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俐略和他的時代：幾件軼事（三）

作者：GEORGE COYNE

圖一：伽俐略與星球

圖二：伽俐略的朋友耶穌會士白拉明樞機主教

伽利略與羅馬公學的耶穌會士們

伽利略很快籌划了一次羅馬旅行。在羅馬的白拉明（Roberto Bellarmino）樞機聽到了他用望遠鏡觀天的消息，打算了解這些觀測的科學依據以及這些理論可能牽連到的問題。白拉明於是找到羅馬公學的耶穌會士們，請他們驗證伽利略的觀察。

1611年3月29日，伽利略抵達羅馬的第二天，他就用很長的時間禮貌拜訪了耶穌會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們。他受到禮遇，榮幸地參加了在羅馬公學召開的學術會議，許多樞機主教和羅馬社會上的名人都出席了。這次正式演講會的主題是：「羅馬公學的恆星使者」，無疑指的是伽利略關於天體發現的著作。會上稱讚伽利略的觀察工作，同時也宣布了他的觀察得到羅馬公學的耶穌會士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們的一致肯定。

另一方面，這些耶穌會士們討論伽利略的觀察時對日心論或地心論字眼的使用卻格外小心。從克拉維奧和羅馬公學他的耶穌會士同事們的肯定中，顯然看出在那段時期他們是抱著猶豫的心態向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靠攏的。這種猶豫不決的態度得到了羅馬公學的哲學和神學家耶穌會士們的贊同，這些人不滿意伽利略的發現得到過於積極的讚賞，他們對那些發現牽連到違背亞里士多德理論的範疇更加在意。據說，耶穌會士天文家們由於對伽利略的觀察予以肯定而招致他們的哲學家同事們批評。

哲學家們的困惑是因為他們必須保證「教義的一致性」，那種對亞里士多德主義的愚忠同太陽中心理論並無直接關係。那時的人普遍認為亞里士多德為哲學提供了牢固基礎，然後幾經改造，成為所謂的「信仰緒論」。現在有了新發現，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便順理成章地面臨瓦解的命運。這種命運勢必也損害到與它有關的中世紀神學的整套系統？

亞里士多德的系統是一個整體，要是他的自然哲學瓦解，整體結構勢必也要散架？那麼如何能保存教義的一致性呢？羅馬公學的哲學家、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在這個問題面前自然不會有明顯或公開的分裂。忠於傳統一直是主導因素，修會長上也一再刻意鞏固這些傳統。可是，身為天文學家的耶穌會士們也準備擁抱哥白尼學說，這對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造成了威脅。

耶穌會士羅伯托·白拉明樞機的經歷確實有趣。在魯汶教書的最初幾年，他對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很有自己的主見。例如，他並不贊成天體一成不變和不毀不滅的說法。後來作為一個成熟的耶穌會士，顯然他對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既不崇拜，卻也不反對，對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採取折中主義：即亞氏的自然哲學中凡是對天主教教義有利的東西都是好的；與天主教教義無關的東西都要摒棄。在白拉明看來，先是由哥白尼提出，後來又得到伽利略支持的太陽為宇宙中心的問題，在神學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同聖經有矛盾。

伽利略同教會的問題

伽利略為什麼同教會有了麻煩？要是我們不進入當時的宗教和政治背景中，便很難理解伽利略的研究和他的作品引發的衝突。舉出幾個重要年份能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事件：哥白尼（1473 - 1543，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1543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ero，1483 -1546）；特利騰大公會議（1545 -1563）；伽利略（1564-1642）；三十年戰爭（1618 -1648）；艾薩克·牛頓（Isacco Newton，1642-1727）。就在伽利略和他的同行們看到現代科學的曙光時，宗教和政治衝突已相當成熟，兩者糾纏不休，這種情況在時代舞台上時隱時現。

為了反擊馬丁·路德和改革派分子，特利騰大公會議聲明不能擅自解釋聖經：聖經是教會的書籍，只有教會的詮釋才靠得住。伽利略提出了他的解釋，實際上他的解釋比天主教會後來的有關思想至少提前了3個世紀。不過，他是以私人的方式提出的。他說（引用一位樞機的話）聖經告訴我們如何上天（堂），但不告訴我們天空如何運作。在他看來，聖經沒有任何科學教訓。

不料，信理部的神學家們在1616年宣布，視太陽為宇宙中心和太陽靜止的論點「在哲學觀點上是荒謬的，違反了亞里士多德；在神學上它是異端，因為違反了聖經和教父們的訓導。此外，說地球不是中心而是運轉的，在哲學上是荒謬的，在天主教教義上是謬論。」

伽利略沒有受到審判，卻顯然成了信理部容易打擊的靶子。在信理部的神學家們作了上述聲明的第二天，這種局面就更加明朗了，據說教宗庇護五世同信理部的樞機們每周一次的會晤中曾要求白拉明樞機與伽利略進行一次私下會晤，警告他，要他放棄哥白尼的理論。白拉明服從教宗作了這事，伽利略也同意了。事情過後，禁書部下達一項法令，禁止一些」贊成太陽是宇宙中心的書籍，或加以修正，哥白尼的作品自然包括在內，但沒有明顯提到伽利略的名字。所謂「首次審判」就這樣了結。

以後，庇護五世駕崩，哲學家馬費奧·貝里尼當選，伽利略似乎可以自由自在地繼續堅持自己的思想主張了，新教宗貝里尼是伽利略的朋友，取名號烏爾班八世。伽利略在1620年左右得到教會當局批准，出版了許多作品，最著名的就是「檢驗者」（Il Saggiatore, 1622年），這本書提出了現代科學思想。教會官方審查員尼科洛·里卡爾迪（Nicolo Riccardi）神父寫道：「憑著這位作者深刻而健康的反思…，我深信我們的時代在以後的歲月會得到頌揚，我本人也為生在這個時代感到幸運…。」

既然有這樣的支持，伽利略為何又因他的作品「關於世界兩大體系的對話」先是接受審判，而後又被判罪呢？

與三十年戰爭相關的事件顯然影響了伽利略與烏爾班八世教宗之間不穩定的關係。教宗烏爾班八世上任最初幾年與伽利略交往甚密，這種關係維持了很久。到了1630年，確切地說是在伽利略為他著名的「對話」一書設法取得出版許可的那段時期，百年戰爭交戰各方間的衝突開始讓烏爾班八世感到壓力。法國樞機黎塞留（Richelieu）與羅馬分庭抗禮，他的勢力越來越大。1632年，加斯帕雷·博爾賈（Gaspare Borgia）樞機在樞密會議上公開向教宗猛烈進攻，指責教宗站在異教徒一邊，因為他同意法國國王、巴伐利亞的公爵和信奉新教的瑞典國王之間達成的協議，出賣了西班牙同日耳曼帝國簽署的奧斯堡協議。簡言之，教宗被指控出賣了在歐洲的天主教事業。伽利略在這個時候為他的「對話」設法取得教宗的許可，當然不是好時機。

他的「對話」於1632年出版，隨後1633年的審判將他推上教會與他作對的頂點。他被指控違背1616年的命令，要他再次否定哥白尼的理論。最後，他被判坐監（改為在他佛羅倫薩郊外的家裡軟禁）。伽利略的個案見證了這樣的歷史事件，即他對哥白尼學說的進一步研究先後受到1616年和1633年法令的禁止，在教宗的許可下，教會官方機構對他的研究作了判決。那時伽利略已是世界上有名望的科學家了，他的「恆星使者」的問世宣告了現代科學先鋒的角色，他再度激發了有關宇宙的辯論。明顯的觀察結果使構成地心論基礎的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越來越無法立足。即使最後通過決議，稱主張太陽是宇宙中心的理論是錯誤的，也阻攔不住力求達到無可爭議結果的科學進展。像伽利略這樣著名的科學家當時本應受到鼓勵，繼續他的研究，卻不幸遭到教會官方禁令的阻撓。這件事為伽利略本人，為科學，為教會實在是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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