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與童書業

顧頡剛是史學界的一代宗師。他對現代史學的貢獻，不僅表現在個人的學術成就上，還表現在他創辦的各項學術事業上。他以「古史辨」成名後，便不滿足於獨善其身，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組織學術團體、創辦學術事業上，為史學界培養造就了許多人才。因此，他一九八O年病逝後，史學界紛紛發表文章，稱讚他在「造就人才方面的貢獻，恐怕比學問方面貢獻更多」。但是從他的書信、日記中，又可以看到相反的一面，他這種無私的精神，好像經常不被人理解。有時還會使師生反目，不歡而散；彼此是否還以師生相認，已經很讓人懷疑。只有童書業、劉起釪等少數幾位，始終與他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真可謂寥寥無幾。

為什麼會這樣？當然原因很多。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當年看中的學生都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後來史學界的重鎮，其中許多人志向遠大，自命不凡，很容易看淡師生關係。相處稍有不快，便會認為「顧先生是好人，就是太瑣碎。不在一塊共事，熱情、愛護、照顧，一塊共事，啥都瑣瑣碎碎有意見。還是遠著點好」(《懷念顧頡剛老師》，《顧頡剛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而不會反過來想，既然「顧先生是好人」，只是瑣碎了一些，師生情重，何以不能諒解這一點？何況當時大學名師薈萃，學生沒必要從一而終，只認一個人做老師，這都會影響到師生間的關係。

以譚其驤為例。譚其驤在燕大讀書時很受老師的賞識，據葛劍雄說，洪業、鄧之誠對他尤其器重，兩人經常勸告譚其驤，跟顧頡剛走沒有前途，「應該集中精力做學問，跟顧頡剛搞學會、編《禹貢》，只會荒廢學業」。鄧之誠還請譚其驤住自己家裡，食宿由他供給，以減輕譚其驤的生活負擔。「以後譚其驤能以研究生身份登上大學講壇」，在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授課，「也是由鄧之誠大力舉薦的」(葛劍雄：《譚其驤前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楊向奎也是一樣。他在北大讀書時，顧頡剛、傅斯年、錢穆、李濟等人都在學校授課。他後來雖然說「在上述名教授中，顧先生對我的影響最大」，但也承認是傅斯年的「直接學生」(《楊向奎學述》，浙江人民出版社)。而傅斯年在政學兩界，是比顧頡剛地位更高也更有勢力的人物。一九三八年初，楊向奎以避戰亂去蘭州，顧頡剛推薦他任甘肅學院的講師，傅斯年給院方寫了一封信，他立即就被聘為教授。

顧頡剛病逝後，楊向奎接連發表多篇文章，解釋他與顧頡剛的關係，說他一九四O年離開齊魯大學研究所，是覺得自己受了委屈。他說自己來齊魯大學，本來是顧頡剛答應了的，不料他「滿心歡喜」地見了老師，「先生忽然變了卦，見面不久就對我說『我們還不一定請你的！…他覺得「萬里迢迢，原來是空」，「只好另做打算」。(

童書業的情況就完全不是這樣。童書業雖然是史學奇才，舊學修養在譚其驤、楊向奎等人之上，但是為家庭所害，拒絕新式教育，連初中文憑都沒有。離開顧頡剛的獎掖，很難在學術界出人頭地。許多人說，童書業是天生的讀書種子，心思單純，不懂得人情世故，「直至離開人間，對社會、對人的了解仍如赤子一般」(《從煉獄中升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其實也不盡然。抗戰期間，他回家鄉安徽樅陽避難時，曾寫過一篇《記趙肖普君》，將趙肖普與唐詩人梅堯臣相比，認為兩人的不幸都是由於「處世之道未盡」，以倨傲不遜之性，「深嫉已達之士」。其中特別談道，「當世重學校之士，而肖普(以幼貧失學)，未嘗出身於學校；當世重資歷，而肖普出身傭書，其不為人所重視也固宜。肖普疾人之輕之也，乃益輕人」，「終致抑鬱困窮，為世所棄」。(《童書業論著集外集))，中華書局)可見他對人情之故，依然有自己的理解和領會。

因此，他自與顧頡剛結識後，便懂得這份關係的重要性，在《東南日報》上發表文章，稱顧頡剛是「極誠懇樸實的學者」，自己是他的「一個私淑弟子」。據說他在認識顧頡剛之前，還動過一番心機；他的繪畫老師王季歡給他出個主意，要他注意顧 ，頡剛的文章，顧頡剛發表一篇，他就反駁一篇，以引起顧頡剛的注意。童先生的女兒童教英在給父親寫傳時，否認有這件事，稱「這純然是空穴來風之言」(《從煉獄中升華》)，而即便有，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童書業離開杭州，隨顧頡剛來北京後，因為沒有學歷，只能做顧頡剛的「私人助理」，由顧頡剛個人每月提供數十元的生活費。據說顧頡剛邀他來北京，是請他幫自己編((尚書學論文集》的。但是童書業來北京後，除了按計劃編《尚書通檢))外，還幫顧頡剛做了大量其他工作。包括幫顧頡剛搜集、考訂春秋史史料，編寫其在北大、燕大兩校的春秋史講義；編輯《禹貢》雜誌，搜集和起草《中國疆域沿革略》等等。他還與顧頡剛合作寫了大量考據文章，如《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論》、《有仍國考》、《漢以前人的世界觀與域外交通的故事》、《董仲舒思想中的墨教成分》等等。

而且這些合著的文章，有些固然可以說是合著，但主要是他獨力完成的。例如《夏史三論》，顧頡剛的初稿《啟與太康》只有幾千字，史料和觀點都不充分，經過他的整理和擴充，在《史學年報》上發表時已成為四萬字的長文，引起了史學界的強烈反響。他替顧頡剛編寫的春秋史講義，後來也經顧頡剛同意，定名為《春秋史》，以他個人的名義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可謂「實至名歸」。呂思勉在《春秋史》的序言中，對這部書做了極高的評價，說「以予所見，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蓋未有逾於此書者矣。」

以上還是我粗略的統計，遺漏下來的一定不少。如呂思勉在《春秋史》的序言里，便提到童書業在編《春秋史講義》時，還據「金石刻辭及詩、書、左、國中散見之文」，編寫過一部《春秋考信錄》，「與此編相輔而行」，後來在戰亂中遺失了。客觀地說，童書業自一九三五年六月來京，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南歸，做顧頡剛的「私人助理」只有兩年，他在短短兩年中做這麼多的事，每月只拿數十元的生活費，實在少了一點，恐怕還不如做「書佣」，換了別人早就怨聲載道了。趙肖普說，譚其驤在編《禹貢》雜誌時，便經常報怨得不償失，說顧頡剛用人，喜歡「將少數之錢分於多數人」，「常使人處於吃不飽餓不死之地」(《致趙貞信》附，《顧頡剛書信集》，中華書局)。

而童書業儘管付出得更多，卻沒有一句怨言。反而在顧頡剛的研究領域，圍繞顧頡剛提出的問題，在《浙江圖書館館刊》、《文瀾學報》、《考古社刊》、《禹貢>以及天津《益世報》、《大公報))上，以個人名義發表多篇文章。計有《丹朱商君的來源》、《丹朱與灌兜》、《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墨翟為印度人說正謬後案》、《三統說的演變按語》、《「堯舜禪讓」說起源的另一猜測》、《評衛聚賢古史研究第二輯》《道家出於儒家顏回說評議》、《許行為墨子再傳弟子說質疑》、《李泰菜著堯典糾謬》等，繼續幫顧頡剛擴大學術影響。顧頡剛晚年的讀書筆記中，記有一件童書業給他的信，說：「生過去著述上最大之成績，實為繪畫史之考證。古史之著述不過補訂我師之學說而已。」這足以說明兩人的關係。

因此，顧頡剛對他的工作，也是極為滿意的，曾在日記中說：「《九州之戎與戎禹》-文，自五月七日始草，至二十六日草畢，歷二十天，得萬餘言。《春秋時代的縣》一文，自五月二十九日始草，至今日畢，歷十一天，得二萬餘言。後一文比前一天做得快而且多，以大部分材料已由丕繩(童書業)代為搜集之故。在我現在的生活中，居然能在一個月作出兩篇長文，可謂奇蹟。」(《顧頡剛日記》三)顧頡剛還在許多場合說，《春秋時代的縣》是他最得意的文章之一。他在這段時間，還經常將自己的文章請童書業做序或跋，如《三皇考序》、《潛夫論中的五德系統跋》、《九州之戎與戎禹跋》等等，以幫助童書業樹立在史學界的地位。

兩人的這種關係，在分手後也沒有改變。從顧頡剛的日記中看，抗戰期間，他由於從事的社會工作太多，將「立功」置於「立言」之上，在社會上過於活躍，曾引起過許多人的誤解。有些人對他長期心懷忮刻，這時更藉機落井下石，飛短流長，將他稱作「衛聚賢一流」。使「古史辨派」的學術地位經常被人歪曲、誤解，由「毀譽參半」變成了「毀多譽少」。當時他身邊的門生弟子，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苦衷，不僅不敢站出來替他辯護，反而覺得自己受了連累，紛紛寫信指責他的不當。楊向奎、趙肖普便都給他寫過長信，對他「致力實用之學，於純學術不甚關心」，表示「頗不以為然」(《致趙貞信》附，《顧頡剛書信集》)。

趙肖普還在信里暗示，他今天的「食稻衣錦」、「席豐履厚」，都是靠欺世盜名換來的。實際的成績功業，遠不如傅斯年、馮友蘭和錢穆，這是做學生的最覺得丟臉、也「最難於對答人問的事」。又謂：「吾師今日，名已極盛，位亦極尊，人人想見實在可副此盛名高位之成績，而不幸吾師仍在以虛應之，致在在失人所望。……蓋吾師虛名虛勢已足，若仍宣傳號召，不以實示人而以名示人，則必將為儕輩所嫉忌，識者所鄙笑。況今日之時代亦大非昔年之時代，徵實者日多，聽其言即觀其行，如不符焉，斯不服矣。」(同上)很讓人懷疑他寫信的用意。

所以顧頡剛給兩人的回信，話也說得非常痛徹，謂：「剛之所求，整理國故、普及教育二事而已。而十餘年來，所業斷續不常，旋轉於泥濘之中，推其故，實由於私人之經濟力不充，而又不欲曳居侯門，受人侮辱，又不能突梯滑稽，博人歡愛。性既耿介，事業心又彌強，以是坎坷。今欲求剝極之復，惟有改途易轍，憑此虛名與實學向社會換錢，以所得之錢達自己多年的願望。故剛人商界者手段也，作文化事業者目的也。……總之，十餘年來，我志趣未變，我工作計劃亦未變，所變者惟有經濟觀念，以前不覺此問題之重要，今則覺其太重要耳。」他還很負氣地說，一旦經濟問題得到解決，以後寧願放棄教職，「必當偏重編輯工作」，以「一書之出，讀者萬千，較之按時上課，日對數十學生者，其效力自宏耳」。有人說這是他誤解了學生的好意，話也許不錯，但首先是學生誤解了老師。

當時童書業遠在上海「孤島」，也許同樣不能體會他的意願，理解他的苦衷，但是每次聽到這些飛短流長，都會站出來為自己的老師辯護。他還與開明出版社聯繫，編輯了《古史辨》第七冊，擴大「古史辨派」的學術地位。當然，他有時候一時情急，顧慮不周，也會給顧頡剛帶來一些麻煩。例如一九四O年二月，汪馥泉在上海創辦

還有一件事，也很讓顧頡剛為難。早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童書業曾在《文瀾學報》上發表文章，批評衛聚賢的《古史研究》第二輯「謬解古書」、「穿鑿附會」、「妄事臆測」，致與衛聚賢結怨。衛聚賢因此氣急敗壞，到處造謠生事，詆毀童書業和顧頡剛。一九四O年八月，童書業在上海遇見衛聚賢的學生金祖，兩人發生口角。金祖遂向老師告狀，將童書業「種種刺耳之言函告衛氏」。衛聚賢又在給孫次舟的信里，大罵童、顧兩人。孫次舟將信拿給顧頡剛看，顧頡剛只好向孫次舟解釋，說自己「對於私人打架不感興趣」，「願以小孩胡鬧視之」。然後在日記中說：「丕繩總是為我樹敵，可恨。」(同上)

他嘴上說「可恨」，實際並不怪罪童書業，兩人「在之後的年月里」，仍然一如既往，「學問之切榷從未間斷」。抗戰勝利後，他一到上海，便託付童書業一項龐大的計劃，編寫《中國通史》。據黃永年說，當時顧頡剛計劃編寫的《中國通史》，分作三個層次，「高層次的是專門著作，中的供大中學生閱讀，低的則更要通俗」。他交童書業首先編寫的，是中等層次的一編。他為了解決童書業一家的生活困難，還請童太太帶三個女兒搬去蘇州，住在自己的家裡，每月給童家二十萬元。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得知童書業不幸患上強迫性觀念症，難以再幫自己完成計劃，感到非常失望。曾在日記中說：「丕繩精神有病，常疑心其稿子將被人盜竊，雖理智知其不然，而此念糾纏彌甚。予所提拔之人，若侃嬨，則死矣。若逢原，則罹心臟病，一事不能為矣。今丕繩又如此，天之厄彼正所以厄無也，悵甚悵甚！」(《顧頡剛日記》五)形同孔子知顏回死，說，「天喪予！天喪予！」

他絕對不會想到，童書業遭此不幸後，竟然以絕大的毅力剋制了這種頑症。據童教英先生說，她父親當時的病況非常嚴重，「被層出不窮的怪念頭折磨得極度衰弱，經常感到頭暈、眼花，每分鐘心跳一百多次，非常容易疲勞。最痛苦的是自知力很強，很清楚這些怪念頭都是不合理的、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卻又在行為上無法遏制。」他後來經人介紹，認識了上海虹口醫院精神病專家粟宗華，在粟宗華的指導下，利用各種方法頑強地控制自己。「如他怕夢遊起來放火或剪掉文稿，睡覺時就故意放一把剪刀和火柴在枕邊，不管怎麼恐懼，不管怎麼通宵難以入眠，都堅持不動，直到不再害怕，然後白天時也把剪刀和火柴放在手裡，使自己相信自己不會精神錯亂，不會放火、剪稿。」(《從煉獄中升華》)

他就是通過這種辦法，經過半年的理療，一九四七年初病情已經大有好轉，不僅「幾乎完全恢復了工作能力」，還根據自己的病歷，在《西風》和《大中華》雜誌上，發表了《鑽出怪病的樊籠》、《下意識與精神病》、《不要怕你的病》等多篇文章，指導其他病人擺脫痛苦。他接著又應中華書局負責人舒新城的邀請，寫了《精神病與心理衛生》-書，一九四九年初由中華書局出版。

顧頡剛更不可能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後，童書業一個「精神病患者」，比他更能夠適應新舊社會的變化，思想走在了他的前面，簡直像換了一個人。一九四九年八月，童書業經楊向奎推薦，被聘為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同年九月，他來到山東大學後，很快就適應了學校的教學環境，開設了許多他過去從未接觸過的課程。據他自己說，他在山大開設過二十多門課，其中包括「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馬列主義名著選」、「中國社會發展史」、「中國近代史」、「五四運動史」、「中國農民戰爭史」、「古代東方史」、「美學」等等。山東大學的校史檔案里，還保留著當時學校對他教學工作的評價，說他「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上很認真，講課也有系統，敢於大膽分析，提出自己的見解，有說服力，是為同學所歡迎的教授。自己也肯鑽研，是歷史教學中的骨幹力量」。

他在政治運動中表現得也很出色。他來山東大學不久，隨之而來的，就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始於一九五一年冬，是知識分子進入新社會後遇到的第一道難關。思想改造的主要內容，一是交代自己的歷史，二是檢查自己的思想根源，俗稱「脫褲子」；知識分子嫌其不雅，喜歡稱「洗澡」。他這一關雖然過得也不容易，「在運動中作過九次思想批判，自己反覆鬥爭，才寫出了較為接觸思想的思想小結」(《從煉獄中升華》)，但還是順利過關了。他的好友趙儷生送給他的評語是：「已站穩人民立場」。因此運動還沒有結束，他便被聘為歷史系副主任、文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三年二月，又被聘為

當時還在上海的顧頡剛，也注意到了他『的思想變化。一九五一年二月，在讀書筆記中，記有他談「中國社會發展史」的來信，評論說：「丕繩心志不紛，歷史知識已極豐富，近年又得史觀理法，一經貫穿，遂能道人所不能道，使人昭若發朦，如此，洵乎才不可離學也。」於是從這一年開始，兩人的關係便顛倒過來，經常需要學生給老師「發朦」，幫助老師改造落後思想，適應時代的變化。

從《顧頡剛日記》中看，他在解放後的最初幾年，對社會變化很不適應，經常在日記中發表不滿，謂共產黨幹部「每盛氣凌人，一副晚爺面目，自居於徵服者而迫人為被征服者」(《顧頡剛日記》七)。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他更無所適從，覺得「思想而能改造，簡直是一件不能想像的奇事」。一再大發牢騷，說：「三反之時，不貪污不如貪污，思想改造時則不反動不如反對，以貪污反動者有言可講，有事可舉，而不貪污不反對者人且以為不真誠也。好人難做，不意新民主主義時代亦然，可嘆矣！」(同上)童書業知道他在運動中難以過關，便將自己的「思想改造提綱」寄來，幫助他端正認識，克服抵觸情緒。他也接受了學生的好意，「抄丕繩寄予思想提綱入冊」。一九五三年二月，童書業來上海，還多次與他長談，為他指出思想上的錯誤，說他「待人接物為封建主義的，學術思想為資本主義的」，要他「治馬列主義與世界史」(同上)。顧頡剛調往北京後，一九五五年三月，童書業去北京出差時，也多次與顧頡剛長談。據童教英的了解，「此時的長談」可能也是「對顧頡剛一些對現實的不解作些解析，希望幫顧頡剛適應現實」。所以每一次的長談都對顧頡剛觸動很大，他於談話後總要「服藥眠」。

兩人這種「師生關係」的變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上面可以知道，童書業早年不幸，長期處在社會下層。後來雖然有顧頡剛的拔擢，因為沒有學歷，只能做顧頡剛的「私人助理」。即便他發表了大量文章，在史學上取得重要成果，在學界仍然遭人歧視，找不到一個穩定的教職，「在亂世中顛沛流離，過著坎坷困苦的生活」(《從煉獄中升華》)；一家人能活下來，經常要靠「節衣縮食」這四個字。據顧頡剛說，一九四七年初，他應辛樹幟之邀去蘭州大學任教時，本來想請童書業代理他在復旦大學的教職，結果被校方拒絕了，「他們表示不要」。顧頡剛懷疑被拒絕的原因，是周谷城、周予同等人出於同黨自衛，怕他在復旦植根太深，「勢力在上海擴大」(《致張靜秋》，《顧頡剛書信集》)，實際未必，恐怕真正原因還是文憑問題。反倒是新政權建立後，他才當上大學教授，得到了過去靠個人努力無法獲得的待遇。這種脫胎換骨的改變，自然讓他對新政權抱有好感，相信「國內知道童書業的名字，是黨的栽培，萬分感激，欠黨的東西太多了」(《從煉獄中升華》)。在邁向新社會的道路上，他走到了顧頡剛的前面。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山東大學黨組織在給童書業作鑒定時，作了肯定的結論：「童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在舊社會時一心埋。頭故紙堆中，只想如何成為學者，不問政治。由於獨立謀生，各處流蕩，沒有較長時間的固定職業，生活清苦，因此適應環境的思想非常濃厚。反動政權當權時他反對共產黨，當黨的力量強大時隨著形勢的變化對黨的態度就逐漸好轉。解放前在光華大學時曾講過辯證唯物主義……解放後對黨的政策表示擁護，思想改造中進行了自我批判，能積極鑽研馬列主義。」鑒定中並將他的政治立場劃為「中左」。

當然，由於對社會變化的感受不同，兩人思想上的距離，也給彼此間的關係帶來了一些波瀾。童書業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發表過一系列自我批判的文章，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他為了劃清與顧頡剛的界線，在一九五二年《文史哲》第二期上發表的《「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一文。他在文章一開頭便說：

現在已是全國解放後的第三年了——解放以後，我曾好幾次在學習討論會上和報紙上批判了自己的反動思想和錯誤思想。但所批判的幾乎只限於我自己的東西，不曾對我過去所隸屬的學派——疑古學派的史學作過整個的檢討，這篇文字就是試想從根源上批判疑古派的史學，以消除史學

上資產階級思想的重要一環。

接著，他便對「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作出了根本性的結論，說：「所謂『疑古派史學』是美國實驗主義傳到中國後的產物，它的首創者是五四時代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當前的戰犯胡適。」這便從根本上否定了「古史辨派」的地位，將「古史辨派」定性為反動學術流派，具有最卑鄙的兩面手法，「真實意圖是右面抵抗封建主義，而左面抵抗無產階級」。據趙儷生介紹，他後來在肅反運動中為了過關，還給黨組織寫了一份《童書業供狀》，「說的是有一個受美國情報局指揮的，隱藏在大陸很久、很深的，以研究歷史、地理、繪製地圖為幌的反革命集團，其最高首腦是顧頡剛。各地分設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楊寬，山東代理人是王仲犖，東北代理人是林志純，底下還有一句『我和趙儷生也是成員』。」(《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

可以想見，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件事可能產生什麼後果。好在省委宣傳部長夏征農在青島採取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原則，這件事才沒有造成嚴重後果。但是他為了自己過關，就編造這麼大的謊言，陷害自己的老師、朋友，即便在當時也不理於人口，引起過很多人的反感，認為「一個人的思想固可變，但不能變得太快，亦不能變成極端之不同，否則便是作偽矣」(《致王樹民》附，《顧頡剛書信集》)。甚至連學校「肅反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也對他的表現不以為然。趙儷生說，他為了這件事，曾與孫思白「多次展開激烈的爭論」，孫思白說他答應童書業的懇求，去校組織部「替童要求將《供狀》焚毀的事，是一件嚴重無原則的行為，因為這份文件需要永遠保存下來，作為童書業不惜陷害自己老師、好友的品質問題的鐵證」(《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

但是從這兩個例子也可以發現，隨著政治運動的加劇，形勢一再重演，他的表現越來越極端，也越來越反常，示意他的強迫觀念症又複發了。趙儷生說，童書業平生有「六怕」，開始最怕的是失業，後來最怕是就是政治運動。「每當運動前奏，『先吹吹風』的會開過之後，第二天童的臉馬上就像煙灰一樣的顏色。」所以肅反運動結束後，他的精神也崩潰了。據童教英說，她父親這次舊病複發，癥狀與上一次不同，「是以一種緩慢的、漸進的形式發展的。『反革命分子』這五個字如蛆附骨般深印在他腦海中，時時刺激他出現一些強迫觀念癥狀。」

這也讓他格外痛苦，分不清自己什麼時候是正常，什麼時候是病態。有時「明知自己思想接近發瘋，而不能控制」。他發覺情況不妙，又給從前的醫生粟宗華寫信，希望粟醫生給他出一份證明，證實他的反常行為、他的「明知自己想法荒唐而自己不能剋制，是強迫性精神病的特徵」。在肅反運動後期，他感覺最痛苦的時候，還給校領導寫過《請求書》，說你們不要再逼我了，「再逼我，我受不了，會亂說的」。希望「領導立刻把我管制起來，因為這樣做，不但對人民有利，可以免除許多防衛手續，就是對我自己說，也非常好。因為我這幾天神經已經緊張到不可支持的地步，吃煙怕走火，燒飯怕失火，一舉一動，都怕再造成罪行，這樣繼續下去，一定要精神錯亂的」。

也許正因為他弄不清自己是正常的，還是病態的，他在政治運動中的表現沒有改變他對顧頡剛的私人感情。政治運動過後，他還是像過去一樣，每次去北京出差，都照常去看望自己的老師。而以顧頡剛待人之寬厚，也很快就原諒了他，將他「背叛師門」、陷害自己的行為，看作是應付政治運動的被迫之舉，「以彼輩與《古史辨》之關係太深，故不得不作過情之打擊。」反而「以其平和的性情及對人事的洞察」，勸童書業在政治運動中要想得開，放得下，進而「與丕繩夫人共勸丕繩息事」(《從煉獄中升華》)，似乎師生關係又顛倒過來。童書業每次來看他，他更是熱情款待，陪童書業吃飯喝茶，外出見客，逛書店。他甚至很痛惜山大不懂得愛惜人才，沒有照顧好『童書業，令他身體見壞，「背愈彎，咳亦愈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童書業來北京查閱資料，因為事先沒有安排好，一時找不到住處，讓顧頡剛非常氣憤。在日記中說：「丕繩研究瓷器史，自山東大學來京搜集資料，有助教徐鴻修同行，而不先接洽住處，徑投歷史研究所，以為必可宿，至則三位所長皆在高級黨校學習，連楊向奎亦去，無人為之覓居地，大窘，只得到八樓與山東舊同學同榻。丕繩固不解事，山大當局乃亦不解事乎？」

所以歷史研究所的人都記得，他們每隔幾年，就會接到派出所的電話，「說他們正在詢問一個形跡可疑的人，他沒有證件，自稱是教書的，認識你們所里的許多人」。然後過不多久，便會發現童書業戴一頂藍布棉帽，穿一件顏色深一塊、淺一塊的棉襖，腰上系一條帶子不像帶子、繩子不像繩子的物件，腳上穿一雙破舊的藍布膠鞋，挾著皺巴巴的黃色書包，帶著「似笑非笑的表情」，出現在辦公室門口。再由歷史所派人，在街道積極分子的監視下，送到顧家。(《潤物細無聲》，《顧頡剛先生學行錄》)

一九五七年七月，顧頡剛因為身體不好，去青島療養了近半年時間。當時雖然正值反右運動的高潮，外傳顧頡剛也被打成右派，兩人還是不受政治干擾，多次傾心長談。顧頡剛日記里，記敘過兩人在中秋節的談話：

中秋夜，丕繩與予談——丕繩云：「現在人做歷史研究文字，大都經不起覆案，一覆便不是這回事。其經得起覆案者只五人：先生、呂誠之、陳寅恪、楊寬、張政娘也。然呂先生有時只憑記憶，因以致誤。陳先生集材，大抵只憑主要部分而忽其餘，如正史中，只從《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記《列傳》中尚有許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將細微材料搜羅盡凈，以是結論有不正確者。楊寬所做，巨細無遺矣，而結論卻下得粗。其無病者，僅張政烺一人而已。」

以我所知所見，像這樣真誠、坦率的談話，在學術界是極少聽到的。只有在最純潔的師生、朋友間，才能如此披瀝相示，促膝相談。因此顧頡剛聽了，也「聞此心折」，承認「予之文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謹慎與細緻」。這也使他有了「白帝託孤」的想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以病情加重，「腸疾、腦疾，兩症俱發」，在入院做手術之前，為了安排後事，寫信給童書業，內中說：

我不幸，自一九六三年發現便血症後，醫生查不出病因，——十月此病又發，因即住入北京醫院，定於明日動手術。如能治癒，則學術工作尚可延長若干年，否則只有瞑目以待盡矣，我自少年來，治學既有目標，分當有所成就。不幸五四運動以後：寫.作較多，聲聞過情，驟獲大名，衣食之不乏賴此，而人事之牽纏，毀譽之交加亦由於此，四十年來，能安定治學者殆無幾時。倘使病不能愈，真當銜恨入地。平生積稿，只有賴諸位至交為作整理。您為最知我者，所負責任亦最重也。

想不到壽夭之事不可測，顧頡剛手術後病情痊癒，身體又恢復了健康。而兩年之後，一九六八年元月，童書業卻先於他去世了。他得知童書業病逝，十分悲痛，曾在給辛樹幟的信中說，「近得蜀中來信，知文通、中舒兩君先後去世，此皆為篤學有卓見者，而竟不壽。童君書業，年僅六十，而溘逝於先，為國惜才，悵恨何極」(《致辛樹幟》，《顧頡剛書信集》)。

總結顧、童兩人的一生，實在有許多令人感慨之處，絕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道盡的。二OO三年，趙儷生先生在顧頡剛百年學術討論會上說，「顧先生一個重要功德，就是在生活上資助了很多後輩學者，如童書業。只有顧先生這樣功德偉大的人，才能欣賞童書業這樣的天才」(《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這話說得真好。能說出這樣話的人，應該既是顧先生的知己，也是童先生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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