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齋到大眾：中國美育的歷程

美學自清末民初引入中國以來，到如今已漸褪去神秘色彩。在現代學科體制下，美學雖是專門之學，但自創立之初，美學家們就重視其在教育實踐中對於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意義。由於美學進入中國之時正處國家憂患頻仍之際，因此，對美育的重視又與改造國民性和振興國家的宏大命題相關。蔡元培在《美育》中論述到，教育的目的在於使人有適當的行為，因此德育為教育之中心。德育的完成有賴於兩個方面的準備：一方面需要考察因果、計算利害，屬智育的範圍；另一方面則需要超出利害之計與人我之別的感情，屬美育的範圍。「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於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他在另一篇《美育與人生》中又說， 「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其中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是重視美學的實踐性，它不只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對現實人生有著深切的關懷和引導意義；另一方面，雖然美學理論是美育的基礎，但它對於一般非專業人士來說較為艱深乏味，因此需要藉助一些美的對象來充當教育工具。

至於什麼能夠成為「美的對象」，蔡元培在《美育代宗教》中指出，美育的範圍不僅限於繪畫、建築等視覺藝術，而是「包括一切音樂，文學，戲院，電影，公園，小小園林的布置，繁華的都市（例如上海），幽靜的鄉村（例如龍華）等等，此外如個人的舉動（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談），社會的組織，學術的團體，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種種的社會現狀，都是美化」。可見，他所劃定的美的對象範圍頗為寬泛，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任何引發美感的事物都被涵括在內。

這一時期具有美育意義的著作，可舉朱光潛的《談美》為例。《談美》寫於1932年，在此之前朱光潛已完成《文藝心理學》，該書是為專門研究美學之人而寫，而《談美》則是以向一位朋友談話的口吻寫就，力求明白曉暢。在表明此文寫作的目的時，朱光潛也從對時代的關切出發，認為中國社會的糟糕狀況不全是因為制度，大半是由於人心之壞，而人心之壞則是因為不能超脫於現實的利害關係之外，不能保有一種「無所為而為」的精神。因此，為凈化人心，最重要的在於使人生美化，而在他看來，藝術之中正具有這樣的精神，他希望將自己在研究美學時所得的關於審美活動的經驗寫出來，啟發青年朋友們能夠在對藝術以及一切具有美感事物的觀照中養成一種審美的態度，並將這種審美經驗推廣到對人生世相的思考中去。在國家積貧積弱的時代，美育的意義不僅在於個體人生的完滿，更在於以此為基礎實現國家和社會的療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歷了三次「美學熱」，分別是二十世紀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二十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以及二十世紀90年代至今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思潮。相比較而言，「美學大討論」主要是學科內部的討論，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美學才躍升為顯學，顯示出其創造性和活力，併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效應。在這一熱潮中，有兩部著作曾產生過較大影響，其一是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另一是宗白華的《美學散步》。李澤厚在當時具有青年導師的身份，作為其代表作之一的《美的歷程》風靡一時。與當時許多著作試圖建構起系統化和體系化的美學一樣，這部書「是對中國數千年的文學藝術所作的鳥瞰式的宏觀美學把握」，並提出了諸多具有獨創性的美學觀念。翻閱《美的歷程》，既會看到作者貫通中西、熔鑄古今的理論抱負，也會為其才華橫溢的文思妙筆所感染，由此不難想見，在思想剛剛鬆動的當時，這部書所引發的轟動。

與此書的風格不同，《美學散步》則是一本美學論文集，宗白華所嚮往的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散步式的運思方式，而這種方式似乎更貼近於中國傳統美學精神。宗白華對於中西方美學思想與藝術作品熟稔於心，因此在對作品進行分析時既十分精到，又能在不同文化與藝術門類間進行對照，發現其中的共通性。作為《流雲小詩》的作者，《美學散步》的語言是詩意而美妙的，因此這部集結了作者將近一生美學思考的著作，本身就是宗白華藝術化人生的寫照。

當美學熱逐漸回落之後，美學逐漸失去其顯學地位，但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和社會的轉型，消費主義和文化熱興起，美學也走出了狹小的專業領域而步入日常生活。在此之前，對大眾進行美育的要求源自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而在當下，美育則成為人們擺脫衣食之憂後的切身之需。現在，人們有更多的機會走入美術館，閱讀經典，接觸形形色色的藝術作品，但美學和藝術知識的匱乏又使他們無法更深入地領會其中妙義。這一時期，對知識的迫切期待催生出大量美學普及類作品，譬如以蔣勛為代表的作者，即是以更為親切可感的形式對經典文學藝術作品進行解讀，積極調動讀者的感受力，將自身作為現代人的生存體驗融入審美觀照中，生髮出個體獨特的審美體驗。

如今，美學和藝術廣泛而深切地參與著人們的現實生活，回望上世紀初先賢們的美育實踐，他們對美育的期許和對藝術化人生的追求，或許在當代才具有實現的可能。（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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