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會引發安史之亂？

唐代經歷唐太宗「貞觀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則天的「治宏貞觀，政啟開元」「貞觀遺風」及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後，成為了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文治武功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達至鼎盛。安史之亂髮生後，對唐朝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1]

藩鎮崛起

主詞條：節度使、藩鎮

隨著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間屢次開疆拓土，先後平定遼東、東、西突厥、吐谷渾等地區，使唐朝成為一個國

安史之亂前的唐朝疆域

安史之亂前的唐朝疆域

境極為遼闊的國家。同時，為了加強中央對邊疆的控制、鞏固邊防和統理異族，唐玄宗於開元十年便於邊地設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數州為一鎮的節度使不單管理軍事，而且因兼領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等職而兼管轄區內的行政、財政、人民戶口、土地等大權，這就使得原來為一方之長的州刺史變為其部屬。據《新唐書 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節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為唐皇室隱憂。[2]

外重內輕

主詞條：折衝府

唐初，全國實行府兵制共置634個折衝府，其中有261個位於保衛京師長安的關中，故軍力是外輕內重，保證唐室有足夠的兵力保衛京師及其政權。唐玄宗開元十年設置節度使，許其率兵鎮守邊地，軍力日漸強大，漸有凌駕中央之勢。開元十四年時，京師守衛改由彍騎負責。而天寶年間，邊鎮兵力達50萬。而安祿山一人更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於諸鎮之中最強，擁兵20萬，實力強大。相反，中央兵力則不滿8萬，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漸漸形成地方反過來威脅中央的危機。

從貞觀年間開始，任用將領里的蕃將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都是因為忠誠效力而獲得提拔，但是仍然不能當上將，皆由大臣控制，所以上面還有餘權可以節制下屬。先天、開元年間，大臣中如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人，都是從節度使而升為宰相的。李林甫擔心儒臣因籌劃方略而得戰功，又得高位，因而想杜絕這一條陞官接近皇帝的路，好鞏固自己的權勢，於是勸說唐玄宗：「以陛下的雄才大略，國家富強，而夷狄還有沒被剿滅的原因，都是因為文官為將，他們不敢冒矢石身先士卒。不如任用蕃將，他們生的雄健，哺養在馬背上，成長在行陣中，天性驍勇。如果陛下能感化他們而任用之，他們定能效死，夷狄就不愁不能剿滅了。」唐玄宗同意他的說法，因而讓安思順代替李林甫統領節度，提拔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看中了這些人都不是漢人，沒有入朝當宰相的資格，因此之故安祿山能專控三個道的精銳部隊，十四年不遷動。唐玄宗信任李林甫的策略，不懷疑。[3]

玄宗怠政

主詞條：楊貴妃、李林甫、楊國忠

開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國家無事，唐玄宗喪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寶後，政治癒加腐敗。唐玄宗更耽於享樂，寵幸楊貴妃，安祿山為自保和陞官拜楊貴妃為母親。由提倡節儉變為揮金如土，如曾將一年各地之貢物賜予李林甫。他又把國政先後交由李林甫、楊國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劍的宰相，任內憑著玄宗的信任專權用事達十九年，杜絕言路，排斥忠良。楊國忠因楊貴妃得到寵幸而繼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財，以致群小當道，國事日非，朝政腐敗，讓安祿山有機可乘。

將相不和

安祿山兼三大兵鎮獨掌大軍，其

中精銳唐朝正規軍已達到15萬，擁兵邊陲，其手下驍勇善戰，甚獲玄宗寵信，引來宰相楊國忠忌恨。兩人因而交惡，而唐玄宗又對此不加干預。安祿山久懷異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討楊之名舉兵叛唐。

戰爭起因編輯

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

經濟矛盾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4] 以至百姓多遷徙流亡。[5] 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著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楊氏兄弟姐妹五家，聲色犬馬，權欲熏心，過著荒淫糜爛的生活[6] 。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使廣大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7]

階級矛盾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己，培植黨羽，把持朝政。[8] 繼他上台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節度使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使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民族問題

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隋唐以來，河北北部幽州一帶雜居著許多契丹人、奚人，唐太宗打敗突厥人以後，又遷徙許多突厥人在這一帶居住。他們的習尚與漢人不同，互相歧視，胡人安祿山正是利用這點拉攏當時的少數民族上層，作為反唐的親信。史稱安祿山於天寶十三載（754年）亂前，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將軍和中郎將。在他的收買下，當地少數民族竟把安祿山和史思明視為「二聖」。

內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於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壞，

大唐中興頌(拓片)

大唐中興頌(拓片)

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係。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於「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佔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節度使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更具體說，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鬥爭。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並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於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以及張巡、許遠的死守睢陽等的反抗鬥爭，這些局部地區反暴政的鬥爭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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