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藏身「維新派」陣營的「革命黨」 | 短史記

圖：法國《小巴黎人》報畫刊506號，1898年10月16日北京菜市口的刑場

文 | 諶旭彬

 

因參與「戊戌維新」，時至今日，在教科書和很多學術著作中，譚嗣同仍被歸類為「維新派」。但實際上，譚氏一生念念不忘推翻清廷，乃是一名「革命黨」。

試以言、行兩個方面分別言之。

言：主張推翻清王朝

譚嗣同《仁學》一書，對清王朝可謂充滿了切齒痛恨。

 

政治倫理層面，譚嗣同否認清王朝的統治具有合法性：

「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國與民已分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

君主既以天下為其私產，視民眾為犬馬糞土草芥，則民眾不必、也不會愛君主之國：

「民既擯斥於國外，又安得小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

 

歷史層面，譚氏直斥清王朝建國純依賴血腥暴力：

「成吉思汗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蕹發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其殘暴為何如矣！」

 

現實層面，譚氏認為，滿清乃是歷代王朝之中，殘害民眾最為暴烈者：

「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毳俗也，一旦逞其兇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賈之手。」

 

至於愛新覺羅皇室，在譚氏眼中，乃是「客帝」甚至「賤類」：

「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新覺羅諸賤類異種，亦得憑陵乎蠻野兇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及既竊之，即以所從竊之法還制其主人，亦得從容靦顏，挾持素所不識之孔教，以壓制素所不知之中國矣，而中國猶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

中興清廷的曾國藩、左宗棠等湘籍名臣，亦被同為湘人的譚嗣同責備「負天下之大罪」，腆顏效命異族，「不以為罪，反以為功」。

 

基於上述切齒痛恨，譚氏在書中呼籲國人，不要將自己和滿清統治者歸為同胞，「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

 

譚嗣同成為激烈的「排滿」先鋒，與甲午之戰清廷慘敗於日本有極大關係。

譚氏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個人仕途也還算順利。

至少在1889年寫出《治言》一文時，25歲的譚嗣同仍是清廷堅定的擁護者。文章中，譚氏雖憂心清廷敵不過西方列強，但堅信「中國聖人之道」不可變：

「西人格致之學」雖然看起來不可思議，實際上也「皆中國所固有」。他給清廷開的藥方是「立中國之道，得夷狄之情，而架馭柔服之」，即現存的政治理念、政治體制不可變，要學的只是夷狄的器械工藝。

甲午之戰，譚氏「創巨痛深」，「繞室彷徨，未知所出」

——憤激於清廷之無能，譚氏甚至讚譽身為侵略者的日本軍隊「神武不殺」，譚氏說，日本之勝，原因在於：

「善仿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為仇，非與民為敵，故無取乎多殺。……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

 

亦是自甲午年後，譚氏不敢再講中國之「道」比西方優越；轉而承認西人「民主尤為大公至正」，主張「盡變西法」。

其政治立場，亦由清廷的擁護者，轉變為反對者，開始明確呼籲國人效仿秦末之陳涉、隋末之楊玄感，起來造反：

「東事亟時，決不肯假民以為戰守之權，且曰：『寧為懷、愍、徽、欽，而決不令漢人得志。』……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崙矣。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

圖：譚嗣同

行：不懼「殺身滅族」

戊戌變法前，康有為宣揚「保中國不保大清」。譚嗣同對這一口號極為認同，對康執弟子之禮。

1897年，康黨利用與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關係，集體進入湖南，秘密籌劃

「湖南腹地自立」

，設立了時務學堂及南學會等新政機構。所謂「湖南腹地自立」，按梁啟超向湖南巡撫陳寶箴所做解釋，乃是「獨立自任」，效防王莽末年竇融經營河西而佐復漢室、清初鄭成功守台灣而存明正朔之榜樣，使湖南成為腹地自立之省。

梁啟超以竇融、鄭成功二例遊說陳寶箴，頗具深意

——竇融之河西政權相對於劉秀之東漢，鄭成功之台灣政權相對於愛新覺羅之滿清，均擁有高度的獨立性；二者俱不聽命於「中央政權」，但「中央政權」亦未公開宣布其為叛逆。

 

梁啟超遊說陳寶箴之語，其實有所保留。康黨的「湖南腹地自立」計划走得更遠。戊戌政變後，在南海康有為家中抄獲了一份梁啟超1897年寫給康有為的書信。梁在書信中說：

「譚服（復）生才識明達，破例絕倫，所見未有其比，惜佞西學太甚，伯里璽之選也。」

「譚服生」，即譚嗣同；「伯里璽」，President之音譯（晚清常譯為「伯里璽天德」）。顯然，

康黨有在湖南脫離清廷另立新政權的計劃。

梁啟超在其《戊戌政變記》內，也曾承認：康黨在湖南期間先後成立的包括南學會、新政局在內的若干機構，在維新的公開面目之外，另有深意。梁說：

「南學會實隱寓眾議院之規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政府之規模。」

 

康黨在湖南活動期間，以「保中國不保大清」為行動指導。梁啟超自承，當日康黨主持湖南時務學堂，確實曾在學生當中大力鼓吹革命：「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師生）日夕以此相鼓吹」，「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

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

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抨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札記示親友，全湘大嘩」。康門弟子何樹齡與康有為通信，內中亦有

「注意大同國，勿注意大濁國……大濁國必將大亂，為人瓜分，獨夫之家產何足惜！」

等語。所謂「大濁國」，即「大清國」的隱筆。監察御史文悌在戊戌年彈劾康有為，曾特別點出康黨將忠君與愛國割裂為兩件事情，置大清國於不顧。戊戌政變後，清廷宣布康黨罪狀，其中一條正是

「又聞該黨建立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殊堪髮指」

。

 

以種族革命為時務學堂的主要教學內容，是在來湖南之前，梁啟超與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商量好了的決定。

梁的教學批語，對清廷的仇視極為明顯。

試舉兩例：

1、「臣也者，與君同辦民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

2、「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為，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眥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幾乎息矣。」

前者鼓吹君主可以依民意更換，後者痛斥清廷開國無道，執政缺乏合法性。

 

除在課堂上向學生灌輸反清革命的思想之外，譚嗣同還曾與梁啟超、唐才常等人私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反清書籍，並添加批點案語，廣為散播，且利用《湘報》公然為《明夷待訪錄》等書作廣告。此可見康黨活動之激進。

 

此種激進，引起了湖南本地士紳如王先謙、葉德輝等人的警覺與批評。事情鬧大後，陳寶箴欲調閱時務學堂札記。唐才常等人遂「盡一夜之力統加抉擇，匿其極乖謬者，就正平之作臨時加批」，偽造了一批新的內容溫和的札記。但紙終究包不住火，陳寶箴仍下令將坊間已刊的《時務學堂課藝》「版片、刻本查出，一併銷毀，嚴飭毋得再行刷印售賣。」一時間，康黨人心惶惶，多有欲離湘者。譚嗣同對此頗不以為然，在給乃師歐陽中鵠的書信中，譚氏寫道：

「

宗旨所在，亦無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耶穌以一匹夫而攖當世之文網，其弟子十二人皆橫被誅戮，至今傳教者猶以遭殺為榮，此其魄力所以橫絕於五大洲，而其學且歷二千年而彌盛也。嗚呼！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

」

 

當然，譚嗣同並不是在主張無謂的犧牲。譚氏深知呼籲維新不會掉腦袋，但呼籲革命會。故1886年，他曾寫信給上海的汪康年，請他想辦法替自己搞幾張英、俄的免死「綠卡」。信中如此說道：

 

「傳聞英俄領事在上海開捐『貢』『監』，捐者可得保護，借免華官妄辱冤殺，不識確實否？保護到如何地步？價值若干？有辦捐章程否？嗣同甚願自捐，兼為勸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鳥獸之求出檻縶；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則我輩皆可免被人橫誣為會匪而冤殺之矣。伏望詳查見復。」

圖：左，唐才常；右，畢永年。二人與譚嗣同關係極密切，均持反清的政治立場

參與維新，革命立場不變

戊戌年北上擔任軍機章京，是譚嗣同後世被歸類為「維新派」的主要原因。

但很多人並不相信譚氏會甘願替清廷賣命。據革命黨人黃中黃（章士釗）披露，譚氏北上的用意，絕非效忠清廷，而是與沈藎、唐才常等革命黨人有所分工：

 

「（沈藎）持破壞主義（筆者按：指推翻清廷），出於性成。……藎其時已趨為實行家，而有詭秘之運動矣。藎之為人，夙不理於鄉人之口，即維新家亦相戒不交藎。獨嗣同、才常與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

嗣同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

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為復仇，藎亦隨之而東下……

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主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

」

 

譚氏師從歐陽中鵠。歐陽中鵠之孫歐陽予倩，也不相信「革命思想」濃厚的譚氏，會真心擁戴「維新」。歐陽予倩搜集家藏譚氏書信，於1940年代編成《譚嗣同書簡》。在該書序言中，歐陽予倩披露：

「在他（譚嗣同）的著作中，他對清政府不滿的議論頗不顯明，

他給我祖父的信里卻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可見他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還有一事為證，就是他曾經秘密把《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一類的書介紹給我父親讀。

」

 

唐才常與譚嗣同私交甚篤，排滿之志亦同。唐才常之弟唐才質，曾自兄長處聞知：北上前，譚嗣同曾托唐才常、畢永年往漢口聯絡哥老會，「且欲於京師結納有志之士，以為策應，然後憑此二者之力而建功業」；接北上之電，眾人皆賀，惟譚氏「忽忽若不懌者」，並不興奮，且叮囑唐才常秘密保持與哥老會的聯絡，不可為仇者偵知。

唐才常則謂譚嗣同「雖役其身於清廷從事維新，而其心實未嘗須臾忘革命。」

譚氏臨行，與唐才常作別，口佔一絕，內有

「三戶亡秦緣敵愾，功成犁掃兩崑崙」

之語，其顛覆清廷的用心隱約可見。康黨「圍園殺後」之謀難產，反清志士畢永年計劃遠走日本。

在給畢永年的訣別信中，譚氏寫道：自己決心靜待「引頸」而死，但仍希望畢氏能在海外為漢人覓得一塊存種之地（「此行足為貴種覓一遺種之處乎？」）

。可見譚氏至死，仍堅持排滿立場。黃中黃判斷譚氏北上是陰謀「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歐陽予倩認為譚氏「骨子裡的主張跟保皇的主張不同」，並非毫無根據。

 

戊戌政變，譚嗣同慷慨赴死。其「革命立場」不幸被康有為、梁啟超所篡改。

就義前，譚氏曾將自己所著之《仁學》一書及其他詩文稿交給梁啟超，並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此句後被康黨篡改為「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

《仁學》一書，本是譚嗣同託付給梁啟超，用以「召後起」之工具，但在《清議報》刊載時，其中的「排滿之激烈言論」俱被康有為指示刪除甚至抽版。

 

真正繼承譚氏《仁學》思想者，乃是革命黨人。孫中山和興中會視譚氏為「革命同志」，讚揚《仁學》一書對「提倡排滿及改造中國甚力」。黃興認為「中國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譚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陳天華、鄒容、吳樾等人，俱是深受《仁學》影響而走上革命之路。

就上述意義而言，譚嗣同，實乃晚清第一位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革命黨人。

（本文簡略版刊於《短史記》欄目第559期；增訂版刊於《同舟共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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