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意圖侵佔新疆苦心經營 國民政府將其逐出

資料圖：盛、蘇交惡後，蘇聯通過駐華大使潘友新將蘇聯與盛世才簽署的絕密文件遞交國民政府，希望能分化蔣介石與盛世才，但並未如願。圖為1942年蔣介石夫婦與蘇聯大使潘友新(中)共慶《聯合國家宣言》的簽署。

作者：左雙文

蔣介石親赴西北布置

鑒於時機已較成熟，8月15日，蔣介石偕宋美齡等親自飛抵蘭州，16日，電告朱紹良、盛世才已到蘭州。17日，「又親筆函盛世才，接彼於十九日抵蘭」。18日，接盛世才報告稱，昨日有蘇聯坦克、裝甲車、汽車等8輛未經通知向迪化開行，已通知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向蘇方交涉請其撤回。不久盛世才又來一函，告以他「本擬來蘭請謁，以目前新疆情形複雜，暫難成行。」也就是說，不來了。盛世才託辭不來蘭州，自然是他心懷鬼胎，害怕蔣介石對他不利。

19日，朱紹良只好獨自到蘭州見蔣介石。其中玄機，蔣當日日記約有透露，「逸民(註：朱紹良)由迪化來蘭，商議由余赴新或囑盛(世才)來甘，皆覺不妥，以迪化機場已有俄國之驅逐機駐在故也。最後決定由妻代余赴新傳達意旨，以壯盛膽，亦所以慰之也。」

盛世才既不敢來，蔣介石也不能放心去，雙方均有戒心，只得由宋美齡代勞了。只是心照不宣，都把責任往蘇聯人身上推。

8月20日，蔣介石在蘭州議定收回新疆主權等措施：一、先派第四十二軍由蘭進駐安西、玉門，俾得控制哈密俄軍之第八團；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員，收回外交權歸於中央，使俄在新之外交，納入正軌；三、肅清新疆共黨；四、令俄軍離開新疆境；五、收回迪化飛機製造廠。「此對俄對共之第一步驟也。其他黨務特派員、教育廳長與省府秘書長人選，確定後先令其入新，與盛晤洽後再加委任發表，以資審慎，總勿使盛疑慮也。」

8月29日，朱紹良隨宋美齡由嘉峪關逕飛迪化，將蔣介石在蘭州決定的解決新疆問題方案數點轉告盛世才，並帶去蔣介石的親筆函：「千里咫尺，未克面晤為念，今日內子飛新代中慰勞，聊表惓惓之意而已！余托內子面詳，不盡一一，諸維心照。」

9月1日，宋美齡攜盛世才表示要「切實奉行」「鈞座一切指示」的復函返回甘肅武威與蔣介石會合。宋美齡此行標誌著盛世才向國民黨中央輸誠的行動最終得以實現。這是宋美齡協助蔣介石乾的另一件大事。

中央勢力進入新疆

1942年9月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派吳澤湘為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主持新疆外交事務，並將新疆省原管轄的蘇聯邊境五領館收歸中央管轄。

這期間，蘇聯還在觀察國民政府的反應，希望國民政府不要支持盛世才走得太遠，對中蘇間的問題，作了若干讓步，「經波斯灣蘇聯鐵路轉運物資來華，與蘇交涉數月無結果，近始得蘇方答允，又得蘇聯總顧問語卜處長雲，新疆收入中央後，中蘇飛機聯絡站，當由哈密移至阿拉木圖。中蘇邦交形勢大為好轉。」

中方對此有所回應，9月25日，蔣介石告訴侍從室，「蘇聯外交專機可准其飛渝。」這也是僵持了幾個月未決之事，「此乃中蘇國交好轉之步驟。」(《唐縱日記》)

1942年10月3日，盛世才致電蔣介石，說2日蘇聯駐迪化領事館電告，蘇聯政府詢問中共人員在新疆情況，是否被拘捕或監禁？如果由蘇聯政府正式行文請新疆省政府將中共人員經蘇聯送返延安，是否可行？盛世才回答說中共人員是中國人民，違反中國法律，應受中國法律制裁，望蘇聯政府不必過問。蔣介石得知此消息後認為，「新疆共黨百餘人，被盛拘禁，應即使之釋歸延安，切勿殺害，更不宜久拘新疆境內」，乃於5日令朱紹良轉達盛世才辦理。但12日，盛世才再電蔣介石，稱釋放中共人員事未能照蔣電辦理，原因將派其弟盛世驥來渝面報。(《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上))

10月16日，蔣介石接見將回國述職的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望其轉告蘇聯政府：今後兩國間一切交涉，務須趨上正軌，獨山子之油礦，盼即簽訂合同；迪化之飛機製造廠久已開工出品，而合同尚未簽訂，有礙我國主權。請蘇聯政府對此二事能迅速解決。蔣自記曰，此前曾有數函致斯大林，彼置之不復，「惟我仍應大度涵容，不與深較，況此時俄遭受德之侵略，形勢不利，更應以禮遇之也。」(《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

1942年11月28日，蔣介石任命盛世才兼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將新疆省劃入朱紹良統轄之戰區範圍。1943年1月8日，朱紹良與盛世才商妥，准予恢復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盛世才加入中國國民黨，任主任委員，以黃如今為書記長。1月16日，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成立，盛世才宣誓就任省黨部主任委員。國民黨在新疆的黨務活動開始逐步恢復。

蘇聯勢力退出新疆

實際上，為達到使蘇聯勢力退出新疆之目的，國民政府與新疆地方政府各有分工，由國民政府負責關於經濟合作問題的談判，如獨山子油礦和飛機製造廠問題。至於要求蘇聯從新疆撤走蘇聯顧問、技術專家、地質勘探人員和駐軍等事，則由盛世才出面進行。

早在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即向蘇聯新任駐迪化總領事普式庚遞交了一份致蘇聯政府的備忘錄，要求除蘇聯外交官員，可給予在新疆居留之自由外，其他在新疆的一切蘇俄人———包括軍事顧問人員，軍事教官，財政廳之蘇俄顧問、技術專家、工程師、醫生，紅軍駐哈密的第八團整個部隊，阿爾泰與伊犁區的錫礦人員與探測人員等，都應在三個月內，一律撤離新疆省。

蘇方在經反覆交涉無效的情況下，1943年4月，蘇方通知盛世才，將撤退所有蘇方人員、設備及駐軍。自1943年5月起，蘇聯地質專家、考查員及眷屬陸續出境返蘇。至1943年6月16日，所有蘇聯軍事及技術顧問也均已離開迪化，部分尚留省內各處，等待接運，但已停止辦公，後來各地區蘇聯顧問等也陸續撤離。蘇聯駐哈密紅八團及一個空軍支隊也從1943年4月開始分批撤離，至10月29日最後一批200餘人撤出，中方官兵進駐營地。

當蘇聯空軍支隊撤離時，中方抓住這一時機，要求蘇聯撤消設在伊犁、烏蘇、迪化、奇台和哈密的電台和機場，並取消蘇聯飛機以前享有的進入新疆領空的特權，此後蘇聯飛機入境，即依照外國航空器飛航國境統一辦法辦理。

中蘇雙方於1942年10月15日開始會商獨山子油礦合辦案，談判進行近五個月，雙方在資本、管理、法律與土地使用上意見分歧，無法達成協議。至1943年5月17日，蘇方忽然通知中國外交部：蘇聯政府已決定將獨山子油礦設備拆卸運回蘇聯，舉行近七個月的中蘇合辦獨山子油礦談判，遂戛然中止。蘇聯將礦區設備基本拆運回國，剩下一些破舊設備以170萬美元的價格轉讓給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

迪化飛機製造廠是1939年中蘇雙方商定合資興建的，直至1942年蘇聯在迪化建成工廠並生產出飛機，而兩國間尚未簽訂建廠合同。盛、蘇交惡後，蔣介石曾於10月16日對潘友新提出訂立正式合同問題，稍後外交部也提出「收回」或「與蘇聯合辦」兩種意見以備採擇。但在盛世才一意進逼之下，蘇聯決定乾脆取消該廠。7月26日，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察看該廠，各項機器已拆除搬回約80%，僅剩一些附屬設備與廠房，1944年5月中蘇雙方達成協議，中方以420萬美金買回該廠廠房及所剩附屬設備。

重慶對盛世才的態度

在蘇方開始撤離後，1943年5月25日，盛世才將有關進展情況電告國民政府，重慶方面乃得知「蘇聯表示對新疆放棄之意。」這一天，在蔣介石召集的參事室會報及特別小組會報上，王世傑力陳「對蘇聯應強烈表示親善，以促其對華政策之繼續演變。」(《王世傑日記》)

6月16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奉命致函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外交部，稱由於盛世才的刁難與作梗，蘇聯被迫停止在新疆的合作項目，撤退專家，縮減商業活動，盛世才的種種「非法的及仇視的行為」是促成此一結果的原因，並將「盛蘇密約」呈交國民政府。(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但同樣未得到蘇方所期待的回應，倒是見到不久之後重慶對盛世才的英雄般的歡迎：1943年9月6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盛世才首次離開新疆於4日到重慶出席，「委座吩咐軍統局、警察局特加註意，妥為警衛。」7日上午，即安排盛世才「在全會報告新疆十年以來之政治變化，」盛世才在報告中聲稱蘇聯「對中國內地是采親善形態，對我邊地則采侵略手段。」11日，蔣介石召集各院院長及吳稚暉等二十餘人討論對共產黨問題，盛世才也在被邀之列。這簡直是在抽潘友新、抽斯大林的耳光。

當盛、蘇交惡之初，國民政府曾設想既收回新疆，又維持與蘇友好。王世傑、孫科、賀耀祖、邵力子、翁文灝等也在不同場合強調應對蘇親善；而蘇方前後兩次不惜將並不十分光彩的盛、蘇絕密文件遞交國民政府，固然是一反間之計，欲假手重慶整治盛世才，但同時其實也包含這樣一種涵義：即蘇聯將盛世才與國民政府區別對待，將盛世才、蔣介石視為可以分化的兩種勢力，將盛的反目與對國民政府的關係分開處理。

然而，不幸的是，這兩種設想都僅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事態的發展清楚的表明，蔣介石、盛世才在此問題上已達成共識，相互利用，緊密配合，使蘇聯在新疆多年的苦心經營基本化為烏有。在新疆事件後的對蘇態度上，既然蔣介石、盛世才之間實際上未加切割，蘇聯自然也不會對蔣、盛有所區別，於是，在局勢緩和過來之後，在國民政府有求於蘇聯之後，也就是斯大林對蔣介石還以顏色的時候了，正如我們在其後所一再看到的那樣。

新疆反蘇的負面影響

國民政府抓住機遇收復新疆的行政權，有其值得肯定之處。如果任由新疆問題惡性發展，像外蒙古那樣，經過若干步驟，發生新疆脫離中國、加盟蘇聯的情況，將使中國蒙受難以估量的損失。因此，無論如何，這確是一個大收穫，關乎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但另一方面，在具體謀劃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國民政府又有不盡妥當之處，帶來了較多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三點：

其一，對蘇外交未處理好，收回主權沒錯，但並非不可合作，但盛世才是乘人之危，突然襲擊，翻臉不認人，施詭計，搞陰謀，製造假案，栽贓陷害，不容任何協商，勒令三個月撤離，做得太絕。蘇聯是過去的靠山和盟友，下手這樣狠，在道義上有問題，如果能採取較為和緩的方式，既維護國家主權，又維持正常的中蘇關係，未始不是一種更好的選擇，也並非完全不可能。那樣的話，對蘇對華均有利，對新疆經濟也有利，不一定非要採取這樣決絕的方式；

其二，使新疆建設蒙受損失，變亂四起，新疆從此進入動亂時代，人民生活困難；其三，對盛世才過於偏袒，沒有一個應有的交待。盛世才如此殘暴、虐殺，蔣介石一味庇護，新疆各界向重慶方面控訴，國民黨在疆人員受迫害，蔣介石均不給一個說法，無公平、正義、法紀可言，盛世才這樣的人，未受一點懲戒，實在是沒有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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