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的政治人生

提起王蒙，始終繞不過兩個詞：「文學」和「政治」。在當代中國文壇，很少有人能像王蒙一樣,既頭頂曾任文化部部長、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的政壇光環，又肩擎茅盾文學獎等諸多文壇殊榮。然而，這恰恰也是王蒙身上存有諸多爭議的原因。作為一名政壇上的文學健將，文壇中的政治精英，他不僅收穫了兩方面的鮮花，又不可避免地要承受來自各方面的「臭雞蛋」的攻擊。這些年來，王蒙憑藉睿智、寬容和良好的自我平衡能力遊走於文學與政治之間，彈奏出了一首精彩的人生圓舞曲。

近期，借河北省政協文史委小熊女子讀書會閱讀王蒙《中國天機》一書的契機，作為家鄉政協的代表，筆者有幸在北戴河中國作協療養中心採訪了王蒙，聽他聊一聊與政治難解難分的風雨人生。

立志當一名職業革命家

「5歲到11歲，我的追求是當一名好學生。11歲開始，我的追求是當一個革命者，而且是職業革命家。不到15歲，我已經離開學校，成為一名青年工作幹部了。19歲，我開始了對於文學的義無反顧的追求。23歲，我卻又在「反右」鬥爭中落馬……」從王蒙的緩緩敘述中，記者了解到，王蒙生於1934年，河北南皮縣人，成長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烽火狼煙之中。少年時王蒙眼看國家滿目瘡痍，人民貧苦不堪，曾多少次眼含熱淚下定決心，為了中國願付出生命，他說：

我們這一代人，拿我來說吧，因為從很小的年齡就接受左翼思潮的熏陶，進而就升華成一種思想，一種理念，希望這個社會能建設成一個共產主義的、大家平等的、大公無私的社會，別弄成窮的窮，富的富，整天搞階級鬥爭，鬧矛盾的社會。你們現在的年輕人不能體會到，當時的國民黨，別的咱們不細說，起碼是沒有掌控能力的一個政黨。美國的漢學家費正清就說，不管你對國民黨有什麼看法，但是你要知道國民黨出城兩公里以後，他啥事都管不了。這時候你再一看，共產黨的效能特別高。新中國的成立，我老說我們有一個「光明的底色」。我們在十五六歲十八九歲期間，看到的都是欣欣向榮。北京解放前，到處都是垃圾堆，東單體育場是個大垃圾堆。跟戰爭也有關係，拉不出去。國民黨也沒人力，沒物力，沒經費，也沒人好好乾。可是一解放，共產黨的軍車，這麼多的垃圾，3天全部拉走。國民黨的窩窩囊囊和共產黨的雷厲風行完全不一樣。這樣一個光明的底色，就讓人覺得什麼困難都能克服。甚至還有某種自信，不管碰見什麼事，如果你自己端端正正地往前走，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現在你的處境這樣，也許將來處境能夠改善。

王蒙介紹說，他的父親王錦第畢業於北京大學，父親的同窗有何其芳等人，後來成為了他左翼思想的啟蒙老師。與共產黨人李新、何平等人的接觸，使王蒙進一步在思想上傾向共產黨。共產黨的高效為民與國民黨的貪污腐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王蒙在小學三年級的作文中就宣稱：「假如我是一隻老虎，我要把那些富人吃掉。」他接近黨組織，成為黨的外圍組織成員，主動尋找機會為黨做事。1948年10月，在他還差5天不滿14周歲時，成為了共產黨的候補黨員。北京一解放，不到15歲的他又放棄了高中的學業，成為一名青年幹部，到共青團北京市委工作。那會兒，王蒙甚至還渴望著有一天被派到台灣，從事地下革命工作……

「放棄學業，當一名職業革命家。」今天的年輕人也許不能理解當時王蒙的選擇。王蒙說：

我孫子14歲的時候，整天打電子遊戲。我對他說，在你這個年齡，我已經是革命者、「地下黨」了。孫子立即回答：「可憐的爺爺，你小時候肯定沒什麼玩具。」他說得沒錯啊，這個年齡本應該遊樂，可我呢，整天在家裡做地圖，研究政治、戰局。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給少年兒童提供玩具。如果一個社會連兒童這點兒快樂的要求都滿足不了，兒童就有權利選擇革命，推翻你這個社會。

在那個時代，革命是一種潮流。王蒙，沖在革命最前端，沉醉在勝利與解放的凱歌里，「共產黨、解放軍對於我好像是把神杖，是到處點石成金、化悲為喜的神人……」少年王蒙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正如歌里唱的一樣，「母親用共產主義為我們命名，我們開創新的世界」。

走向文學

1952年和1953年，不論對於國家還是王蒙，都是有特殊意義的年份。1952年伊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1953年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到處都是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局面。

這是一個偉大的嶄新時代。沐浴著新中國和煦燦爛的陽光，王蒙說，「青年人熱烈地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社會出現的那些新面貌、新希望，給我的印象特別深。」骨子裡渴望激情與創造的熱血，使青年王蒙不甘於每日工作的單調枯燥。他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這個想法「像閃電一樣照得我目眩神迷」：如果王蒙寫一部小說？長篇小說，長篇小說……

這一年，王蒙19歲，他開始了「真正的愛情和真正的寫作」。與「親愛的芳」開始戀愛，而寫作喚醒了王蒙所有的美夢和情感。《青春萬歲》是王蒙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描寫了當時一群天真爛漫的北京女中學生的生活。同時，王蒙發表了數篇散文、小說，甚至還創作了話劇劇本寄給曹禺，曹禺邀請王蒙去他家做客……從此，王蒙走上了寫作之路。

30年後，法國《解放報》記者提問王蒙：「你為什麼寫作？」他回答：「因為生命太短促，而且美麗。我確實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出人頭地，我堅決相信我們這一代人是不尋常的，我們親眼看到舊社會的崩潰，我們甚至於參加了創造偉大嶄新歷史的鬥爭。你如果不寫，你留下的是一大片空白。」

為什麼選擇寫作中學生題材的《青春萬歲》？在王蒙的自傳中，他提到這是一件只有王蒙能做的事。他這麼解釋：

要是年齡太大的人，他並不體會那時候十五六歲、十七八歲的一群中學生（的心情）。你要知道，寫中學生的作品，外國也有，比如，蘇聯就有，中國少數的也有，但是往往它被看作一個兒童文學題材。可是我寫的這個，又不是兒童文學。因為趕上了社會的大變革，革命的成功，這都不是兒童的題式。所以（小說）架子拉得很大，感情也很深，意義也很大。要是年紀太大的話，是離開的。年紀太小的話，又寫成兒童作品了。所以我說的「只有我能做的事」就是這個意思。

走向文學之路浪漫而美好。王蒙熱情地謳歌著革命、社會、生活和愛情，他慨嘆：「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青春萬歲！

到最遠的新疆去

1956年，王蒙發表了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篇小說描寫了某區委組織部的一個新來的年輕人林震初到組織部，對工作的一些思考和看法，尖銳地批評了機關工作中的消極因素，包括官僚主義和主觀思想，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關注。圍繞這篇小說的爭論甚至驚動了毛澤東，他曾發言「力挺」王蒙……但是最高領袖沒能保護得了王蒙，處於風口浪尖上的王蒙受到批判，就連已決定連載《青春萬歲》的上海《文匯報》，也怕惹上麻煩悄悄撤稿。緊接著，反右運動中他被打成「右派」，繼之「文化大革命」……在五六十年代一波又一波運動、鬥爭的浪潮中，曾經的紅少年王蒙不斷受到衝擊，甚至被打成「右派」。

離開北京？離開北京！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北京，離開革命浪潮波濤洶湧的北京。此時的王蒙，「攜筆四顧心茫然」，卻依然放不下手中的那隻筆，他想要遠離政治，靜心創作。去哪裡呢？王蒙回憶：

（當時）趕上一個機會，全國文聯舉行一個讀書會。當時有甘肅的，還有江西、新疆那麼幾個省，還都是文聯的領導（來參會）。因為我當時已經分配到現在的首都師範大學，原來那時候叫北京師範學院，教書的工作當然很高尚，條件也非常好，還給分了房子，可是呢，我還是想寫作，想創作，它和大學裡頭做文學方面的教師呢，不一樣。所以當時有機會，遼寧我沒談，但甘肅、江西和新疆，他們都表示歡迎我去。

雖然碰見了許多挫折，但還是有自己浪漫的一面，想報一個最遠的地兒。而且我有一個想法，當時意識形態的麻煩各地都非常多，相反到新疆麻煩會少一點兒。新疆最大的問題是民族統一。這個沒有人在這方面做文章，懷疑我想分裂，不會扣這種帽子。再一個是民族團結，再一個是異域風情，在寫作上麻煩少一點兒。相反，要是到別的地方去，一會兒說您沒寫這個，一會兒說沒寫貧農，要不就是說寫的形象不夠光輝偉大，這不是自找麻煩嘛，上最遠的地方去，能擺脫這些。當然還有一個原因，當時新疆的領導有幾個在北京，當場就能拍板。

到新疆去！誰能想到，這一去就是16年！花開花落十六載，足以把一個青年人熬得心氣全無，熬得老氣橫秋。走的時候意氣風發，等回來時，已是個穩重圓融的中年人。「您在新疆時，是否曾經感到失望，以至於絕望？」這個沉重的問題，在王蒙看來，答案很輕鬆：

有，但絕望也談不上。我是1963年到了新疆，到現在52年了。我看文革，當時我以為搞個三年五年就差不多了，因為過去搞運動都是三年五年，文革搞了10年，但再往長了走，能搞20年？這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

果然如王蒙所料。1978年，國家撥亂反正，落實政策，王蒙也重回北京，重拾文筆，重返政壇。一路過關斬將，一路荊棘花朵，一路凱旋高歌，直至官帽加冕，榮譽等身，直達他人生的最高峰。

我要跟你講政治

1986至1989年，王蒙任文化部部長；2005年，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2006年11月，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他還兼任了幾十所大學的名譽院長、名譽教授等，參與諸多社會事務，包括演講、紀念活動、電視台節目錄製……

同時，王蒙還是一名多產作家，涉獵廣泛，發表了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這邊風景》等，中篇小說《說客盈門》《布禮》等，短篇小說《夜的眼》《表姐》等；出版了《中國天機》《莊子的享受》《老王系列》，還有若干自傳。

「杜鵑老矣聲聲啼，渤海遨遊千百里。」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蒙，在文學上依舊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活躍在大眾的視野之內。回顧王蒙的大半生，有人說他直率、敢言，有人說他委婉、周到。有時他左右逢源，有時又遭受左右夾擊。他一生浪漫多情，追求文學化理想的純粹境界，卻又始終逃不開政治的桎梏，因政治而興，又為政治所累。如此這般，幸或不幸呢？！終於，在2012年他寫作了《中國天機》，要跟你「敞開窗戶說亮話」，談談政治：

我寫這個《中國天機》呢，如果完全是當幹部的，他不可能這麼寫，而且我還有被打入另冊的過程，20多年呢。就是看著我們國家的發展、變化、困難、前進，角度比較多，比較立體，既有正面的觀看，還有側面的觀看，也有事後的回味，還有當時的感受。《中國天機》裡面，既有理想的東西，也有和理想不一樣的，沒想到的事。既有個人的體會、琢磨、鑽研，也有社會上流行的一些說法，所以裡面我講了許多我對於政治事件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也是非常個性化的，但總體上也還是從正面來看待歷史的進程。

在北京開會，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就很有興趣，他說，王蒙這本書告訴我們，黨史也可以這麼寫。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很重視這本書。他在上海任市委書記的時候，在一次幹部會議上，指示給上海到新疆援建的幹部每人送一本。後來他到全國政協來，好幾次在不同場合談到這本書。

文學家談政治，談得內行且老到的，王蒙是當代第一人。在中國歷史上，出色的文人大多不得志，或在詩酒放浪、落寞寡歡中度過一生，或捲入政治漩渦中而英年早逝，像王蒙這般，最終活得精彩自如，通達睿智，不由得讓人敬佩，豎起大拇指。

王蒙曾說，他在新疆時，學會一個維族詞「塔瑪霞兒」，可以譯成漫遊、散步、玩耍、休息等等，表示一種自然而然的怡樂心情和生活態度，一種略帶遊戲的精神。維族人如果有兩個饢，他只吃一個，另一個留著敲打—哪怕餓著，他也能唱歌跳舞。王蒙被感染了這種「塔瑪霞兒」精神。在他看來，無論是文學，還是政治，都源於生活，歸於生活。熱愛生活，是他生活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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