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錫主義盛行時代美國「中國通」記者的遭遇

麥卡錫

在美國，一直有不少「中國通」記者。雖然美國一直強調民主和自由，但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橫行的時候，美國確實對很多知名人士進行了迫害，而這些「中國通」記者自然成為麥卡錫反共名單上的重要嫌犯，包括埃德加·斯諾、歐文·拉鐵摩爾等。但我們也不能過分誇大麥卡錫主義對這些記者的迫害，雖然它影響到他們的事業、名譽、職業和旅行，但他們中沒有一人被投入監獄、或被剝奪人身自由。

根據同情共產黨的程度，當年報道中國的美國記者也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麥卡錫主義的衝擊。他們的個人命運大致分為三種情況：

一、受到嚴重衝擊者

拉鐵摩爾

1950年，被麥卡錫指控為「蘇聯最高「間諜人員」，是遠東政策的「主要設計師」。麥卡錫從拉鐵摩爾的著作中引用幾句話，指控後者與共產黨組織的「密切合作與交往」以及親共分子的「友誼和密切合作」，使其成為一個極其可惡的政治危險人物，結論是：拉鐵摩爾對蘇聯在「遠東事業的好感」已經給國家造成了「極大和無法彌補的損害」。

拉鐵摩爾找到一些高級律師辯護。後來泰丁斯委員會聽證會宣布沒有證據證實拉鐵摩爾是共產黨人或從事間諜的活動，在制定遠東政策中也未起作用或產生影響……拉鐵摩爾說：「由於麥卡錫事件，我雖然未被自己任職的大學解僱，但卻沒有得到任何開課任務。佩奇學院被關閉，我們的蒙古研究項目遭到無可挽回的破壞。」　　在麥卡錫主義期間，拉鐵摩爾的著作和論文被禁止發表，直到1968年，美國才出版了他的書。1963年，他移居英國，在利茲大學擔任該大學中文系主任，直到1970年退休。但這並不是被迫的，此前，他是霍普金斯大學的講師，而利茲大學高聘他為教授。

麥卡錫的指控以拉鐵摩爾獲勝而告終。他的著作《經得起誹謗》(OrdealbySlander)就是他挑戰麥卡錫主義的宣言。不過，拉鐵摩爾在經濟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辯護的代價至少為250萬美元———他的名譽受到極大地損害，雖然最終勝訴，但他永未完全恢複名望與影響，而他的才華對未來的決策人也失去了效用。

小鮑威爾夫婦

(約翰·威廉·鮑威爾與妻子西爾維婭)威廉是《密勒氏評論報》創始人老鮑威爾(JohnBenjaminPowell)之子。老鮑威爾在1941年日本人攻佔上海後入獄，終因凍傷和壞疽症失去雙足，被遣送回國後1947年去世。小鮑威爾夫婦繼承父業，《密勒氏評論報》於1945年10月在上海復刊，還出版《中國每月評論》。

《中國每月評論》雜誌廣泛宣傳中國新政權的成就、新中國的生活和蔣介石政府的罪惡。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該刊仍發表類似文章，但是把矛頭更多地放在批評美國軍事和外交政策方面。從1951年到1953年，鮑威爾發表了詳細介紹共產黨細菌戰指控的各種各樣的報道，其中包括中國與北朝鮮政府為這些指控提供的文件證明。

美國國務院和軍方為掩蓋事實真相，竭盡全力敗壞鮑威爾的聲譽。1953年8月，鮑威爾及其妻子離開上海，返回美國。在途中，美國國務院和情報局跟蹤監控鮑威爾，美國陸軍調查局將鮑威爾稱為忠誠的共產黨員。因為他在《中國每月評論》上刊登的美國細菌戰的報道，被政府指控為犯有煽動和叛國罪。1959年7月，肯尼迪指令撤銷煽動罪起訴和中止叛國罪指控調查，對小鮑威爾夫婦進行了8年的追查終於停止了。

埃德加·斯諾

在麥卡錫主義的衝擊下，美國聯邦調查局把他視為「危險分子」，他被認為與好幾樁美國共產黨的案件有牽連。他到中國旅行的護照被吊銷，但這不是僅僅針對他個人的，當時的美國政策是不允許任何人去共產主義國家旅行。斯諾因不同意《星期六晚郵報》追隨麥卡錫主義的編輯方針，辭去了副主編職務。這其中還有一件事引起了斯諾的狂怒：他寫的一篇關於周恩來的文章本來的標題是「戴紅帽子的中國官員」，結果該報登出時被換成「紅色中國的紳士打手」。斯諾在失望之下，開始給各報紙寫一些小文章，還曾試圖創作短篇小說，但經濟收益甚微。雖然他沒有被傳訊，但他的名字在證詞中、在報紙評論上、在告密信上屢屢被提到。[60]他曾受到聯邦調查局的困擾———他們來調查他是否為共產黨員，他堅定地說「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是」，態度是「誠懇、合作、坦率」的。他的演員妻子洛伊絲·斯諾(LoisWheelerSnow)也上了黑名單，上台的機會越來越少。1952年，斯諾寫信給貝特蘭說：我們現在生活得「馴服而順從」。但是，沒有證據表明斯諾受到了更多的「迫害」，同年，他買下了紐約州斯尼登村的一所住宅，他在1953年寫信給他的姐姐時說：「我們隨心所欲地生活，感到自己非常幸運。」他告訴父親，他「非常高興有機會與大自然相處」，那裡「空氣清爽潔凈，開闊的草原和臨近的森林具有奇妙而神秘的迷人魅力……」對他的打擊是，他在此時期撰寫的《復始之旅》雖然獲得了較高的評價，但銷路並不好。他認為，這是因為麥卡錫的陰魂不散。「人們對任何為我們的中國朋友說好話的人都抱有成見，無論這話如何真實，或具有多麼堅實的歷史依據。」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在美國又恢復了中國通的形象，重新受到人們的注意，媒體、大學和市民團體頻頻邀請他去演講，他多少恢復了自信。由於子女的相繼問世，斯諾的經濟一直不景氣，1959年，隨著他的作品不斷被歐洲的報刊所接受，他最終選擇在瑞士定居———部分原因為了削減生活費用。顯然，他的遷居與政治沒有過分的聯繫。當時，因為歐洲生活費用低廉，一些美國作家常常願意到那裡去完成他們的著作。

白修德

在報道蔣介石的問題上和《時代》老闆盧斯發生爭執之後，白修德於1945年被命令回國。他請了長假寫書———《中國的驚雷》。1946年，他與盧斯決裂辭職，而盧斯指控他為「共產主義分子，必須要解僱。由於《中國的驚雷》和《史迪威文稿》的「左翼傾向」，白修德身背「左翼罵名」，一些大眾刊物不敢僱傭他，最後他在海外通訊社謀到了一個職位，派駐歐洲，他在巴黎生活了6年。

1950年初，聯邦調查局開始調查他的「共產主義擁護者問題」，但此時，白修德已經「徹底與共產主義決裂」，並認為「冷戰是必須的、適宜的」。[69]在這段期間，他在巴黎過著「非常奢華的生活」，有僕人，可以旅遊度假，[70]還與很多權貴結下了友誼。他曾經為美國駐法國大使布魯斯宣傳，布魯斯也助了他一臂之力———白修德的弟弟在美國空軍部工作，曾被懷疑為「共產主義危險分子」，受到盤查，並可能失去工作。由於布魯斯的介入，此事化險為夷。白修德投桃報李，在《時代》上為布魯斯吹噓，並在布魯斯競選準備新聞稿時，不惜犧牲新聞客觀性原則，將稿子給當事人審閱。白的新聞道德從此為人詬病。1954年，他一回國，就受到麥卡錫主義的威脅，成為「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重點審查對象，護照被取消。他太太南希說「當他準備在政府特派護照調查員面前為自己的行為做解釋時，都快嚇癱了。」大約有三年的時光，白棄新聞而寫小說，其中一篇小說給他帶來了財富———好萊塢出8萬美元買他的版權。利用這筆錢，白開始寫《1960年總統的誕生》，此書後來獲普立策獎。

有人說《總統的誕生》創立了一種新的報道風格，有人說白修德已成為「叭兒狗新聞人」。無論如何，白修德50年代後期開始進入美國新聞主流，蘭德分析說：「白修德的《中國的驚雷》出版後，就完全拋棄了中國。雖然避免了同謀罪的災難，但紐約也拋棄了他。」

二、幸運的逃脫者

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1941年就返回了美國。從1944起，她受到聯邦調查局的監視。1949年2月初，麥卡阿瑟的情報部門根據日本秘密檔案以及史沫特萊讚揚中國解放區的著作，指控她是一名「仍然逍遙法外的蘇聯間諜」。從此，史沫特萊的文章、著作和演講受到當局的嚴格控制。但她仍我行我素，公開地進行鬥爭。1949年8月，美國克諾夫出版社撕毀了她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的出版合同。後來，她申請去英國，美國當局不給她護照，在她的鬥爭下，雖然終於獲得了護照，但只准去英國、義大利和法國，時間只有一年。1949年年底，她抵達英國，在溫布爾特平靜度日。1950年4月28日因胃癌離開人世。臨死時史沫特萊留下遺囑要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中國的土地上。史沫特萊是在麥卡錫主義初起前離開美國的，她幸運地逃脫了這場政治磨難。

海倫·福斯特

據說，她寫的文章和書一度不能發表和出版，她的朋友對1980年訪美的一個中國代表團成員說，海倫精神上受到的創傷至今還沒有恢復過來。海倫著作的中國編輯者郭琰說，「在麥卡錫時代，由於她30年代在中國的活動，遭到政治迫害，失去自由達23年之久。她與美國社會的貨幣經濟格格不入，一個人孤獨地居住在康涅狄格州麥迪遜一所農舍里……」　　但奇怪的是，對麥卡錫，海倫自己從未多說過什麼，在她的自傳《我的中國歲月》中幾乎是一帶而過。但海倫談到另一位中國通約翰·威廉·鮑威爾時，的確使用了「迫害」的字眼，她說：「當他的兒子威廉在他熱愛的祖國受到麥卡錫主義迫害的時候，他已經不在人世，省卻許多煩惱了。」她也談到麥卡錫對斯諾的影響：斯諾的作品和影響遭到冷遇，出版界除蘭登書屋外，均拒絕出版他的書。

伊羅生

麥卡錫主義時期，聯邦調查局一直糾纏他，企圖從他那獲得詆毀拉鐵摩爾的材料。但是沒有證據說明他遭到了太多的壓力。蘭德說：當時伊羅生在《新聞周刊》工作，有人給他的老闆切特·肖去信，說肖不了解伊羅生的自由主義觀點，建議將其解僱。肖將信交給伊羅生，讓他做個答覆，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寄回。伊羅生沒有再遇到麻煩。而且過得還不錯———成了大學教授。他的幸免於難大概與他30年代與上海共產黨的脫離干係有關。1980年，伊羅生和夫人還應中國作協和宋慶齡的邀請來華訪問。

傑克·貝爾登

有關貝爾登的資訊甚少。我們只知道50年代初期，貝爾登移居瑞士，沒有資料證實這是因為麥卡錫主義的影響，儘管可以推算，在那種大氣候下，他絕不會舒服。作為老資格的戰爭記者，貝爾登對歐洲的熟悉程度恐怕要超過他的家鄉美國。他單身一人，來去無牽掛。離開了美國那麼長時間，又沒有他所熟悉的中國報道工作可干，所以他去歐洲謀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後來從越戰歸來的老兵，戰場上是英雄，回來後卻失業。據說，自1969年後他就在法國開計程車度日，整天酗酒、賭博、和女人廝混。70年代初，當尼克松訪問團的記者抵達北京時，他設法自費來到中國。人們看到他在北京首都機場，甚至沒有穿禦寒的大衣！毛的中國使他幻滅。他接受精神病醫生的治療，同時寫了一本關於林彪的書。臨終時，他對竇丁說，他為在中國的歲月感到懊悔不已。貝爾登並不親共，甚至對共產主義有抵觸，但這不妨礙他在作品中採用客觀標準。他採訪過新四軍，對其抗日精神非常欽佩，聽到國民黨圍攻新四軍的消息後，他就獨自一人站在重慶外國記者招待所的院子里抗議，痛斥國民黨是殺人犯。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他的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中國震撼世界》的文學價值要超越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並為他晚年的凄涼光景感到悲哀。

愛潑斯坦

愛潑斯坦夫婦1945年到美國後，一直幫助左派組織「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工作，曾遭聯邦調查局的監視、跟蹤和騷擾，但沒有受到更嚴厲虐待的記錄。在麥卡錫主義興風作浪的當口，1951年3月，愛潑斯坦和夫人邱茉莉自願離開美國轉道前往中國，美國國會的一個委員會知道後對此大為光火，本來想讓他接受審訊的，怎麼移民局就放他走了？但美國政府毫無辦法，因為愛潑斯坦是無國籍人士。愛潑斯坦曾任中國重要的英文刊物《中國建設》主編30多年，其間他以西方人的思維方法辦刊，被稱為「對外宣傳的大師」。當然，他不喜歡「宣傳」這個字眼。他加入了中國國籍，又在80多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三、超脫者

斯特朗

1947年斯特朗離開延安後滯留莫斯科，直到1949年斯大林政權以間諜罪將她驅除。她在美國平靜地度過了6年，還創辦了雜誌《今天》。對於斯特朗來說，當年她的困擾似乎不是來自麥卡錫，而是來自美國共產黨對她的歧視和壓力。她是靠收購舊房屋然後加以修繕再賣出賺些差價為生的。1955年，蘇聯給她平了反，她立即給中國寫信，說早在延安時，就被毛澤東邀請再回中國，現在不知這一邀請是否有效？邀請信很快就來了。然而，她申請美國護照出國的時候，多次遭拒並遭到盤問。斯特朗狀告美國政府，認為國務院無權根據政治信仰的原因來拒發護照，結果，最高法院判她贏了。她很快就經莫斯科到達中國，時年72歲，然後一直生活在北京，直到70年代在那去世。

格拉姆·裴克

1950年，格拉姆回到美國佛萊特州的龐姆福瑞，希望安度晚年。不過他才50多歲。他的著作《時代的兩種類型》1950年出版，既是個人敘述，又是對美國的戰時中國政策的分析，一度成為美國大學講授國民黨中國的標準參考書。後來，他又寫下了《中國的生活記憶》。麥卡錫主義似乎沒有光顧這位自由主義者。他孤獨地活到56歲，死於癌症。

項美麗

給《紐約客》(NewYorker)當了67年的專欄作家，一直過得不錯，麥卡錫主義沒有波及到她。她1997年2月17日逝於美國紐約。一生活了92歲，寫作70年，出版了52本書，其中有關中國的至少有12本。她的幾本中國暢銷書包括《我所知道的中國》(ChinatoMe)、《香港假期》(HongKongHoliday)、《中國，恍如昨日》(ChinaOnlyYesterday)等。宋美齡晚年曾考慮請她寫傳，結果因涉及太多的中國政壇內幕只好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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