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被社會洪流裹挾的1億個孩子

2004年的流動兒童。截至2015年10月1日，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這兩個群體總數約1億人。圖片來源：新公民計劃

編者按：

「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2.47億，全國每6個人中就有1個處於『流動』之中，作為流動人口子女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這兩個群體總數約1億人。」今年3月發布的《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6）》稱，「截止到2014年底，城市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在公辦學校就讀比例為79.5%，仍有超過200萬的流動兒童未能進入城市公辦學校，只能在民辦學校或者條件簡陋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

如此數量巨大的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他們的世界是怎樣的？

他們的問題又該如何解決？這是留給我們的一個未解的思考題。

撰文｜曾迪洋（南京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責編｜程 莉

6歲的小毅正和小夥伴們玩得開心，父親遠遠地叫他回家吃飯。小毅不情願地去牽父親的手，身後的小夥伴齊刷刷站起來看著他們。有孩子喊道：小毅你一定記得回來和我們玩啊！

父親帶著小毅往家走，一路訓斥他：「叫你不要老是和他們一起玩，他們爹媽都出去打工了，是沒人管的，早晚帶壞你。」年幼的小毅想做一些爭辯，可最終選擇了沉默，因為他也隱約覺得自己和他們是有些不同，這點不同似乎來自於自己是有人管的孩子。小毅的父母后來也離家打工，但幸運的是，他們將小毅帶在身邊。再大些後，許多小夥伴便失去了聯繫，有的輾轉才能聽到些許消息。可是有時候小毅卻很想念他們，自己似乎和他們才能玩到一起。對於小毅而言，城市那麼大，朋友卻那麼少。

長大後的小毅在城裡經營一家麵館，在一次午後的訪談中，他抽著煙和我講了上面的故事。他講的故事還很長，那些長長的回憶被他揉進了麵條，被食客們吃進肚子，帶到了城市裡的各個角落。

年少時的小毅一定不知道，他和小夥伴們都是被遷移浪潮裹挾的孩子。像他們這樣的孩子還有千千萬萬，他們的名字叫做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

他們是誰？

勞動力遷移也許是21世紀中國最大的運動，這股浪潮從四十年前掀起就從未平息。許多人離開家鄉外出打工，他們的生命歷程也經歷了巨大變化。生命歷程理論的巨擘埃爾德（Elder）曾說，個體的生命歷程具有相互依賴性，因此單獨個體的生命產生變化時，也會相應影響他人的生命歷程。龐大的遷移人口身後是無數個形態各異的家庭以及其中無數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這些孩子的命運同樣被裹挾，他們的生命歷程也隨之天翻地覆。

除非經濟相對穩定，條件比較成熟，否則成年人外出打工，一般很少帶著孩子，更多的孩子被留在了家鄉。在學術上，這樣的孩子被稱為「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流動到其他地區，而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並因此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兒童。農村留守兒童高度集中在中西部勞務輸出大省，廣東、江蘇等東部發達省份比例也很高。

相比之下，流動兒童似乎多出一點幸運，他們至少能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不用面臨親子分離。「流動兒童」同樣有著嚴格的學術定義，是指那些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離開戶籍所在地半年以上、在其他遷入地居住的兒童。這些兒童主要跟隨父母集中在東部發達地區，而部分中西部地區流動兒童在當地城鎮兒童中所佔比例也比較突出。多數流動兒童屬於長期流動，他們平均流動時間為3.74年。近年來，流動兒童逐漸呈現低齡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時會將自己的孩子帶在身邊撫養，甚至很多兒童本身就出生在城市。

無論是留守兒童還是流動兒童，他們的規模都隨著遷移浪潮的愈演愈烈而逐年攀升。許多調查和實證研究考察了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狀況，在這些研究中，孩子們所處的境遇和所面臨問題，雖然一直被不斷討論卻依然深刻而複雜。

表1 不同時期農村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的規模

數據來源：根據《中國200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推測

親子隔離：留守的代價

當前留守兒童的監護類型有三種：由祖輩撫養的隔代監護，由父母同輩人撫養的上代監護（包括單親監護），以及自我監護。其中近1/3農村留守兒童與祖父母一起居住，有3.37%的農村留守兒童單獨居住。

這三種監護類型中，處於隔代監護下的留守兒童出現問題最多。父母缺失的隔代教育被認為可能會阻礙兒童的健康成長。祖輩的監護容易走入兩個極端，要麼放任不管、極度溺愛，要麼粗暴管教，甚至採取暴力。他們的教養方式相對落後，無法給予留守兒童更多成長支持與情感交流。

歸根結底，留守問題的核心在於親子隔離。父母之一的缺席，尤其是母親的缺席，會對留守兒童的學業成就、社會行為、身體健康與心理發展產生不良影響。許多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具有偏低的學業成就和認知能力，遲緩的身體發育和較差的健康水平，以及更為消極的心理狀態。如果再往細處深究，留守時間的長短，監護人的養育方式，留守兒童的年齡以及是否與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對留守兒童的成長與身心健康有顯著差異。

具體而言，年幼時（6歲以前）與父母分離的後果比年長時的分離更嚴重，與父母分離時間越長，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民主教養方式的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狀況最好，溺愛的其次，放任或專制最差；高中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狀況好於初中留守兒童；與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的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好於沒有與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的留守兒童；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兒童健康狀況最佳，次為與母親一起留守的兒童，而最差的是母親外出的留守兒童，其患病風險最高、就診率最低，處於最為不利的境地。

在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系統中，外出父母的重要性降低，他們主要提供經濟支持，但情感支持缺乏。因此，留守經歷還會帶來親子關係的疏離，導致兒童家庭責任感降低。這些被留守的兒童也更容易遭受到同輩侮辱、人身傷害甚至性侵。他們不僅更容易遭遇危險，同時也更容易製造危險，出現更多越軌行為。

有許多研究還發現母親在留守兒童成長中具有重要性。由母親監護的留守兒童，教育機會得到顯著改善，而由父親監護的留守兒童，教育機會卻會顯著降低。並且，那些母親外出型留守兒童的德行表現顯著差於其他樣本群體。因此，與父親外出相比，母親外出會給留守兒童帶來更大的負面作用和更少的收益。

流動兒童的世界

作為曾經的流動兒童，小毅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雖然和城裡的孩子沒法比，但終究還是好過被一直留在家鄉的小夥伴們。實證研究也證明，流動兒童在一些成長指標上的確好於留守兒童。因為能和父母在一起，能得到父母的照料和感情支持，他們身體發育和心理狀況都比留守兒童更好，甚至有些流動兒童還出現營養過剩的狀況。可是，流動兒童們依然有著自己無法解決卻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在早期，流動兒童進入城市公立學校需要繳納借讀費、贊助費等額外費用，直到2004年9月，這些費用才被逐步取消。目前大部分義務教育階段的適齡流動兒童都有機會在校學習，有近80%的流動兒童進入了公辦學校就讀。但是，不同地區之間的教育資源卻非常不平衡，並且許多打工者子弟學校教育質量較差，甚至不如農村的學校。隨著流動兒童的低齡化趨勢，學前流動兒童增多，這些孩子卻很難進入合適的幼兒園。而在義務教育階段後，流動兒童在遷入地繼續就讀高中也面臨許多困難，因此許多大齡孩子容易發生輟學，過早地踏上打工之路。

流動兒童的教育還具有流動性和間斷性。因為父母工作或居住地的變動，或者也因為一些打工子弟學校經常發生搬遷或撤離，這些孩子不得不經常更換就讀的學校，甚至因此而發生輟學。一項研究表明，大部分的流動兒童都有轉學經歷，其中相當一部分兒童的轉學次數在三次以上。遷移本身有可能對兒童的認知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但頻繁的遷移卻會阻礙兒童的社會交往和教育機會。

相比於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家長的教育期望更高。但是，由於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並且主要從事時間長、強度大的工作，因此他們在子女教養上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些家長會對孩子嚴格要求，但他們卻不能言傳身教，自己的閑暇時間通常在喝酒、打麻將或看電視中度過。另外，多數流動家庭的居住條件並不好，許多住房面積狹小，甚至沒有可供孩子學習的書桌。大部分流動家庭中除了孩子的課本以外，幾乎沒有一本課外書。流動家庭教育中的盲目和矛盾無法滿足流動兒童成長的需要。

對於孩子而言，念書的事情通常都不是自己能夠安排決定的，而進入一個陌生環境中的感受是直接而強烈的。流動兒童融入城市的狀況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成長之路，融入得越好，他們的學業狀況和身心狀況就越良好。可是城市文化的優越性容易造成對流動兒童的歧視，導致在居住環境和同輩群體中產生隔離，使流動兒童身上縈繞著「標籤效應」。在一些學校教師眼裡，流動兒童也被認為是學習成績差、組織紀律性差、衛生習慣差的「差生」。

孩子比成人更敏感，現實中的很多流動兒童雖然也喜歡城市的生活，但也敏銳地感受到自身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他們兼具強烈的自尊和自卑，容易感受到其他人異樣的眼光，也擔心受到歧視。他們的戒備心強，更願意生活在由類似家庭背景的流動兒童所形成的「小圈子」中。但這些小圈子並不利於流動兒童的城市融入。一些研究就發現，就讀於子弟學校的兒童比就讀公辦學校的兒童在城市融入的表現上更差。子弟學校容易形塑「子弟」文化，形成拒絕學習、找樂子、虛無迷茫的「反學校」特徵。這樣的學校不僅無法實現流動兒童的向上流動，反而促進了底層再生產。

有第三種選擇嗎？

實際上，「留守」和「流動」並不是一種固定的身份，而只是一種暫時的生活狀態。無論是留守還是流動的狀態，都會隨著父母具體生活安排的變化而改變。有許多這樣的兒童就隨著父母在城鄉間進行鐘擺式的遷移。在學齡前和義務教育階段，家長往往將女孩留在家鄉，選擇帶男孩進城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在大齡兒童中，情況卻相反。家長會讓完成義務教育的女孩儘早進城打工，以補貼家庭收入，而男孩則可以繼續接受教育。對比全國在校生平均性別比會發現，在小學階段和初中階段分別為116:100和112:100，學齡階段流動兒童中的性別比要高出許多，分別為152:100和149:100。

表2 2012年中國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性別結構

數據來源：2014年中國流動兒童數據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譚深曾提出「拆分型家庭模式」的概念，認為遷移人口原本完整的家庭模式被遷移過程拆解為兩部分：在城市中的勞動生產和在農村中的再生產，這種拆解製造了許多家庭模式的分裂。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問題不是單純的遷移所帶來的問題，而是與更廣泛、更深層的生活問題相關聯的。如今，在遷移浪潮的推動下，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不僅來自農村，也來自中小城鎮。這些孩子被裹挾其中，似乎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被留在家鄉成為遭遇親子分離的留守兒童，要麼來到城市成為被排斥在優質教育資源之外的外地孩子。他們的生活境遇就這樣被簡單粗暴地做了劃分。究竟還有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呢？

長期關注流動兒童教育的新公民計劃總幹事魏佳羽認為，第三條路是不存在的。

魏佳羽指出，人的遷徙還涉及到兩個層面的遷移，一個是稅權的遷移，一個是公共服務的遷移，而教育是最基本的教育服務。就中國稅收的現狀而言，只要一個人在一個城市穩定工作，他們的稅權就轉移了工作的城市，這個城市就應該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但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時，只考慮戶籍人口的公共服務，對非戶籍人口的公共服務不完全承認，這是流動兒童問題的本質」，魏佳羽說。

北京師範大學袁連生教授也持相近觀點，他認為：任何個人，只要在某地購買了商品或服務，就負擔了增值稅或營業稅，就為當地貢獻了稅收收入，就是當地的納稅人。在這個意義上就應該建立以流入地省級政府為主，各級政府共同分擔的流動兒童義務教育財政供給體制，保障流動兒童接受有質量的免費義務教育的法定權利。

但另一些學者卻認為流動兒童離開戶籍所在地客觀上減輕了流出地的義務教育財政負擔，但卻增加了流入地相應教育財政方面的壓力。流入地接納流動兒童的規模越大，教育經費的缺口就越大，卻沒有得到相應財政的支持。因此，在本質上迫切需要建構一套合理的流動兒童教育經費分擔機制。

無論現實條件如何局促，「只要國家承認義務教育，就要承擔這個責任，因為孩子是未來的孩子，」魏佳羽說，「重要的是接納流動兒童，承認他們的遷徙權利」。

目前，讓走出去的人重返家鄉並不現實，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問題既緊迫又持久，是無法通過一攬子的行政措施或零散的項目來解決。在一部關於留守兒童的紀錄片《村小的孩子》中，孩子們被問到長大後想幹什麼，一個小女孩羞澀地說她想打工。他們的未來似乎隱約中已經被什麼東西決定了。可是如何打破其中的桎梏，如果尋找到問題背後的根源，如何改變他們即將重複父輩的命運，對於政府、社會組織和每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人而言，都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全國婦聯課題組. 全國農村留守兒童 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J]. 中國婦運, 2013(6):30-34.

2. 譚深. 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研究述評[J]. 中國社會科學, 2011(1):138-150.

3. 李強, 劉精明, 鄭路. 城鎮化與國內移民:理論與研究議題[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

4.楊東平. 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6）[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

5.金樂, 付衛東. 流動兒童教育財政的困境與出路[J].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0, 49(3):156-160.

製版編輯：核桃林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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