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投資將進入數字化時代

聚焦

2017年6月7日，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了《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投資和數字經濟》。報告分析了2017年全球各地區的投資趨勢，並重點指出，數字經濟正成為全球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一環，它改變了全球經濟投資模式，逐漸影響全球價值鏈取向，但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政策挑戰。為此，各國政府須制定數字化發展戰略，應對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報紙原文：《全球投資進入數字化時代》

李書峰 編譯

2016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下降約2%，降至1.75萬億美元。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下降了14%，降至6460億美元，流向最不發達國家和脆弱經濟體的投資維持波動和低水平狀態。2017年的預期謹慎樂觀。雖然2017-2018年度外國直接投資流量會適當恢復，預計在2017年增加到1.8萬億美元，2018年增長到1.85萬億美元，但依然會遠低於2007年的高峰。值得注意的是，數字經濟正逐漸成為全球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部分。

數字經濟重要性逐漸凸顯

首先，數字化發展正在影響越來越多人的生活。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的統計，最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中四分之三的人口在使用互聯網，三分之二的人口使用網上購物。按照互聯網滲透率（互聯網使用者與總人口數之比）的地域劃分，2016年發達國家該比率為83%，發展中國家為39%，非洲為20%，亞洲為4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為55%，轉型經濟體為55%。

其次，數字經濟在全球經濟的佔比逐漸增大。商對客電子商務模式（B2C）的交易量從2010年佔GDP的0.5%增長到今天的1.5%，但是在商業交易中，企業對企業電子商務模式（B2B）之間的交易量比B2C的交易量還要高三分之一。另外，在GDP總量佔全球70%的經濟體中，互聯網產業為它們的GDP貢獻了四個百分點。

數字經濟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主要動力，基於數字技術在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貿易中的應用，數字經濟正逐漸成為全球經濟中至關重要的部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斷提高所有生產行業的競爭力，並且為商業和創業提供新的機會以及更多的海外市場准入。同時，全球數字鴻溝的存在對社會和發展造成潛在的負面影響，產生複雜的互聯網規範問題。決策主體亟待解決相應的挑戰，尤其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數字經濟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並存。

數字經濟對投資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投資對數字化發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數字技術的採用改變了跨國公司的國際業務以及子公司對東道國的影響，而所有國家的數字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都需要針對性的投資政策。向數字經濟過渡是所有國家的主要政策導向，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既可以從數字化中獲得顯著的經濟效益，也能拓展海外市場增加出口，實現國內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和全球價值鏈的關聯。另外，利用不同國家特定的市場條件，如農業、教育、健康等方面優勢創造新的市場，開放更多的細分行業，新商業模式的形成亦成為可能。

數字化機遇與風險並存

數字經濟有助於解決具體的社會或發展挑戰。數字技術有效增加了獲取基本服務（電子健康、遠程教育、金融服務）的方法，並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和效率（電子政務），支持政府反腐敗工作。一般來說，數字化可以在社會和經濟交互中擴大選擇並降低交易成本；通過允許用戶創建、訪問、利用和分享信息改善生計；並通過使用社交媒體擴大公民賦權和集體參與度。

信息和通信技術（ICT）一直是國際生產增長的根本推動力，而數字跨國公司是全球數字經濟的推動者，它們為數字化提供了基礎設施和工具。在近十年中，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增長，跨國公司在國際生產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數字跨國企業不僅在所有行業中均處於領先地位，而且藉助在資產總額中的較高佔比，改變了傳統的就業機會和資產結構。

2000-2010年全球數字跨國企業前100位的排名並無明顯變化（根據國際資本佔比排名），但是2010-2015年全球一百強企業中數字跨國企業所佔數量翻了一番多，從4個增加到10個。以信息和通信技術為主的企業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大規模運營，如Instagram、Uber。科技跨國企業主要來自美國，發展中國家佔比極低。以Alphabet、Microsoft等企業為例，它們已經成為數字產品和服務行業的領導者，但是不同類別中最大的公司並不等同於真正的全球性企業。例如百度、網易，它們的國際資本佔比少，市場高度集中於國內。

科技跨國企業的快速增長得益於多種關聯要素的相互作用，包括數字革命帶來的強大技術和市場動力、高利潤率和流動性產生的金融可靠性和支付能力，以及企業管理文化的創新。因此，科技跨國企業在核心領域佔據主導地位，而且延伸至數字領域。在短短几年中，部分科技跨國企業已成為數字化經濟的中心。跨國公司利用成本差異，控制資源以拓展國際業務，進入海外市場，並通過國際生產網路創造新的治理和協調機制，尋求更有效率和更具資源的投資，影響跨國投資的數量和方向，改變跨國企業的業務類型以及全球供應鏈的治理模式。

但是風險依然存在。對於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來說，因缺乏投資、技術和生產能力而產生的數字鴻溝使得數字化的過程複雜而艱難。其次，完全應對傳統的發展挑戰仍存在限制，比如數字技術能夠實現遠程教學、醫療，但是不能替代傳統的學校和醫院。第三，政府的監管職能受到挑戰，一方面需應對數字化和自動化所帶來的就業不平等問題，另一方面要應對數字安全和公民隱私等問題。第四，數字化發展將所有國家牽扯其中，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對少數數字跨國企業的依賴性，導致它們進一步被全球經濟邊緣化。

數字戰略與投資政策並重

隨著廣泛的投資政策建議和數字化發展被逐漸認同為經濟增長的關鍵途徑，各國政府紛紛制定數字化發展政策。從寬頻計划到數字化發展戰略，再到工業4.0願景等，正配套建設數字化發展必須的基礎設施和產業。但是迄今為止，多數數字化發展戰略並沒有為投資決策者提供有效的指導意見，而且缺乏具體的配套措施。

此外，數字經濟不僅能夠改變國際生產，而且能夠改變投資格局，因此數字經濟的綜合投資政策框架不僅要確保將數字化發展嵌入到投資政策中，同時要確保將投資政策納入到數字化發展戰略中。

首先，應將數字化發展納入投資政策。從國家層面，決策者需評估現有投資法規受到數字化發展影響的程度，使投資規則現代化，以減輕數字化帶來的風險。從國際層面，需適應不斷演變的電子商務和服務貿易等國際投資規則。其次，要將投資政策嵌入數字化發展戰略。政府需評估數字化發展戰略中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包括寬頻覆蓋和互聯網基礎設施等。要通過產業集群政策和重心扶持，改進創新融資方式，推動本國企業發展；為私有化投資創造適當的環境，完善投資規則和法規促進公共服務，維護公共政策目標，建立全面的數字連接。要通過加大在信息通信技術和相關技能等領域的投入，獲得低成本的數字服務，例如雲服務。此外，還應建立和完善電子政務服務，為當地投資者創造需求，降低經營成本。再次，應建立各機構之間的協調進程和溝通渠道，制定包括數據安全、隱私權、競爭、消費者保護、國家安全等在內的最新法規，解決公眾關注的焦點問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6期第7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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