塞；接著，號稱台灣中部咽喉的鹿港，在清咸豐年間因為上游的濁水溪洪水泛濫，鹿港溪口淤塞，19世紀初七百噸大船可以往返自如、甚至鹿港人都可以在街上看到船隻直接駛入鹿港街口停泊的景象不復重現。當年飛帆雲集的港口，現在已經變成一片開發中的工業區。但鹿港至今仍保留著全台灣最完整的古街市。艋舺沒落，淡水淤塞，則在20世紀初期逐漸顯現。

淡水港淤塞，除了河道淤沙外，根據研究台灣史的陳冠學的說法，另一些因素是人為對環境的破壞。第一是中國的戎克船，每次進港，就把壓艙之物胡亂扔棄在港內；第二是淡水河上游的森林濫伐，以及基隆河毫無節制的淘金熱；最致命的一擊是，在1884年法軍入侵基隆想要奪取煤礦的戰役中，劉銘傳為了阻止法軍登陸，在淡水港口沉下了二十隻滿載石頭的大小船隻。

商港城市一個接著一個地沒落，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許多因為貿易或天然資源而興起的小城鎮，例如因煤礦開採而興盛的瑞芳，因淘金熱而有「小上海」之稱的九份、金瓜石，後來也都面臨同樣的命運。

這些城鎮的興起有一個共同的原因：擁有天賜的豐富資源，因此能夠在一夜之間興起。這些城鎮的沒落也有一個共同原因：當資源耗盡時，一鬨而散，只留下一城悲情與遺老口誦的世代逸事韻聞，供後來者憑弔感傷。

如果這些城鎮的興起代表財富或機會，對台灣人而言，19世紀台灣歷史的軌跡似乎反映著一種「沒有永恆財富或機會」的不安定感。這種不安定感其實又是台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所說的台灣人「游牧民心態」的反映。

「台灣社會的掠奪性本質，還是游牧民式的。」在觀察台灣的歷史後，吳密察認為，台灣其實並不是一個安於定居、愛土愛鄉的「農耕民社會」，而是具有「掠奪性、流轉性、非歷史性」的「游牧民」社會：「游牧民永遠在逐水草而居，當一個地方的牧草已經吃完，他們便會趕著牲畜到另一個地方去求食……這其實就是目前台灣社會的寫照……是企業出走和移民的邏輯。」

文章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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