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康有為評為神品，影響一代書風的傳世摩崖石刻

書法發展到了清代的時候，傳統的「帖學」發展式微，千百年來人們開始傳承的書法的主脈越來越多的受到人們的懷疑，在康熙和乾隆皇帝喜歡趙孟頫、董其昌的嚮導下，人們的書法風格越來越多的向油滑、媚俗等方向去發展，書法的發展一時間也找不到了方向。恰巧這個時候，碑學開始在阮元等人的提倡下開始慢慢的走入到人們的視野之中，「碑」的觀念開始逐漸的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眾所周知，在清代的時候文字獄是十分嚴格的，這對於許多漢族的學者開始慢慢的淡出學術創新的領域，逐漸的將視野集中到地底下的碑版遺迹。在這其中，包世臣可謂是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的人物。阮元是當時的大官，在朝廷甚至學術界都有著很高的地位，阮元對「碑」的倡導，包世臣又開始對「碑」進一步的延伸為「碑學」的概念中，這樣一來新興的「碑學」開始與千百年的傳統「帖學」相對峙，一下子就吸引了人們的視野，稱為學術界的風尚。

本期書揚文化要給大家介紹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件作品，這件作品就是屬於清代「碑學」領域十分重要的代表作。康有為在阮元和包世臣的基礎上完善了「碑學」系統的理論和技法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本期要講的書法史上的經典作品《石門銘》，這件《石門銘》的作品在康有為的眼中有著極高的價值，被康有為稱為「神品」，這樣的評價可以說足可以和「帖學」中的《蘭亭序》相媲美，那麼在康有為眼中與《蘭亭序》有著同等評價的《石門銘》又是怎樣的一件作品呢？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石門銘》的身世。在陝西的石門崖壁上，刻著一件記載了漢中褒斜谷口開鑿穿山隧道的作品，這就是《石門銘》。《石門銘》有著很好的出身，是由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太原典簽王遠書丹、武阿仁鑿刻於陝西褒城縣東北褒斜谷石門崖壁。主要的就是記載石門道被廢除，之後重修這裡的事迹。

《石門銘》作為北魏成熟的摩崖刻石楷書，由於時代風尚和承傳漢隸《石門頌》筆意，以及作者個人書寫風格的追求，其篆籀氣息濃厚，分隸餘韻猶存，加上開張的體勢與率意的書寫狀態，行草意味瀰漫其間，可謂多體兼容，審美內涵極其豐富。從點畫線條這一層面來說，篆籀氣息應是其多體兼容的主要特徵，是篆書與楷書很好的結合的代表作品。

《石門銘》有這樣的風格特點還需要感謝他的鄰居，漢代赫赫有名的摩崖刻石《石門頌》。《石門頌》離《石門銘》的距離並不是太原，是刻於東漢時期的經典隸書的摩崖石刻，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內容為漢中太守王升表彰楊孟文等開鑿石門通道的功績。文辭為王升撰。《石門頌》大氣磅礴又整齊規範，粗細均勻中又不缺乏變化，是漢代隸書中難得的精品。《石門頌》書法體現了漢簡書法由古隸向八分演變和趨於成熟的過程,同時又因民間在書寫時那種便捷的自然要求,出現了所謂「隸草」的面貌。

而《石門銘》上擷古篆籀之法，點畫線條圓勁遒婉，凝重厚實而不板滯，簡約中透著豐富；隸意滲入，圓中寓方，節律長短互用。《石門銘》對篆籀氣和隸書筆意的成功引入，不僅豐富了楷書點畫線條的內涵，也使楷書體勢「古意」猶存。除此之外，《石門銘》轉折處分隸方折與篆籀圓轉互用。合於篆者，「婉而通」，其轉折處圓潤有力，具有彈性，得「折釵股」之妙，給人以流轉遒勁、筋骨內蘊的藝術感受。源於隸者，轉折方頓清勁，筆畫的拐角處也不作強烈的頓挫，勾趯處往往取平出之勢，提筆轉換時能夠方圓相濟，不使其稜角怒張，雖是方折亦含篆意，放筆寫去，沒有拘謹，雄渾恣肆亦從此出。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中評曰：「《石門銘》飛逸奇渾，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門頌》、《孔宙》等碑，皆夏、殷舊國，亦與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籠也。」有著如此高的評價，康有為也把不見經傳的《石門銘》的書寫者王遠推之為南北朝碑十大書家，這也足可見康有為對於《石門銘》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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