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相似性——秦的獨裁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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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被強調為經濟和皇權的基礎，吃苦耐勞的農民農閑時可從事徭役或從軍。貿易和商人被認為是寄生者和潛在危險的皇權競爭者，因而部分地危及能減少地主勢力威脅的長子繼承權的廢除。但秦制度的主要靶子則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會提問題，會考慮其他的可能選擇或指出缺點。中國已經存在著以孔子和孟子（孔子死後的追隨者）為光輝榜樣的學者、哲學家和道德家的悠久傳統。秦視這些人為破壞現狀的搗亂者（這一點可能沒錯）。秦是公開的極權主義國家，它的使命感使它更加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見。

秦始皇開始迫害知識分子，下令活埋對他的政策提出質疑的數百名學者，焚燒所有可能助長不良思想的書籍。被毀的文獻包括自古以來積累的寶貴資料。不允許讚美過去；不允許批評當今；不允許對未來提出建議，除非來自官方。這些政策，尤其是焚書，深深背離了中國人尊敬書寫的文字和保存記錄的傳統，引起後世學者和史學家對秦始皇的譴責。秦始皇無疑是一個殘忍的暴君，他渴求權力達到了不近人情甚至墮落的程度。但是，他的手段儘管嚴酷，卻在一團紛亂中建成了一個帝國，並且奠定了秦及其後各代中華帝國的大部分基礎。

秦始皇的政策中，很多都是丞相李斯制定的。李斯的生涯頗像印度孔雀王朝的考底利耶。他是將秦代嚴厲管制一切的國家政策具體化的新哲學學派法家的奠基人。這種管制通過大大膨脹的國家官僚機器和嚴厲監視一切教育而加強。只有那些支持國家意圖的價值觀被反覆灌輸；強調實用技藝，壓制批評性質疑。同孔雀時代的印度一樣，成立了嚴密的警察組織和秘密機構，來搜查和懲處持不同政見者。另一個造成人心騷動的原因是，不論國內還是出國旅行，除特許外，一概禁止。

建立一個帝國，在任何地方和以任何方式，都是一件艱難的事業，任何情況下都會有人懷疑其效用。以巨大生命代價強制統一在一個帝國內，或分別保留各自的地區文化和國家，這兩者之中究竟哪種方式能帶給人們更好的處境呢？不幸的是，力求建立帝國看來是人類的普遍弱點，如同借宗教之名行殘暴之實。兩者都冠以崇高思想或者不過是不惜代價的自尊而至少對某些人有吸引力。中國即使以這種手段一旦統一，從此就抱定了莊嚴的統一思想。每次王朝覆滅後的分裂時期都被看成失敗，而且每次的結局都是帝國的重建。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秦所代表的新秩序的魅力。那時，大多數人顯然已經準備好與封建主義的過去決裂，轉向以成就而非出身為基礎的制度。秦人堅信他們的制度是進步的；他們不現實地自信創建了一個更好的社會。為一個振奮人心的全民目標獻身，這本身就極具吸引力；其目的顯然是替那些針對人民的背信、殘忍和野蠻等等手段辯護，而人民卻被認為是新制度的受益人。

先秦政治家和法家學派的真正先驅商鞅，將治國策略概括為如下的極權主義論點：

輕罪也要重罰。……如果無人敢犯輕罪，重罪就更不會發生。這就是所謂的「通過立法制令來統治人民。……」（原文：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

一個國家如果上下目標一致能保持十年，它就會強大一百年；能保持一百年，它就會強大一千年……因而將能成就霸業。……（原文：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

人民想要的東西多得無法計數，但能使他們受益的只有共同的一件。除非人民齊心一致，否則無法讓他們滿足慾望。因此，他們要統一起來，這樣他們的力量也就加強了。（原文：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則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強。……）

如果你規定了人民喜歡的東西，他們就會因為存在他們不喜歡的東西而煩惱；但如果你規定了他們不喜歡的東西，他們就會因為還能享受他們喜歡的東西而快樂。（原文：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

換言之，團結就是力量，但政府最了解什麼對人民有益。法家學派主要人物是哲學家韓非子（卒於公元前233年），他也強調嚴刑峻法的必要，認為那是在統治者領導下建立秩序的惟一手段。人本質上是自私的，他們必須為相互行為彼此負責。公元前221年前，從其他國家到秦國訪問的人指出了他們在那裡感受到的積極而自信的氛圍，他們確信秦代表著「進步」，是理應普遍仿效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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