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的前半生》《歡樂頌2》掰開了還是100年前的老哏？

天下 07-19

《我的前半生》電視劇的主力收視人群有沒有35歲我不知道，不過當年「粉」亦舒的姑娘們，現在已經成了少婦，我卻是知道的，那時候口袋書上粉紅色的封皮，這個名字很常見，可惜後來這種小冊子越來越罕見，這個名字，也就成了回憶。

在她的書里，子君不是一隻花枝招展的「火雞」，而是一個安安靜靜的「好女人」，就像講故事的文筆，清平寡淡，讓你很難想像她的臉，總像隔著一層毛玻璃。

亦舒著《我的前半生》的封面

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不同，一把扯掉實習生脖子上項鏈的子君，自內而外地洋溢著「燥」勁兒，馬伊琍演得確實精彩，看著劇中的子君，總覺得她一開口就透露出一種鼻孔朝上的「我牛逼」。

有人說這劇現實，有人說不現實，有人說這劇把亦舒改瞎了，有人說改好看了，吵吵的人不少，就像之前罵聲如潮的《歡樂頌2》，幾個女人湊了一台戲還不夠，再來一台，去掉了「奮鬥」味兒，專心在感情路上顛簸，把愛情和婚姻的話題，掰開來揉碎了做成「狗糧」給單身的、已婚的、二婚的，不要錢似的狂撒。

最好玩的就是，看似是一群21世紀新新人類，甩的卻有一堆100年前的老哏……

01 處女情結

一個不自愛的人，你讓我怎麼相信她能愛別人？

《歡樂頌2》里應勤就邱瑩瑩不是處女的問題這樣理直氣壯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邱瑩瑩的反應是醬紫的：

電視劇《歡樂頌2》劇照

關鍵是邱瑩瑩在劇中也說「不是處女」是自己的一個「污點」，我去，當時好多人口誅筆伐啊，有人說10幾年論壇討論的老問題，有人說是20年前《慾望都市》都不屑討論的問題，有人說都改革開放30多年了，怎麼還有人有「處女情結」？

其實這個年限可以再推一推，推到90年。

在魯迅收集的剪報中，有一份出版公司的贈券，讀者只需剪下贈券，附上六分錢的郵資寄往出版公司，即可獲贈暢銷書《馬振華哀史》一冊，這本書的主人公，就是滬上名人「馬處女」。

1927年11月，法租界的一棟小樓之中，年屆30的馬振華小姐像往常一樣眺望窗外，突然發現巷子對面的樓上有一男子向自己眉目傳情，芳心如何凌亂，自不足為外人道，但10多天後扔進窗戶的一封情書，卻輕易地突破了她的心防。

男子名叫汪世昌，號稱是國民革命軍某師師長的秘書，看似年少有為，兩人情書往來多時，感情急劇升溫，相約公園、電影院，還在照相館留下一張合影。

4個月後，汪世昌的上司師長出馬做媒，測過八字，「小定」完成，約定於1928年10月完婚，整個過程，與當今的白領戀愛差相彷彿，甚至還多了點傳奇色彩。

不想，1928年3月16日，馬振華竟投黃浦江自盡。

上海群友出版社1928年3月初版初印《馬振華哀史》封面

次日，「南碼頭查獲溺斃女屍」的新聞見諸報端，與上海灘不計其數的自殺、他殺、花邊新聞、神怪故事擠在一起，原本算不上什麼大新聞。

偏偏《時報》、《時事新報》兩份報紙的記者，在馬振華投水的地方，發現了擺放整齊的120封情書、照片，以及一張東台縣戒煙分局長馬炎文的名片。

記者們充分發揮狗仔精神，將汪馬戀愛全程還原：

鴻雁傳書、舊詩酬答、師長做媒、測批八字、訂婚待嫁，看著和《西廂記》之類的舊式戀情也沒什麼兩樣，變故出在之後。

婚期一定，汪世昌便迫不及待要「初試雲雨，並以算命先生說她「絕非完璧」的說辭，以拙劣的激將法，壞了馬姑娘守了30年的「貞身」，又指責對方不是處女，拂袖而去。

馬振華心中冤屈，又是寫血書，又是賭咒發誓，汪世昌只是不信，在馬自殺的當晚，汪又鑽進了姑娘的閨房要求同床，對方誓死不從。興趣闌珊之下，汪世昌告知，自己要隨部隊離開上海，並將72封情書退還，眼見就要恩斷情絕。

絕望之下，悲劇發生。

身為當事人的汪世昌卻茫然無知，直到同事2天後將一份《時報》扔到他面前，這才知道未婚妻自殺的消息，可見這小子確實是要翻臉不認人了，只是輿論的壓力太大，光向「組織」交代問題還是不夠，千夫所指之下，難保不會無疾而終。

上海灘的新新人類絕不缺少猛人，新聞一出，已有借同鄉關係溜進汪世昌家中觀摩的人物，至於各種報紙上的痛罵，更是一個比一個難聽。

汪世昌受不住壓力，一邊給報社去信，解釋自己和馬振華的感情甚好，「雖未結婚，而精神上卻比任何已結婚的愛情，要好到萬萬倍」，一邊也在夜晚走到黃浦江邊，履行生不同衾死同穴的諾言。

「噗通」一聲過後，報紙罵聲依舊。

原來，汪世昌投江前在身上纏繩子，另一頭拴在岸邊木筏上，跳是跳了，死卻是死不了的，一番做作更顯虛偽。

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人物關係，現代不但貞操觀變了，節操觀也變了……

當時上海報界的討論絕對比《歡樂頌2》播出時更熱烈，新新人類們將「馬處女之死」當做一個禮教殺人的典型，隨之而起的，是對於婦女「貞潔」觀念的大爭論。

汪世昌認為，悲劇的造成，源自「舊禮教束縛」、「女子尚未得到充分的解放」；馬振華的父親則認為「我女之死，可謂死於新文化舊道德相混之中」，二人觀點倒有些契合，想來在他們眼中，舊道德折射即「處女情結」，「未婚同居」則是新道德代表。

至於旁觀者的爭論就多了，尤其圍繞「貞操」，一群面臨感情「拆白黨」威脅的現代女性都起了同仇敵愾之心，吵鬧著要把「殺人兇手」汪世昌綁送法院槍斃，結果當然未能遂新女性之願。

一個自殺案件，為什麼引來如此大的波瀾？

根本在於，馬振華女士是一個「新文化」女性的樣板人物，教育經歷、志趣愛好等等，包括「戀愛自由」、「婦女解放」，她的認知都是在平均水平線之上，即以貞操=愛情，愛情=託付終身，結果，她碰上了一個「渣男」。

90年後，《歡樂頌2》里的邱瑩瑩、《我的前半生》里的子君和她有區別嗎？

無非是一個故事的前半段或是後半段罷了。

02 全職太太

《我的前半生》的劇情結構其實挺有意思，把所有「瑪麗蘇」故事的結局前置，女主子君有一個愛她、寵她的老公，有很多的錢、有可愛的孩子，每天什麼都不用做，一切生活有保姆打理，她只需要買買買，還有盯著老公不要被年輕貌美的小三搶走。

直到碰上了知雄守雌的「小三」，子君迅速敗下陣來，只能抖擻精神重歸職場，把前半生的一大部分清零，在霸道總裁的全心呵護下，重拾人生輝煌，順便挖了閨蜜的牆角……

且不論子君這個人設如何，只看編劇在裡面透露出的一種與原著不同的氣息，就很有100年前的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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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我的前半生》劇照

女子修養的第一件事，總是要打斷虛榮心，要力減物質的慾望，要有嚴肅的人生觀。這固然是男女共同的，而女子尤要，因為女子更容易犯。

1922年一位署名為查孟詞的評論者在《因席上珍自殺案看出來的》一文中發表了上述言論，席上珍自殺案，咱們接下來細說，只說這個調調。再對照一下馬伊琍在《我的前半生》開頭火雞一般炸裂的造型，8萬一雙鞋的愛好，以及價值觀獨白：

相比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教養是完全不值一提的東西。

編劇其實是用子君前半生的後半段來批判她的前半段，用激烈的反差來批判，批判的調調，正與查孟詞契合，而查文所評論的，卻恰恰是一個1920年代自立女性悲劇。

1922年9月7日，《商報》女書記員席上珍在上海福州路上的辦公室內用電話線上吊自殺，這是她第三次在報館內尋死，前兩次服用安神藥水都被救活，這一次，她被發現時已經氣絕多時。

據席上珍母親和姐姐披露的信息，席上珍死時24歲，畢業於上海城東女校，經人介紹進報館做收發和書記員。1921年，報館經理湯節之開辦商業信託公司，勸席上珍購買該公司股票，席上珍聽信了上司的忽悠，拿出5000塊現大洋請對方代購股票，結果湯節之收錢後一直不付股票，任憑席上珍多次討要，一概拒絕。

更惡劣的是，湯節之不但不還錢，反而向席上珍提議要納她做妾，「謂嫁我後，家用一切，我可擔任」。

電視劇《我的前半生》劇照

席上珍不從，最終選擇在辦公室自盡，其母后來起訴湯節之「騙取巨款、誘逼作妾、計迫身死、盜毀冤單」，檢察院正式起訴時，把證據不足的部分剔除，只剩下「詐騙罪」一項提起刑事訴訟。

我不知道查孟詞是不是95年前的水軍啊，當時上海的報界對湯節之的騙款和誘娶評論不少，尤其認為誘席上珍為妾是嚴重的侮辱，抨擊的文章非常多。而查孟詞的高論，則讓死者席上珍也必須承擔一部分責任，實在有點奇怪。

在他的評論里，「虛榮」和「軟弱」是席上珍致死的內因，更是現代教育產生出的女子的共同弊病，在險惡社會環境中，女子要想經濟獨立，必須的素質是：

必須在嶄新的科學教育上，加上內地老農婦辛勤處世樂天知命的一點精神。

潛台詞顯而易見，女子自食其力是一件很艱辛的事情，若沒有一個或一群霸道總裁幫襯，人生道路可預期地崎嶇，在95年前，這種觀念可能還有一點現實的價值，放在今天的日本社會，可能也有一點現實的價值，可放在今時今日的中國上海，這說法有意思嗎？

可這恰恰《我的前半生》電視劇里對亦舒原作最大的改編，一個被動的接受婚姻安排，成為全職太太的「好女人」，變成了一個把婚姻、家庭和物質綁定的「拜金女」。

對於這樣的人，1928年《新女性》雜誌的主編章錫琛在《新思想舊道德的女子》一文中做了描述：

新是在思想上的；她們會剪髮，會穿旗袍，會著長統絲襪和高跟皮鞋，她們也會談女子解放，男女平權，乃至最時髦的國民革命。然而你如果一考察她們的道德觀念，她們卻依舊崇拜孝親敬長之風，勤儉貞淑之德，夫唱婦隨之樂。

有人或許會說，那有什麼不好嗎？

電視劇《歡樂頌2》劇照

在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反對包辦婚姻的一大罪狀是女方家庭只看重對方的金錢、門第，而把女兒送入火坑，但章錫琛在調查後發現，解放了的女性在擇婚原則上和前者並無不同，而且帶有更強的物質性。

把這個90年前的結論和前兩天的「相親鄙視鏈」結合來看，絕對是相映成趣，為什麼那麼多女孩喜歡「霸道總裁愛上我」、「臣妾宮斗」，也就毫不奇怪了吧。

03 結語

我們女同胞在社會上的地位，除了未婚的女同胞是候補者以外，簡直一句話，說無一個不是娼妓或者奴隸的地位。

試問我們上中社會的女同胞沒有耕種，何以有飯吃？沒有紡織，何以有衣穿？沒有職業，何以能生活？都不是男子給予的么？男子為什麼有給予的義務呢？女子為什麼有受給予的權利呢？我們買一個東西不有給代價的義務嗎？我們賣一個東西不有受代價的權利么？我們女同胞的生活不是男子買了她們的節操給的代價么？不是她們將節操賣給男子得的代價么？

簡直說：我們女同胞不是吃的節操的飯么？試問娼妓吃的什麼飯呢？她們不也是吃的節操的飯嗎？節操不是她們取生活之資的商品嗎？

——李人傑《男女解放》，《星期評論》第31號，1919年12月28日。

這是一篇長文，將婚姻中的生活附屬關係等同於「娼妓」，轉引這一段，不代表我同意他的觀點，因為即使是在20世紀初，這種觀點也是非主流的女權主義觀念，不過反對者們提出的觀念的基礎核心仍是男女之間，有「相愛的高尚感情」，並由此建立家庭，進行權利的分工。

然而，我們看看《我的前半生》中子君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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