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粟的藝術道路

劉海粟（1896—1994），傑出的美術家、教育家、美術史家、畫家，字季芳，號海翁。祖籍安徽鳳陽，生於江蘇常州。

黃山雲海

我生在常州市一個沒落的書香門第，時值清末，社會黑暗，政治腐敗，賣官捐官，「老爺」滿街走，大多敲骨吸髓，無惡不作，加上列強入侵，洋貨傾銷，城鄉貧民饑寒交迫，怨聲載道，階級矛盾激化，危機四伏。

父親劉家鳳，字伯鳴，民族意識很強烈，少年時代參加過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血戰六年，受過重傷，直到義軍全部覆沒，才回到家中。祖母已經認不出自己的兒子，憑著手臂上的痣，才看清是我的父親。

父親終生不應科舉，在故鄉經商，臨終遺命以明代衣冠入殮。他平生急人之難，樂於幫助貧苦鄉親，頗有長者之風。

叔父家麟僅做過一任知縣，卻終生要人喊他「老爺」，愛擺臭架子，對僕人佃戶總是大聲呵斥，聲色俱厲，等級觀念非常顯明。

少年時代，我喜歡同守門人薛六的兒子祥福在一起玩。他大我三四歲，心靈手巧，會糊很漂亮的風箏。有一回，堂兄長哥哥看中了他製作的風箏，提出要換，他不大樂意，爭了兩句，被叔父聽到，認為「以奴欺主，亂了綱常」，叫僕人將祥福吊在祠堂門前鞭打。薛六叩頭求饒，我和長哥哥也請求不要再打，叔父卻暴跳如雷，並罵我「沒有出息」。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引起了懷疑：同樣都是人，為什麼這樣不平等？從此，對叔父非常不滿。

十歲前後，有一次過年，大廳里掛滿祖宗遺像，全家焚香叩頭，只有我行鞠躬禮，不肯跪拜。叔父認為大逆不道，還譴責父親溺愛不明，將來不可收拾。父親淡然一笑，我未曾受到責難。

叔父堅決反對我學習繪畫。他說：「只有五房劉壽恆那樣的啞巴阿叔，才去學沒有用處的惲南田派花鳥；七房的跛子是為了糊口，不能登大雅之堂才去習繪事。你是個聰明孩子，應當讀書做大官，榮宗耀祖！」

我大膽頂了他一句：「你一輩子，不才當上個芝麻綠豆大的官兒么？我非學畫不可，用不著你來管！」

他氣急敗壞地說：「孺子不可教也！」

父親對這件事的反應仍然是淡然一笑。

白龍潭勝景

我的母親洪淑宜是文學家洪亮吉的小孫女。她是我文藝方面的啟蒙老師。夏天，她讓我坐在膝頭；冬夜，她坐在被窩中，將我抱在懷裡，讓她火熱的心胸貼著我的背脊，教我一句一句地念唐詩。直至她老人家去世，我對這些詩也不能完全理解，只是覺得好聽、有味，很不費力就記住了。

童年，母親講得最多的兩位文藝家，便是洪北江先生及其摯友黃仲則。講到他們生死不渝的深情，她對祖父數千里奔喪迎葬黃景仁一事感到無比自豪，常說：「士必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包括人品道德、學識修養。無品而藝高者，楊素、劉豫能詩，蔡京、嚴嵩工書，錢牧齋詩文俱佳，注杜詩見解不凡，終為人品所累，見輕於士林，為人不齒。對貧苦朋友要處處關心，生養死葬，遺孤撫恤，一件想不到，便不能算好朋友。只圖自己錦衣玉食，脅肩諂笑於權貴之門，趨奉惟恐不及，忘卻生靈塗炭、同胞輾轉溝壑者最可恥。生無益於人，雖生猶死。夫士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忘卻吾民哺育，以能事公卿自傲者，其文藝必無足觀。兒其勉乎哉？！」

自清代康熙年間開始，迄於民國肇造之初，摹惲南田花鳥，在常州一帶地方私塾是必修課之一。我也愛此道，但摹法不同於諸位同窗，苦求筆筆與原作相似，而是師法其意，由自己興味去驅使筆墨，在形上並不機械地複製。善良而又古板的老夫子無法接受這種破格，被斥為「亂塗」，一定要重來一遍，依樣畫葫蘆。後來我題畫時寫過「劉海粟亂塗」，出典即在此。孩子的心一片天真，最忌束縛，我有三四個學生，他們的孩子畫得很好，其「奧妙」就在於誘導小朋友發揮兒童視覺特點，保持天真，筆墨出於自然。若代擬粉本，或叫孩子去仿老頭兒、老太太的作品，很快就完了。我不贊成蒙師教畫方法，我的同學中沒有一個人成為畫家，就是很沉痛的例子。但是，老先生培植了我對藝術的愛，這一點至今不忘。

黃山絕秀

姑父屠敬山先生見我臨畫，便向我談起惲南田甘於貧苦、終生不仕的品格，指出師其畫必知其人：「壽平非雕蟲之徒，書法題跋，工絕一時。詩為昆陵六逸之首，寫兵荒馬亂則『血雨重城雞犬盡，黃埃千丈馬駝回』，『鳥鼠窮檐盡，炊煙萬井消。流民猶遍野，哀嘆在今宵』，寫世態則『日月無聵聾，江河忽喑啞』，『沐猴稱上客，屠狗散夷門』。要多讀他的畫外著作。」

因為自己稍有體會，後來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比較重視美術史教育，請滕固、潘天壽教中國美術史課，並向中華書局推薦鄭午昌的書稿《中國畫學全史》出版。我在1928 年編輯《海粟叢列》（包括《西畫苑》《中國名畫大觀》）用圖近兩千幅，輯錄馬奈、莫奈、馬蒂斯、梵谷、特朗、雷諾阿諸家評傳，選輯名作，都和普及美術史的知識有關。由於製版條件的限制，色彩很不理想，只要精力許可，還想做這方面的工作。至於編譯《現代藝術論》《十九世紀法蘭西美術》《從戈雅到高更》等專著，目的也一樣。了解一位藝術家，必須知道他的生平，藝術淵源，同輩人風格如何，社會背景如何，分析比較，方見異同。做學問是艱苦的事，而樂在苦中。至今我也樂此不倦，再有90年，依然不夠用。

14 歲那年，我在上海布景畫傳習所就讀半年，課餘時間，常常到外灘外國人開的書店買書。返回常州時，帶了格列柯、委拉斯開支、倫勃朗和戈雅的作品選集，印得很精緻，畫的思想性、藝術性都較高，就是宗教作品，其中也曲折地反映了人世間的悲歡，使我很喜愛。當時中國買不到油畫顏料，我就用亞麻子油調著色粉在布上試畫，幹得很慢，色也不勻，干後又變色。周圍沒有精研此道的同好可以討論，路是很艱辛的。和我同時起步的人，已經全部作古，我至今懷念那些曾經給我以勞動喜悅的早年習作，可惜全部散失了。

14 歲時，母親謝世，我悲痛異常。家無主婦，很多事是姑母前來照料。姑母女兒楊守玉和我同歲，略小几個月，幼年青梅竹馬，個性甚投，稍大拘於禮教，已經不能單獨見面。父親很喜歡她，她也愛好書畫，頗有才氣。姐姐慕慈問過我的婚姻理想，我說像表妹那樣便可以。後來慕慈姐向父親提出，老人欣然同意，但到請命相家合婚時，認為八字相剋，叔父又從中作梗，婚事便成泡影。

我從來不相信命運，為什麼人的終身大事要由算命先生來決定？這一切太不合理了。想到幾千年來被愚昧和封建勢力摧殘的許多有情男女，令人悲憤。我讀了一些西方名著的譯本，如盧梭的《民約論》，傳記作品《聖女貞德》《羅蘭夫人傳》等等，更加感到同封建倫理格格不入，欣然接受了孫中山、章炳麟、蔡元培等人的革命思想。後來，這些民主主義思想反映在我的教學和創作活動中。

父親年老多病，急於要為我完婚，便同丹陽大戶、在清代任過知府的林家女兒結親。

迫於父命，我和林小姐拜了天地。等到夜靜客散，我悄悄到父親休息的書房，放聲痛哭。回門時，兩位舅兄要陪我抽鴉片煙，小姐向父母訴說婚後二人不同居，我便遭到軟禁。幾天後，父親到了丹陽，我去看父親，堅決要求取消婚姻。父親愛子心切，終於妥協。我不敢返回林家，一人匆匆逃到上海，準備赴日留學。當時，長兄際昌正在日本讀書，可以對我有些照顧。

上海的太姑母不願我遠離故土，打電報找來父親，阻攔我扶桑之行。

辛亥革命勝利，上海光復，先兄接蔡松坡將軍電，繞道河內入雲南主持財經工作。我去日本，父親更不放心。

14 歲那年，我到上海布景畫傳習所學過畫。同學烏始光同我最稱莫逆。他大我二十多歲，我把辦美術學校一事和他商議，他表示支持。經過具體研究，制定了較周密的計劃，父親和大兄也樂於解囊相助，這樣上海圖畫美術院誕生了。

從此，我與藝術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最大的精力獻給了這一事業，在民主主義思想指引之下，對祖國的美術事業，做了力所能及的貢獻。

辦學、創作，構成我一生文藝活動的雙翼，不可分割。

這個學校的路標是我所擬定的三條：

第一，我們要發展東方固有的藝術，研究西方藝術的蘊奧；

第二，我們要在殘酷無情、乾燥枯寂的社會裡，擔負起宣傳藝術的責任，推動中華藝術的復興；

第三，我們沒有什麼學問，我們卻自信有研究和宣傳的誠心。

這三條揭載於報紙之後，引起社會上一些遺老遺少的嘲弄。有人公然提出：「美術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東西，要辦專門學校去學，未免多此一舉。」這類論調對我們辦學起不到什麼阻礙作用，只要自己信念堅定，外因可以排除。

比較大的困難還是經費。父親津貼顯然不足。大哥後來是雲南鹽務稽核所總辦，一向潔身自好。每天鹽稅收入幾十萬兩銀子，這筆巨款只需存入銀行一天，利息就是幾百元。但他不願這樣做，只是在他的工資之內抽出錢來支持學校費用。伯兄贈我一部宋拓柳公權《玄秘塔》，紙墨佳絕，清勁沉厚，古氣森然。平時天天臨寫，見帖如見兄，愛若拱璧。1913 年4 月，房租及教員工資無法開支，出於急需，只好請烏始光將此帖送通運公司抵押400 元。後來贖回，喜出望外。

荷花翠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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