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魯迅（周樹人）的弟弟，他可以說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是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和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他精通日語、古希臘語、英語也曾自學古英語、世界語。然而，這位北大教授卻在抗日期間做了「文化漢奸」最後被判獄十年。

周作人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時存照

抗戰的背景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周作人受到北大校長蔣夢麟的委託看護校產。蔣夢麟在回憶錄中寫道：「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

1934年11月，周作人（中坐者）出席東亞文化協議會第八次評議員會時存照

另一方面，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也必然會力勸周作人留下。羽太信子在近代史上她的名聲很差，揮霍無度的她更是周作人和魯迅反目成仇、兄弟失和的直接導火索。周作人是「日本女婿」，也曾留學於日本，這自然成了日本人拉攏他的便利條件。

周作人筆墨

之所以說周作人做了文化漢奸而不是真正的漢奸，是因為他並沒有做過傷天害理、迫害同胞的事。他知道一旦上了日本人的賊船從此就會萬劫不復，於是便關起門來搞翻譯。也許最終的底線，是被他在1939年的「元旦遇刺」事件則所突破的。

周作人筆墨

一個自稱是他學生的人求見周作人，他在進門後開槍將其擊倒，蹊蹺的是，子彈只打在了他衣服的一枚銅扣上，周作人只是受了輕傷。但這對於當時的周作人來講可謂是不小的驚嚇，日本憲兵隊藉機行事，以保護他為由進駐周府。周作人一直認為這場刺殺是日本人安排的，但出於驚懼心理還是在次月接受了汪偽政府的聘書。周作人先是擔任了北京大學的圖書館館長，後來又擔任了教育總署的督辦，最後還兼任了東亞文化協會會長、中日文化協會理事等偽職。

周作人於南京老虎橋獄中之題壁詩，書贈朱省齋手跡

抗戰結束後，蔣介石命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名將周作人逮捕，在押解南京受審隨後將周作人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得知此事之後，他的朋友和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說他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作人說情。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十四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十年有期徒刑。

性格與苗頭

周作人

從《周作人傳》中可見他一飾三角：一是「偽官吏」的「周督辦」，一是「尋夢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為國為民」的「殉道者」。周作人文章的字裡行間總是涌動著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緒，在不同的層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葉渭渠所指出：這種無常的哀感和無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這也看得出他性格里另外一個層面。

周作人著《談虎集》一九二八年一月版

周作人曾談到其自選文集《談虎集》的命名，稱集中「這些小文，大抵有點得罪人得罪社會，覺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變之慮，這是我所以集名【談虎】之由來，此外別無深意。」在周作人自以為是「踏了老虎尾巴」的文章中，有一封寫給末代皇帝溥儀的信，恐怕是最「得罪人」的一篇文字了。因為他寫這封信是溥儀被趕出宮之後，正偕同鄭孝胥、陳寶琛二人，由醇王府倉惶逃往東交民巷日本使館。在這個兵荒馬亂的當口，給落荒而逃的皇上寫一封調侃戲謔的公開信，且還是「賀信」，看起來更像是落井下石。

溥儀1922年存照

他用文字抨擊國外勢力對中國內政的干擾，又激烈去諷刺「奴氣」的國民，他對這兩者都是深感憂憤的。在面對反駁之後他會旋即撰寫文章更為激烈地批評北京市民。周作人曾態度鮮明地反對各方勢力對「逼宮」事件加以利用，對外來勢力尤其是日本勢力的滲入，更為敏感與反感。他一再強調「日本人要自省，這樣的侮辱他人結果就是自侮」。

周作人

如果說挑起「逼宮」事件的論戰只是拉開一段人生戲劇的序幕，那麼，在「逼宮」事件十八年後，周作人一生最重的戲份才悄然來臨。此時他搖身一變，不僅從反日反帝的文化先鋒變作了投日事偽的「文化巨奸」，還以偽教育總署督辦的身份拜見溥儀。

周氏三兄弟

不可否認的是，周作人在文學上的造詣與對中國現代文學所做的貢獻，但是他的性格里存在致命的軟弱的一面。在面對苦難與權威的時候他總會選擇順從與自保，但在書面上他又是那麼的「慷慨愛國」甚至到了激進和憤青的地步。

周作人的所作所為也就造就了他「如戲」的人生，不得不說「這人咋還兩幅面孔呢」，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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