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徐志摩、老舍等文豪大家，對「打麻將」這件事都怎麼看？

今天小編想和大家談談打麻將這件事。

麻將作為中華「國粹」之一，小編是比較愛好這項娛樂活動的，但是無奈在城市打工，總是湊不齊麻友，只能逢年過節回老家才能過過手癮。不過說實話，這就夠了，過度沉迷打麻將不僅影響工作生活，更是會對自己的身心產生極大的傷害。

下面跟小編來看看民國這些超級的「麻友」們，他們對「打麻將」這件事都持有什麼態度吧。

孫中山

在一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將隊伍轉移到上海，等待時機，準備東山再起。有一天，幾個革命同志閑來無聊，湊了一桌牌局以資消遣。不巧，被孫中山撞見了。他們自知犯錯，一陣驚慌，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面對如此尷尬場面，孫中山不但叫他們繼續打下去，還意味深長地說：「打吧，打麻將很像我們革命起義，這一局輸了，沒啥關係，可寄希望於下一局，永遠充滿了機會，永遠充滿了希望。」

這兩位文化名人都曾痴迷過麻將。

梁啟超

梁啟超

「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說這話的人毫無疑問是個讀書人，但卻不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他就是一代宗師、學術巨匠梁啟超。據說梁啟超不僅是麻癮十足，而且是麻壇高手。當時有朋友戲稱，若想找他不難，不是在書房讀書，便是在客廳搓麻 ；不是在自己家，就是在去搓麻的路上。學界有人說搓麻將是低級趣味，俗不可耐。梁啟超反唇相譏，說：「大俗孕育大雅。」又說：「凡屬趣味，我一概都承認它是好的。」他認為趣味的標準不在道德，而必須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終」，「勞作、遊戲、藝術、學問」都符合趣味主義的條件，賭錢、吃酒、做官之類則非。用他的評判標準來看，麻將顯然歸屬「趣味」之列，而且還是「文人雅趣」。

1919 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後回國，幾位知識界的朋友約他去演講，他為難道：「你們定的時間於我恰好有四人功課。」對方不解，聽其細說，才知梁先生已經與人約好牌局，無法脫身。他還有一比：「此時的牌癮超出彼時初戀的狂熱。」將打麻將牌的癮頭與初戀時的情人相比較，可見麻將局對梁氏的誘惑力之深。

麻將局一般以四人成局為常式，梁啟超則發明出三人、五人、六人麻將的玩法。這樣便極大地解決了人多或人少時的難題。比如有五人時，四人上桌打牌，剩下的一人從尾牌中任意暗抽一牌，待勝局決出，此牌於勝局對上花色、點數，也是贏家。打完四圈後，按照東、南、西、北風的順序，四人輪流充作「閑人」通過抽牌參與牌局，公平有序，人人參與，皆大歡喜。梁氏的這一「發明」，在我們今天的牌局中，也頗為實用。

有時報館急需政論性文章，請梁啟超撰稿。梁氏邊打牌，邊口述要點，論述精到、條理清晰、針砭時弊，嬉笑怒罵之間，文章既成。據說很多發表在民初時期報紙上的社論文章，都是梁氏在麻將桌上口授而成。真可謂工作、娛樂兩不誤的典型。

徐志摩

徐志摩

浪漫詩人徐志摩的牌癮也很大。他打牌一向乾淨利索，並且隨機應變，牌去如飛，貌似不假思索，實則成竹在胸。徐志摩的文章寫得好，麻將牌玩得也是輕鬆自如。他的體會是鴉片、麻將、女人萬事一理：「男女之間的情和愛是有區別的，丈夫絕對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況鴉片煙榻，看似接近，只能談情，不能做愛，所以男女之間最規矩清白的是煙榻，最曖昧最嘈雜的是打牌。」徐志摩死後，他的妻子陸小曼雖然堅持獨身不嫁，但卻緋聞不斷。據說陸小曼為了治療哮喘和胃病，曾與翁瑞午接觸頻繁，每當翁給陸做完按摩之後，二人即同榻吸食鴉片，「興論風雲，不及風月」，一時成為文人茶餘飯後的談資。前面提到的徐志摩生前的怪異比喻，與此事是如此的機緣巧合。

另外還有兩位文化名人在深受麻將賭博之害後，決心戒賭。

老舍

老舍在 23 歲時曾沉溺於煙、酒與麻將之中，雖然打牌「回回一敗塗地」，但只要有人張羅，他還是會欣然前往，常常打到深更半夜。時間長了，老舍漸漸瘦弱，痰中往往帶血，終於生了一場大病，昏迷不醒。治癒以後，頭髮全部掉光。從此他才下決心戒除麻將等種種「惡嗜好」，專心讀書、教書、寫作，終成一代文豪。

張大千

張大千 27 歲的時候學會了打麻將，剛開始是偶爾玩玩，後來越陷越深，有一次被人設下圈套，用家裡祖傳的無價之寶——王羲之的《曹娥碑帖》抵了賭債。母親臨終之前想看一看這件傳家寶，張大千束手無策。這件事被好友葉恭綽知曉，葉恭綽毅然將自己花重金從別人手中購得的這一珍寶歸還張大千。張大千對此感激涕零，他後來在為葉恭綽的書畫集作序時，把自己年輕時的這件荒唐事公佈於眾。朋友勸他不必再自揭短處，張大千則堅持寫進序文，一則讓世人知道葉恭綽的高尚品德，二則讓世人知道自己的悔改之心。張大千因為此事，發誓至死不進賭場，也不讓家人玩麻將。他還嚴厲告誡兒孫：「誰也不準進賭場，進了賭場就不是我張家的人！」

最後小編還是那句話：小賭怡情，大賭傷身，千萬不要過度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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