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春秋》:因一部書而命名一個時代
( 一 )
因一部書而命名一個時代,放眼悠悠上下五千年,便只有《春秋》當得起這份尊崇。
上古觀象授時,見草木榮枯而知有春秋,遂以「春秋」指稱年歲。至遲自西周起,朝廷設太史專錄國事,又以「春秋」指稱史書。
東周列國,各寫各的《春秋》,惟晉楚稍異,晉曰《乘》,楚曰《檮杌》,名雖不同,其實如一。可惜諸侯紛紛忙著爭霸,沒誰在乎史書的存亡,戰火連燒數百年,列國《春秋》就此散失殆盡。
反倒是魯國這個偏處東隅的小邦,既無野心,又無實力,只好標榜禮樂,祈求大國們能看在周公的面上,戒驕戒躁,莫來騷擾,便余願足矣。故而魯國得以相對遠離爭霸的旋渦,苟全性命於亂世,直到秦統一天下前三十六年,才為楚所滅,算得上很長壽了。
更幸運的是,魯國還擁有孔子這位五百年一遇的聖人。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3年),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孔子終於回到故鄉,他有感於周道衰微,壯志難酬,便將滿腔心血都傾注在整理「六經」上,刪《詩》《書》,正《禮》《樂》,序《周易》,作《春秋》,以寄寓自己的理想。
孔子歸魯以「國老」問政,接觸宮府檔案應非難事,《春秋》大抵就是孔子根據已有的《魯春秋》修訂而來。此番修訂可謂居功至偉,不但為魯國存照,還同鏡攝入了其他各國的身影,縱說為天下存照亦不為過。後世以「春秋」命名這段歷史,良有以也。
( 二 )
《春秋》是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記載了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歷十二君,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所謂編年體,就是按照年月日的順序,把紛亂的史事梳理開來,一件一件掛在時間的鉤子上。
春秋之際,諸侯間非戰即和,戰則大國侵伐小國,和則小國朝聘大國,而霸主為炫耀武功,更是頻繁召集盟會。因此《春秋》所記,以侵伐、朝聘、盟會之事最多。據元代陳則通在《春秋提綱》中統計,有「侵伐」二百七十二例,「朝聘」一百五十四例,「盟會」一百九十八例;另有「雜例」二百一十七例,包括婚姻、蒐狩、祭祀、土田、城築、宮室、災異等,尤以災異最詳,日食、星變,霜雹、水旱、蟲患、地震、山崩,無不備載。關於哈雷彗星最早的確切記錄,便出自《春秋?魯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 三 )
《春秋》的文字極為精鍊,甚至可以說是簡略。每一件事往往不過片言隻語,注重交代結果,鋪敘能免則免。例如曾入選中學課本的〈鄭伯克段於鄢〉,講述了鄭莊公因生於難產,從小不受母親喜愛,而他受寵的弟弟公叔段則驕橫放肆,最終釀成了一場兄弟反目、母子失和的人倫悲劇,也留下了「黃泉相見」的典故。這是何等波瀾起伏的故事,但在《春秋》中卻僅有「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一句話而已,可算是當今新聞標題黨的鼻祖了。
而且,就連這一句話也是大有講究的,幾乎字字隱含褒貶。將鄭莊公屈尊降爵為「伯」,是譏刺他有失兄教;對公叔段絕口莫提為「弟」,是批評他有失弟道;兄惡弟逆,相鬥如仇,儼然二君爭國,故曰「克」;公叔段叛逃,不雲「出奔」,暗示其為鄭莊公有意縱容所致;鄭莊公討伐,點明「於鄢」,足見公叔段僭越之甚,已非尋常叛臣可比。
短短六字,居然複雜至此,孔老夫子的九曲迴腸,委實令人嘆為觀止。而這便是影響深遠的「春秋筆法」,也即所謂的「微言大義,一字褒貶」,左丘明更進一步概括為「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
( 四 )
晚年的孔子誠然是不甘心的,儒道未行,仁政未張,就連他的衣缽傳人顏回也猝爾早逝,怎不令他神傷?司馬遷說「仲尼厄而作《春秋》」,確是由衷感慨之語,只因他自己就是忍辱含垢而著《史記》。人爭一口氣,著《史記》為的是爭一口氣,作《春秋》又何嘗不是為了爭一口氣呢?
修史本天子之事,孔子卻偏偏要代天子而為。《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孔子俯仰古今,毫不留情,筆則筆,削則削,寓褒貶於直敘之中,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故孔子自嘆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司馬遷堪稱孔子的隔世知音,他不但效法孔子而著《史記》,對孔子作《春秋》的良苦用心,亦是剖析得淋漓盡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並贊道:「《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史記?孔子世家》)
( 五 )
《春秋》結束於魯哀公十四年春,至「西狩獲麟」一事,便戛然而止。其時孔子已七十一歲,大限將至,心境滄桑,又剛剛失去了最鍾愛的弟子顏回,後繼堪憂。這一日,叔孫氏的車仆鉏商,到曲阜之西的大野打獵,捕獲一隻怪獸歸來。叔孫氏見此怪獸,以為不祥,便棄之道旁。孔子聽聞,往而觀之,悲道:「麟也!胡為乎來哉!胡為乎來哉!」邊說邊掩面大哭,涕淚沾襟。
麟乃仁獸,盛世方出,與龍、鳳、龜並稱「四靈」。而今正逢亂世,出非其時,反遇其害,是以孔子哀慟若此。
相傳孔子降生之時,有麟吐玉書而來,豈料臨終之前,又見麟死,冥冥中似有天意,故孔子不無預感地嘆道:「吾道窮矣!」並寫下一首輓歌:「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自此絕筆,不再著書。《春秋》也因此之故,又被稱為《麟經》。這輓歌是為麟而唱,也是為他自己而唱,更是為他無法實現的理想而唱。
( 六 )
或許因為太過執著於微言大義,《春秋》摒棄浮辭,極簡至上,多一字嫌煩,少一字覺闕。要讀懂《春秋》,著實不容易。例如隱公八年(前715年)一條記事中,只記了一個「螟」字,至於這場螟蟲之災發生於何時何地,情形嚴重與否,殃及範圍大小,則一概不提。王安石嘲諷《春秋》為「斷爛朝報」,梁啟超揶揄《春秋》為「流水賬簿」,雖不免有些刻薄,卻也不無道理。
為彌補《春秋》這一缺憾,戰國時,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到漢代時,已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夾氏傳》和《鄒氏傳》五種之多。《夾氏傳》和《鄒氏傳》後來亡佚,只有《左氏傳》、《公羊傳》和《穀梁傳》流傳下來,合稱「春秋三傳」。
如果說《春秋》是粗筆勾勒,那麼「春秋三傳」便是工筆細描。只不過《左傳》是寫實派,重在補充史料,詳述史實;而《公羊傳》和《穀梁傳》是寫意派,重在抉隱探幽,闡發微言大義。三者參讀,裨益良多。
( 七 )
無論從哪方面考量,《春秋》的開創之功都是無可爭辯的。
它的編年體例,為史學三大體例之一,「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垂範千秋,繼之者眾,《資治通鑒》最稱出類拔萃。
它的私修性質,打破了官方對史學的壟斷,成為諸子百家爭鳴的先聲。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達三分之一,亦可說是受其引領所致。
它的春秋筆法,姑且不論有多少後人穿鑿附會之處,但其本身所彰顯的史學精神卻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無畏,剛直無私。中國史脈能綿延至今而不斷,與孔子當初所賦予的那股堅韌之氣息息相關。
聖人其萎,而《春秋》不老。愛讀《春秋》者,代不乏人。最為民間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國那位與孔聖人齊名的關聖人關羽了。君不聞一幅對聯有云:
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
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學關帝,挑燈清夜讀《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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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論語]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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