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馮雲山，真的沒有太平天國嗎？

在洪秀全的眾位兄弟中，不管是才智、經歷，還是工作方式，馮雲山最接近無產階級革命家，所以，為了能更準確地敘述他的行為，我們親切地稱他為雲山同志，這不僅僅是因為該同志謙虛謹慎，平易近人，能和廣大的勞苦大眾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雲山同志的才幹在他生前已經得到各界專家學者的認可。

史載：「雲山能謀善斷，多所規劃，秀全深倚之。」太平天國也明文記述：馮雲山參與創天曆、立軍制、定官職、制朝儀、籌謀立國方略、制定各種重要典章制度和律令，協助洪秀全處理軍國大事，所有諭令「悉出主裁」，天王洪秀全稱雲山同志是「義膽忠肝」、「一心一德」的「真兄真弟」。

忠王李秀成也說雲山同志「才幹明白，前六人（指楊、蕭、馮、韋、石等）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此外，清朝政論家張德堅寫的《賊情彙纂》是研究太平天國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張德堅說：「一切偽教章程及行軍號令，皆雲山與盧賢拔所訂。」「太平天國用兵方略，多出馮雲山計謀，而所頒太平軍目、太平天曆等制度也都出雲山創製。」還「惡毒攻擊」雲山同志，說他「最悍」、「詭譎」、「善戰」等。

這儘管是階級敵人的觀點，但可能更接近事實真相，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沒有馮雲山，就沒有太平軍。

在政治上，雲山同志具有堅定的革命性，是清朝紫荊山區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偉大的導師，當時最偉大的拜上帝主義者，天王洪秀全最忠實的追隨者，太平天國早期卓越的領導人，太平軍的親手締造者。

在長期的對敵鬥爭中，雲山同志聽說紫荊山區有很多貧苦的燒炭工人和種山的農民，決定去紫荊山區從事革命活動。馮雲山進紫荊山區後，廣泛接觸漢、壯、瑤各族群眾，親身挑泥、挖土、拾糞、打穀，充當苦工，同時向附近的燒炭工人、礦工及貧苦農民進行革命宣傳。

他常常不辭辛苦親自深入到燒炭工人的居所，和他們同吃同住，向他們宣傳「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養，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應該同拜上帝。拜了上帝，人人有衣有食，無災無難……」向他們灌輸對於現存制度的不滿和憎惡。

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在《游擊戰》中寫道：「游擊隊在不利地形區域，即在敵人一襲擊就會引起極大災難的區域的群眾工作，更為重要。

應該在那裡不斷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不斷爭取工人、當地農民以及當地可能有的其他一些階級的聯合，以求達到適合游擊隊要求的內部陣線的完全統一。」雲山同志儘管沒有讀過切·格瓦拉的文章，但是長期的革命實踐，使他不自覺地接近了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他同樣異常深刻地分析了紫荊山區的現實：紫荊山區被清朝統治者素稱「難治」的地方，集中了漢、壯、瑤等各族群眾，數縣交界，清政府統治力量比較薄弱。各民族人民深受地主剝削壓迫，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當地土人鋤地民謠說：

一鋤供官二鋤吏，

三鋤甲差四鋤隸，

五鋤六鋤人把事，

七鋤鋤到自家的。

所以，紫荊山區的革命形勢和群眾基礎較好。從地理位置看，紫荊山地形比較險要，萬山環抱，層層關鎖，林深不知處，山路十步九折，人跡罕至，迴旋餘地較大；村落星羅棋布，盛產米糧，富室大戶很多。

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便於革命力量的積蓄和發展。雲山同志選定紫荊山為創業之地，組織拜上帝會，根深葉茂，茁壯成長，成為當時實力最為雄厚的革命組織，表明他的遠見卓識和艱苦創業的成功。

1847年12月—1848年1月，馮雲山兩次被清政府抓進監獄。他在獄中堅持鬥爭的英雄事迹，讓我們想起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雲山同志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他在獄中沒有閑著，他苦心鑽研，草創了在太平天國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天曆，象徵著否定清朝正朔，開創新朝紀元的開始。

就這樣，馮雲山憑藉自己的實力和卓越的工作能力及非凡的生活經歷，成為太平軍「紫荊山系」中德高望重、說一不二的頭面人物。除了洪秀全偶爾向他請教問題外，太平軍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說了算，如同香港警匪片中威風凜凜的黑社會老大一樣，飛揚跋扈的楊秀清和詭詐善變的韋昌輝，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叫他「山哥」。

歷史學家們發現，每一次重大的革命震蕩之後，往往伴隨著一次個人專制獨裁的政治副產品：英國光榮革命後緊跟著就是克倫威爾專制；法國1789年大革命造就了鐵血強人拿破崙；德國革命產生出了內心懦弱卻表面強悍的威廉二世，並且最終推導出神經質的希特勒。對於太平天國來講，也同樣如此。文/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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