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致力宣傳的重點!

　　當然，現代政府有時也會出台類似的政策，例如香港政府抬高了內地居民在港置業的門檻，內地一些城市也曾禁止老外在當地購買商鋪，如果買房的話只許買一套，而且還必須是為了居住，不能用於炒賣。這些規定是為了避免外來移民參與不動產投機，進而把房地產泡沫吹得更大。

　　宋朝的房地產泡沫並不大(南宋前期除外)，朝廷不讓老外買房，主要是害怕老外在中國買了房子以後長期定居，學會了中國的謀略，掌握了中國的機密。

　　為了防止老外「師華長技以制華」，宋朝政府不光禁止老外在中國買房，而且禁止老外購買中國的地圖、史書和地方志。外國使臣來到宋朝，宋朝一定配備「館伴」若干名，寸步不離地陪伴他們，表面上是為了讓人家吃好玩好，實際上是監視人家，防止他們複製我們的地圖和史書。

　岳飛也是直到這個時候，才因現實需要被冠以「民族英雄」的頭銜清末「史界革命」的直接成果，是打造出了一套自黃帝到洪秀全、傳承有序的「民族英雄譜系」。岳飛自然也是這譜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當時文章，對岳飛多冠之以「中國民族主義第一偉人」、「中國民族排外第一偉人」等尊稱，說他「轟轟烈烈，手刃外種、口嚼外種、足踢外種，至死不變」，實乃「宗尚民族主義之一絕大偉人」，且「為種魂、為國魂、為中國民族之天神」，在眼下「茫茫黃帝之血裔、莽莽神州之輿圖」被異種之人盤踞之際，頂禮膜拜岳飛這位「嗜殺異種如命之偉人」，乃是不可須臾稍緩的當務之急;甚至說「吾寧夭折早亡，以見我廓清胡虜、志復中原的民族偉人岳飛」。其餘如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等，都是當時知識分子致力宣傳的重點「民族英雄」。而在此之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這些歷史人物的標籤普遍是「忠臣義士」。

　　但「民族主義救中國」本是晚清知識分子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帶有強烈的現實功利色彩，加之梁啟超、宋教仁等人自身對「民族」、「民族主義」的認知並不到位，故而所謂「中國民族主義第一偉人」，在知識分子們的描述下，更像是「中國種族主義第一偉人」。在當時沛然莫御的岳飛崇拜浪潮中，蔣智由算是比較理性的一個。他曾撰文指出，岳飛抗金成績有限，「不過有數次戰勝之功，而克複土地數處而已」，所謂直搗黃龍，恢復故土，不過是「一將來之空想」，後人對其戰績的崇拜，不過是「轟動於虛聲，而非事實」;但即便如蔣智由這般理性之人，也誤把「種族」等同成了「民族」，他在文章中說，國人之所以崇拜岳飛，正說明國人天然存在一種「種族之見」，只要激發出這種「種族之見」，則「我種人必有恢復神州之一日，而東亞大陸必歸於我種人為之主」。上段所引資料中頻繁出現的「外種」、「血裔」、「 異種」、「 胡虜」等字眼，無疑也很能說明這一點。

毋庸置疑，岳家軍在對外抵抗金人入侵，對內平息武裝動亂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作用，正史中即已有太多誇張——據宋史學家、《岳飛傳》作者鄧廣銘先生考證結論，《宋史·岳飛傳》所載岳家軍最輝煌的「朱仙鎮大捷」——大破「拐子馬」，擊潰金兀朮10萬大軍，其實根本不存在，實屬岳飛之孫岳珂杜撰，元代編纂《宋史》，直接照抄了岳珂的說法。事實上，「岳飛和岳家軍中的任何一支部隊全不曾到過朱仙鎮」。 《宋史·岳飛傳》還說，「朱仙鎮大捷」後，朝廷一日之內用「十二道金牌」命岳飛班師，導致伐金大業功敗垂成。「十二道金牌」之說，也已被鄧廣銘先生的詳細考證所否定。(具體見《〈鄂王行實編年〉中所記朱仙鎮之捷及有關岳飛奉詔班師諸事考辨》，收錄於《鄧廣銘治史叢稿》)赫赫有名的「朱仙鎮大捷」尚且子虛烏有，其他抗金事迹，更未必全然屬實，譬如八字軍統帥王彥攻拔新鄉城的戰功，就被岳珂移花接木算在了岳飛名下，《宋史·岳飛傳》亦照抄不誤。

　　正史既已如此誇張而難盡信，《說岳全傳》一類文藝作品，自然更無討論的價值。但最關鍵的問題還不在此，而在於：雖然後世不少人堅持認為若岳飛不死，則伐金大業可成——《宋史·岳飛傳》的撰寫者最為典型，他的觀點是：「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但若回到南宋初年真實的歷史情境之中，岳家軍的解散，實可謂朝野內外的一致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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